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报道①：机动车环境监管怎么管？

机动车领域迎来环境监管新规——《关于进一步优化机动车环境监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这份由生态环境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重要文件，聚焦重型货车这个重点领域，抓住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第三方机构（以下简称第三方机构）这个关键环节，用好数智科技这个有效手段，立足长效机制这个基础根本，构建了“源头严控—过程智管—末端倒逼—协同共治”的“四位一体”综合治理体系，推动解决机动车领域环境污染和弄虚作假问题，助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机动车环境管理不断走向深入

“2024年可谓移动源环境管理的关键一年。”采访伊始，伊飞就难掩激动之情。他说：“将移动源特别是机动车环境管理提到执法层面上，这是新变化。”

伊飞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的技术专家。在他看来，2024年，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披露第三方机构造假，到生态环境部组织两次机动车专项监督帮扶，再到多部门联合开展第三方机构专项整治，“从上到下都很重视”。

“近二十年来，我国机动车保有量逐年增加，连续多年产销量稳居全球第一，与之相伴的污染物排放量也在增加。”伊飞分析说：“尽管我们加强了对‘车、油、路、企’的管理，但随着这些年对固定源的监管力度持续加大，整个大的‘污染盘子’里固定源占比相对越来越小，移动源占比相对越来越大。”

依据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数据，全国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占总体氮氧化物排放量的34%，机动车中的重型货车氮氧化物排放量占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的70%以上，在一些城市占比还要更高一些。

在PM2.5排放方面，根据源解析，北京、上海、济南、杭州、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成为PM2.5污染首要来源，占比分别达46%、29.2%、33%、28%、21.7%、41%、38%。

“北京是最明显的，基本上固定源污染已经很少了，主要是移动源污染。机动车特别是重型货车尾气治理，已经成为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方面。”伊飞说。

除了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导致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第三方机构弄虚作假、故意“放水”，也是造成机动车“带病上路”的重要原因。

去年，生态环境部组织了两次机动车专项监督帮扶。伊飞介绍说，一次是在3月，当时只是摸底，另一次是在7月，监督帮扶范围覆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长三角地区等82个城市。两次监督帮扶，他都参加了。

伊飞告诉记者，监督帮扶发现，51%的重型货车存在私拆、私改、私刷等作弊问题，53%的检验机构存在使用OBD作弊器、擅自放宽检验方法、改变关键参数、冒黑烟车出具合格报告等造假问题，维修机构无实际维修、出具虚假维修证明等虚假维修问题也较为普遍。

在生态环境部举行的5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菲坦言，当前，机动车尾气已经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机动车达标排放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关键突破口。

事实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移动源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生态环境部也针对第三方机构弄虚作假问题和机动车污染物减排问题多次作出部署。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有关负责人接受《环境经济》采访时表示，在第三方机构专项整治期间，生态环境部赶赴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调研，从法律标准、机制制度、体制能力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并对遥感监测、用车大户监管等作了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组织起草了一份关于机动车环境监管的文件，旨在从源头上遏制违法行为。

参与《意见》起草编制工作的伊飞告诉记者：“在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时，他们非常支持，也认为必须要出台这么一份文件，把机动车环境监管这个事儿推下去，把第三方机构造假止住。同时，我们也充分吸收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深圳、苏州、郑州等机动车保有量较大的城市和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的意见，所以《意见》出台以后，我们也听到一些来自地方基层执法和监管部门的反馈，他们认为文件很实、措施可行。”

前述有关负责人表示，《意见》的出台，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具体举措，通过改进和优化机动车环境监管长效机制，推动解决机动车领域环境污染和弄虚作假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助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紧盯两个监管对象

机动车环境监管，到底怎么管？

“就是紧盯两个监管对象。”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副主任陈伟程解释说：“一个是聚焦重型货车这个重点领域，另一个是抓住第三方机构这个关键环节。”

针对聚焦重型货车这个重点领域，陈伟程告诉记者，《意见》构建了“源头严控—过程智管—末端倒逼—协同共治”的“四位一体”综合治理体系，即“源头严控，控的是增量；过程智管，防的是变量；末端倒逼，减的是存量；协同共治，是强化多部门跨区域协作，形成治理合力。”

具体来看，在源头严控上，指导机动车生产企业完善OBD防刷写和防篡改、污染控制装置破坏或拆除报警提示等功能，采取措施防止车辆OBD等核心控制数据泄露，避免用于非法刷写；强化机动车生产企业环保主体责任，严格实施排放召回管理制度。

