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亏损上千万、全国陷停运潮，曾经暴利的客运站，正在黯然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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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一张长途汽车票是连接梦想与远方的珍贵凭证，公交车厢里摩肩接踵的拥挤，几乎是每座城市心跳的证明。司机师傅，那是个“金饭碗”般响当当的职业。人们依赖着这些铁盒子，穿梭在城乡之间，构成了那个时代流动的血液。

但今天，这一切都变了。偌大的候车厅里，曾经人声鼎沸的景象被空旷和回声取代。一个个“空座位”背后，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公共交通大退潮。一年亏损超千万，曾经暴利的客运站，真的要黯然退场了吗？

一份正在失血的账单

传统公共交通的资产负债表，如今更像是一份流血不止的财务报告，数字背后是无法回避的系统性溃败。这不是某个城市的个例，而是全国性的崩塌。

放眼全国，整个公交系统每年的亏损额已经冲破了两千亿的大关。而在另一条战线上，公路客运的衰败更加触目惊心。从2012年到2022年，整整十年间，全国公路客运量像断崖一样，从三百多亿人次跌到了三十五亿，蒸发了整整九成。

钱都去哪了？答案很简单：成本和收入形成了致命的“剪刀差”。如今，全国公交每跑一公里，成本就要5.7元，但车票钱只能收回3.2元，相当于每前进一米，都在净亏两块五。高昂的燃料价格，新能源车购置和维护的巨额投入，像一座座大山压在身上。

收入端则在不断萎缩，私家车的普及，让全国保有量冲到了2.9亿辆，平均每四个人就拥有一辆私家车。招手即停的网约车、解决“最后一公里”痛点的电动车，都在疯狂地蚕食着原本属于公共交通的市场。

高铁的崛起更是釜底抽薪，每一条新高铁线路的开通，都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能稳定地切走沿线汽车客运大约10%的客源。速度更快、乘坐更舒适，甚至有些线路的票价都和大巴相差无几，旅客们用脚投票，作出了最自然的选择。

曾经作为城市交通枢纽的老牌客运站，如今纷纷倒下。在武汉，运营了四十年的傅家坡汽车客运站正式告别历史舞台，就连它的“继任者”汉口北客运中心，也只撑了三年就草草关闭。从海口到杭州，从成都到南昌，一个个熟悉的名字，都消失在了城市的地图上。

只有在节假日，当高铁和飞机运力饱和时，人们才会想起这些被遗忘的车站，短暂的客流回光返照般地涌入，但这更像是一场无奈的告别。

那些被甩下车的人们

当财务报表上的赤字迫使管理者们做出“理性”的决定时，公交线路的收缩和客运站点的裁撤，便成了最直接的手段。但在这些冰冷的决策背后，是一群人出行权利的悄然牺牲。

在湖南耒阳，随着连接乡镇的公交线路停运，一位老人为了去医院看病，只能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在崎岖的山路上步行整整十里。这条路，曾经只需要几块钱的车票就能轻松跨越。

在鹤岗，夜班公交的取消，让一位深夜下班的护士陷入了窘境。回家的路变得漫长而黑暗，她只能独自一人，摸黑走在寂静的街道上。这些城市里的“毛细血管”一旦堵塞，受影响最大的，永远是那些最依赖它们的人——老人、孩子、低收入群体和上夜班的普通劳动者。

在一些更偏远的角落，这种退潮带来的影响更加致命。大凉山深处的普雄，一辆破旧的中巴车，是当地彝族孩子们唯一的“校车”。它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孩子们连接山外世界、通往知识殿堂的生命线。它的每一次晃动，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

客运站的核心价值，并不仅仅是运送旅客，它更是连接广袤城乡大地的重要纽带。当这些站点一个个消失，断裂的不仅仅是一条条运输线，更是城乡之间的人员、信息和情感交流。

一场尴尬的变形记

面对生存的巨大压力，各地公交和客运系统开启了一场堪称五花八门的“自救”运动。它们努力地跨界、转型，试图在市场的夹缝中找到一条活路。然而，这场求生大作战，却更像是一场逐渐迷失自我身份的“变形记”。

最直观的变化是空间的“挪用”，上海长途客运南站，宽敞的候车室被改造成了羽毛球馆，市民的喝彩声取代了等车的嘈杂。郑州客运总站，则干脆摇身一变，成了一家机动车检测站，昔日的旅客变成了前来验车的司机。

这种改造盘活了闲置资产，看起来很聪明。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一个交通枢纽的核心空间不再服务于旅客时，也就宣告了它公共交通身份的彻底终结。这不是功能的升级，而是一种“腾笼换鸟”，笼子还在，但里面的灵魂已经换了。

比空间改造更进一步的，是业务上的“跨界”。南京的公交集团推出了“公交+快递”业务，利用夜间闲置的车辆来运送包裹。在河南卫辉，客运站的候车大厅旁建起了快递分拣中心，闲置的大巴车队则被投入到货运业务中。

这些创新确实带来了新的收入来源，可问题是，当公交车在深夜穿梭，运送的是货物而不是晚归的市民时，它的重心已经悄然从“载人”偏移到了“载货”。公共服务的属性，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被一步步稀释。人们不禁要问，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公共”交通吗？

当然，也有一些在主业范围内进行的积极探索。比如，北京开通了直达各大医院的“通医专线”，方便了患者就医。许昌则针对学生群体，推出了点对点的“校园直通车”。这些服务精准地切中了特定人群的需求，值得肯定。

但这些终究只是在现有模式上打的“补丁”，它们或许能解决局部的问题，却无法挽回整个系统性的衰退。而且，这类服务的受益群体相对有限，对于更广泛的普通市民来说，感受并不明显。

从羽毛球馆到快递车，这场轰轰烈烈的自救运动，更像是一场身份的不断剥离。它们在努力求生的过程中，似乎正在忘记自己最初的使命。

结语

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那些“空座位”，到底该由谁来填满？答案显然不是羽毛球，也不是快递包裹。填满座位的唯一方式，是重新找到“人”的需求。

传统公交车和长途客运站的实体形态或许会改变，甚至消失，但它们所承载的“公共”属性，作为社会基础设施的基石，却不应该消亡。技术可以迭代，模式可以创新，但那份服务于“公共”的初心，不能迷失。不是吗？

极目新闻2025-04-13《客运站掀起“关停潮”，承载了无数人乡愁的它，去哪儿了？》
澎湃新闻2025-04-11《消失的汽车客运站，去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