1930年代,中国大地上“打土豪、分田地”的浪潮席卷而来,几乎所有地主都成了被打击的对象。
但在江西赣县,却有一个大地主,他不仅没被打击,还买枪甚至倾尽家产支持儿子参加红军。
21年后,地主的儿子率军解放了家乡全省。
这个地主是谁?他的儿子又是谁?这对父子有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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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种子
江西赣县赖家村,有一座不同于村中其他房屋的宅院。
宅院门口悬着一副墨迹尚新的对联:“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横批:“积善之家”。
这是宅院主人赖家芳特意请来镇上的秀才写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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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一副装点门面的对联,更是赖家家风的写照。
赖家芳年幼时父亲早亡,母亲独力拉扯几个孩子,靠着在地主家打短工、纺线补衣才勉强糊口。
他靠着替人送货、打零工,一点一滴积攒,终于在成年后做起了粮行的生意。
那时候兵荒马乱,老百姓吃饭都成问题。
赖家芳却能在动荡中看准行情,先是低价囤粮,再高价出货,挣了人生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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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并没有像别的暴发户那样买地修园、置办妾室,而是请来两位老先生设馆授课。
自己不识几个字的他,要将孩子送去私塾,哪怕砸锅卖铁也要让儿子赖传珠“识字明理”。
在赣县那一带,许多地主的孩子从小就学着如何看账本、收租金。
而赖传珠,却是在描红和吟诗中度过童年。
赖家芳很少讲大道理,但他常带着赖传珠一起去街上卖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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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破衣烂衫的穷苦百姓让赖传珠看得怔怔出神;他也会指着田里的老农,悄声说:
“你若有出息,记得替他们做点事。”
赖家芳虽是地主,却从不剥削佃户。
他的租金向来公道,每年遇上灾年,还会主动减租免租。
这样的行为在同行中被讥为“假仁假义”,但赖家芳却始终不改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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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传珠就这样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长大,他的世界里,书香与泥土并存,仁心与担当并重。
十三岁那年,赖传珠开始接触更多的课外读物,其中便有不少讲述国家动荡与民族危机的报章杂志。
他常常捧着报纸,皱着眉头研究那些他尚未完全理解的字句。
一次,他问父亲:“爹,什么是‘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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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家芳沉默了片刻,只说了一句:“就是能在我们头上撒尿的人。”
赖传珠听了,攥紧了拳头,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关注起国家的命运。
他开始在私塾外组织小型读书会,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讨论时局。
赖家芳知道后,并没有阻拦,反而默默为他们点了一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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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情深
1920年代,赣南中学的一间教室里,赖传珠正伏案而坐,神情专注。
他的书桌上,压着几本刚刚借来的进步刊物,标题赫然写着:“阶级斗争”“推翻旧秩序”“劳工神圣”。
彼时,国共合作的北伐打破了沉寂的南方,革命的浪潮像洪水一样涌入每一座城市的街巷。
年轻的赖传珠,在这股洪流中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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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曾一心向往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幻想着穿上戎装、驰骋沙场,收复失地。
但1927年,陈赞贤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的消息传遍了校园。
赖传珠站在追悼会的黑白横幅下,忽然明白,那个他曾信仰的国民党,已经变了味。
追悼会结束后的那个夜晚,他走进了一间昏暗的小屋,面对坐在对面的一位地下党员,坚定地递上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
从此,他开始在街头组织罢课、张贴标语,甚至带领学生们与警察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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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言语锋利、行动果断,很快便在地下党组织中崭露头角。
但这份“出头”,很快也让他暴露在国民党的通缉名单上,无奈之下,赖传珠回到了赖村。
回家的那一天,赖家芳站在门口,望着这个浑身泥泞却眼神坚毅的儿子,眉头紧锁。
他没有多问,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先回屋洗个热水澡,家里饭热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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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父子二人围坐在堂屋里,赖家芳开口了:
“你变了,不是说国民革命军要振兴中华?你当初不是向着孙先生的志向去的吗?”
赖传珠长叹一口气,抬起头望着父亲的眼睛,说道:
“爹,孙先生走了之后,国民党变了,他们现在杀革命者、屠工人、镇学生,你能忍吗?我忍不了!”