在过程智管上，开展现场检查，将货车抽查纳入日常监管和执法检查计划，针对重点用车单位、运输公司、港口码头、物流园区等车辆开展检查，依托现有货运通道超限超载检测站点、重要交通卡口等，联合开展路检路查，重点检查不正常使用污染控制装置、不正常添加尿素、不正常运行OBD、擅自改装污染控制装置、擅自篡改OBD、冒黑烟等“三不两改一黑”问题。开展非现场检查，强化科技数智赋能，加强多源数据融合，通过对违法线索智能识别和推送，加强大数据分析与预警，创新“大数据+机制”数智监管方式，实现“停下靠检验，路上靠遥感”。

在末端倒逼上，明确重点行业绩效分级管理、重污染应急管控、城市低排放控制区等清洁运输要求，加快新能源车辆推广，推进符合条件的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老旧营运货车和燃油乘用车的报废更新。

在协同共治上，持续加强多部门跨地区数据共享、协同联动、联合惩治，压实车辆生产者、所有者、使用者、服务者等各方责任，强化全链条监管。

“我们既要严字当头强监管，也要精准施策优服务。”陈伟程说，《意见》的一大亮点，就是试行货车差异化定期排放检验制度，这对国六阶段的重型货车来说是一个利好。

他解释说，国六阶段的重型货车均按照国六标准要求加装了排放远程监控终端，通俗理解就是“黑盒子”，它可以对车辆运行状态、污染物排放水平、车辆故障状态、车辆定位信息等17项数据进行秒采，并及时传输给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可以远程掌握这个车辆的所有运行状况。对于安装了“黑盒子”的重型货车，在年度检验周期内车载终端运行传输正常且稳定达标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可以免于本检验周期上线排放检验，此举减轻了车主的经济负担。

至于对第三方机构的监管，陈伟程告诉记者，《意见》首次明确提出生态环境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统一认定标准，对违法情节严重的第三方机构依法取消检验资格。同时，两部门配套出台了《关于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伪造排放检验结果或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情节严重判定标准的意见》，为各地查处第三方机构弄虚作假违法行为提供了依据。

“《意见》出台以后，我们到地方调研，发现这两个文件的出台对第三方机构形成了震慑力，特别是现在明确了关于‘严重情形’的判定标准，第三方机构一旦触犯资质就会被取消，前期的投入也就打水漂了。”伊飞说。

多部门协同形成监管合力

与固定源相比，机动车具有个体分散、污染流动、违法可逆、群体敏感等特点，机动车排放又涉及生产者、所有者、使用者和服务者，这导致现场检查随机性强，遥感监测应用不够，违法犯罪溯源较难。加之机动车环境管理相关环节多、涉及部门多，部门间联合监管、联合执法、联合惩戒力度不足，跨部门、跨区域信息互通共享不够，协同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针对机动车环境监管的难点和堵点，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形成监管合力。”伊飞告诉记者，此次《意见》对公安、市场监督管理、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的职责均作了安排。

比如，公安部门的职责包括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在货运通道超限超载监测站点、重要交通卡口开展路检路查，对发现的超标车辆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进行处罚；对发现的涉嫌违法犯罪案件，加强行刑双向衔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包括强化第三方机构准入管理，统一采用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一般程序；对违法情节严重的第三方机构依法取消资质；联合生态环境部门加强机动车排放召回管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职责包括研究修订环境污染犯罪司法解释，细化有关机构犯罪情形认定；统一违法犯罪案件定性、案件管辖、证据规格等法律适用。交通运输部门的职责包括强化机动车排放检验与维护联动。商务、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的职责包括支持老旧机动车报废更新。

当下，要让《意见》落地见效，陈伟程认为，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快完善检验平台和综合行政执法系统，实现纵向三级联网和横向全国互通，目前已将京津冀鲁豫五省（直辖市）第三方机构重点过程数据关联到生态环境部，下一步将把范围扩展至全国。相关部门也要及时共享检验维修、监管处罚等数据信息，建立机动车监管信息网。针对作弊软硬件“产—销—用”、车辆破坏篡改等非法利益链，各地各部门要打破地域壁垒，跨省通办案件，实施联合信用监管和失信惩戒。同时，加紧行刑双向衔接，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要完善执法联动、案件移交、源头追溯等协作机制，统一案件定性、案件管辖和证据规格，形成严打造假合力。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陈伟程建议，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确保职责清晰、任务明确、措施到位、责任到人。同时，积极宣传好的经验做法，发挥导向示范作用，也要加大严重违法问题曝光力度，实现查处一个、警示一片、教育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