赖家芳沉默了,他不是不理解儿子,只是他知道,这条路走下去,是刀山火海,是九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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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两人没有再多言,直到深夜,赖传珠悄然回房,写下了几份农民运动的策划纲要。
之后几天,赖传珠便开始走村串户,传播我党的理念。
穷苦人家见了他如见亲人,愿意为他掏出最后一碗米、最后一张草席。
而赖家芳也渐渐发现,儿子的所作所为,居然得到了村民的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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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坐不住了,一天深夜,赖家芳推门而入,手中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布包。
他将包放在桌上,掀开,里面是一支刚买回来的土枪,还有几发子弹。
之后的日子里,赖家芳将家中多年积攒的银两、粮食陆续拿了出来。
他还秘密托人在赣州买来数十斤火药和数把鸟铳,为的就是支持儿子筹备大埠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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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家门
1928年初春,赖传珠和参加南昌起义的百余名军官汇合,带领数千名赤卫队,举行了暴动。
赖家村成了这次武装起义的核心据点,赖家仓库的大门对村民敞开。
赖传珠站在高坡上,望着山脚聚集起来的两千余名农民武装,心中百感交集。
那一夜,他们向前推进,先是拿下了几个小乡镇,又迅速击破了当地几户豪强地主的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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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庄园曾是剥削农民的“牙城”,如今被攻破,百姓纷纷奔走相告,整个赣县仿佛都沸腾了。
而这场声势浩大的暴动,也很快惊动了国民党驻赣的地方武装。
几日后,赖传珠奉命前往于都支援另一支起义队伍的行动。
他的部队刚离开,国民党士兵悄然进村,悍然封锁道路、挨家搜查,最终找上了赖家。
随着一声枪响,赖家几十口人被拉出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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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迈的母亲、年幼的侄孙、兄弟姊妹、家中仆役,一个不落地被押上了卡车,发往县署。
在监牢中,赖家芳被单独关押,整整三日三夜,国民党军官轮番审问,软硬兼施,想让他写信劝降赖传珠。
他却只是低头看着满是伤痕的手,咬牙冷笑:“你们不配。”
最终,酷刑之下,赖家芳仍然拒绝屈服。
几天后,赣县城外,荒草丛生的刑场,十几个赖家人被迫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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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声枪响,赖家芳和赖家几十口人血洒荒郊。
与此同时,于都战线正打得激烈,赖传珠带领队伍奋战数日,眼见局势吃紧,他被迫撤入深山,隐蔽待援。
直到几天后,一位从赣县逃出来的老乡悄悄找到他,低声说出了那句话:“你家……没了。”
那一刻,赖传珠站在树林边,整个人愣住了,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可声音却颤得厉害:“你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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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被杀了,连你爹……”
老乡话未说完,赖传珠已重重跪倒在地,他没有哭,只是仰天长啸。
血染家门的悲剧,让赖传珠彻底蜕变。
他再也不是那个踌躇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青年,而是真正将性命、将灵魂交付给了革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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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魂归来
自从家人被害,赖传珠在外征战多年,始终未曾回到家乡。
直到1949年,他已经是东北野战军第十五兵团政委。
几十年的血与火,把他从一个私塾少年炼成一名久经沙场的将军。
但江西,那个他魂牵梦萦的故乡,却仍是他心头无法放下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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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他率军南下,部队犹如破竹之势,兵锋直指南昌。
这一次,他不是孤身归来,而是带着千军万马,带着一个即将诞生的新世界的信仰和力量。
他没有骑高头大马进城,而是和普通士兵一样,脚踏泥泞,走在队伍中。
部队很快解放了全江西,在宣布胜利的电报发出那一刻,部下纷纷欢呼。
可赖传珠却只是默默走进一间空屋,独自坐下,抚着怀中那本随身携带多年的旧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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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册里没有彩色照片,只有几张已经泛黄的黑白影像,一张是自己年少时在私塾门前的留影,一张是家族团聚时拍的合照。
照片中的赖家芳身穿长衫,脸上严肃却温和,手里拿着算盘,身后是一群笑意尚在的亲人。
“他们都走了。”他低声自语,“我却回来了。”
革命胜利后,中央评定将军军衔,按赖传珠正兵团级、战功赫赫的资历,他本应获授上将衔。
但他却主动要求降为中将,最后是毛主席亲自出面与他谈话,让他不再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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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授衔典礼上,赖传珠佩戴上将军衔,神情庄严,却始终未见笑容。
后来,他将那枚勋章带回赣县老家,在一棵老槐树下,挖出一个小坑,将军衔盒子轻轻埋入。
1965年冬,赖传珠病重,在沈阳的病床上,他依旧坚持参加会议,哪怕身体早已不支。
最后一次发言,足足讲了六个小时,结束后,他靠在椅子上,轻轻闭上眼。
赖传珠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忠义与信仰的故事,更是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在革命岁月中书写的真实注脚。
山河已无恙,忠魂终归来,历史不会忘记那些默默付出的人,也不会辜负每一个用生命守护理想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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