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战士被日军追击，向老乡求救，老农却一脚将他踹到了水田里

1940年的初春，鄂东山区的寒意尚未退尽，农田里依旧泥泞不堪。

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农正弯腰翻土，却不料，身后一名灰头土脸、气喘吁吁的新四军战士跌跌撞撞地冲了过来。

他身后的树林中，枪声正密集响起，短短几秒钟的犹豫后，老农没有拉他一把，反而猛地一脚，将他踢入水田……

这个举动，惊呆了所有人，这个战士是谁，老农又为何要这么做？他最终能否逃出生天？

少年挑担识山河

1915年，河南新县的一处土砖屋里，一声婴儿啼哭划破清晨的沉寂，那是张体学的出生时刻。

张家世代务农，祖辈勤劳却从未脱贫，到了张体学这一辈，家境依然寒酸。

父亲靠炸油条和做零工勉强养家，母亲体弱多病，但也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小小年纪的张体学变得比同龄人更早懂事。

他读过书，虽不到两年，他就能流利地背出《三字经》《百家姓》，连先生都夸他是块读书的料。

只是家里实在供不起，他的求学生涯也就草草结束。

可他没忘书里的道理，尤其是那些讲“忠义”“为民”的句子。

彼时社会动荡，红军的宣传队时常路过村子，张体学便挤在人群中听那些穿军装的人讲“打土豪、分田地”，讲“要穷人翻身做主人”。

每每听完，他都久久不能平静，他开始在摊子边讲给来买油条的邻居听，讲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不久，他加入了儿童团，那时候他不过十三四岁，却已经是村里孩子们的“头头”。

他组织大家为红军放哨、传信，甚至还学着画地图，把敌人驻扎的位置偷偷记下送给红军，大人们都说这孩子胆大心细，是个“当兵的料”。

这些经历，是张体学革命生涯的启蒙。

到1932年，在红军同志的推荐下，张体学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年他才十七岁，尚未成年，却已在血与火的边缘上磨炼得如铁般坚韧。

红军战场立功名

他被编入红二十五军独立营，从一名普通战士干起。

红二十五军是徐海东将军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之一，长期奋战于鄂豫皖苏区，是敌军围剿的重点打击对象。

战火连天中，许多新兵刚到部队没几天就成了烈士，而张体学却在战火中越打越沉稳，越打越老练。

他不多话，却从不退缩，每次战斗都冲在前头。

最初的战斗，是在扶山寨。敌军人多势众，火力强悍，而我军装备简陋，缺弹少枪，只能靠地形和意志硬拼。

扶山寨一战整整打了五天五夜。

敌人以为可以一鼓作气占领高地，哪知红军将士凭借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防线，将敌人一次次击退。

他亲眼看着战友倒下，再无人掩体的他却仍然冒着机枪火力，在山道中穿梭传送弹药，硬是凭一人之力稳住了阵脚。

战后清点战果，我军竟全歼敌人两千多人，这让敌人颜面尽失。

自那以后，张体学被调往军部，担任贴身交通员和警卫员。

别人听到“贴身”二字，多半以为这是轻松活，可张体学知道，能被安排在首长身边，代表的不仅是信任，更是考验。

在红军最困难的时期，军中纪律极严，首长的信使与警卫任务并非只是传话与站岗，稍有差池，整个部队的命运都可能因此转向深渊。

张体学没有辜负信任，有一次，部队夜间转移，突遭敌军偷袭，炮火连天，队伍混乱。

军部的一箱军饷和一批重要文件差点丢失。

张体学顶着枪林弹雨将这箱物资死死护住，一边背起文件包，一边拖着箱子从山崖翻滚下来，背部多处擦伤。

他没有叫一声苦，回到队伍时，还一边喘气一边说：“文件都在，钱也在。”

而真正让他一战成名的，是1935年冬天的直罗镇战役。

敌人困守寨子，寨墙高大，全是石块垒砌而成，子弹打上去，连灰都不带掉一层。

红军没有重型火炮，只能依靠步兵强攻，连续几天的猛攻无果后，徐海东将军陷入沉思。

而就在此时，张体学主动请战。

他找到徐海东，语气坚定：“军团长，让我带人去突袭敌指挥部。”

“你可知道敌人有多少？”徐海东试图劝阻。

“知道，但他们有死角，我看出来了，黑夜里，我们可以悄悄摸进去，一举拿下。”

将军沉默了几秒，最终拍了拍他的肩：“你自己挑人，但务必要回来。”

当夜，张体学带着数十名精锐战士，顺着一条野狗走过的小道悄悄靠近敌人据点。

他早已摸清地形，避开岗哨，穿过几道围墙，如影子一般贴近指挥部，等敌人反应过来，已是手榴弹在头顶炸响。

战斗持续不到一刻钟，敌人乱作一团，残兵溃逃，敌战局彻底改写。

此后，张体学被选送到延安红军大学深造，开始接触更系统的军事思想。

而不久后的庾家河战斗，再次印证了他非凡的军事素养。

敌人两次反扑，我军数次被迫后撤，他一手指挥交通队迂回侧击，设伏奇袭，将敌人两次击退，硬是守住了整个交通枢纽。

就在这刀光剑影、生死一线的战场上，张体学完成了从一名少年兵到红军骨干的成长蜕变。

敌后苦战燃烽烟

1938年，抗战如烈焰燃遍华中大地，红二十八军完成改编，正式编入新四军第四支队，挥师东进。

而张体学，却被组织留下，担任鄂东留守处警卫排政治指导员。

最初的岁月，极其艰难，张体学走村串寨，一边警戒敌军扫荡，一边拉拢村民、动员青年。

他白天下地与农民一同翻土种田，夜里围着篝火为大家讲红军的故事。

他讲红军如何把地主家的地分给穷人，讲游击队如何打跑鬼子、保住村庄。

渐渐的，有人开始偷偷为他带路、送信、打探情报，更多青年主动要求加入，他教大家用锄头做武器，用竹竿练刺杀。

没枪，他就去敌人阵地夜里“摸哨”，几次险些命丧枪口，却总能带回几把缴获的武器。

1938年10月，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宣告成立，张体学被任命为队长，刘西尧任政委。

这支队伍最初只有四十余人、二十条枪，一人只能配半条弹带。

可就是这支看似弱小的队伍，硬是在敌人眼皮底下生根发芽，一步步成长为东鄂地区最具战斗力的游击武装。

即便是在逃亡的山沟、敌袭后的稻田里，他也要带着战士操练阵型、演习攻防。

游击队战果逐日累积，他开始组织大规模的袭扰战，炸桥、烧仓、破哨、围据点，连敌人的运输线路也被他掌握得一清二楚。

到了1939年底，挺进队已扩展为拥有1300余人、轻重武器配备齐全的抗日独立团，成为敌后最令日军头疼的武装力量。

日伪对他们展开了几十次大扫荡，却屡战屡败，反被拖入一场场游击战泥潭。

哪怕再苦再难，他也未曾动摇过信念。

水田一脚惊四座

1940年年初，那一日，日军纠集百余人，联合伪军对张体学部驻地展开大规模“扫荡”。

要破此局，必须掌握敌军布防动向。

为了伪装身份，他换下军装，身穿农布长衫，躬身前行，与草木融为一体。

敌营外岗哨密布，哨兵步步为营，耳目灵敏。

张体学趴伏在枯草间，目不转睛地用望远镜记录敌军动态。

望远镜的镜面反射出一道微光——这道不经意的亮点，却被敌人岗楼上的日军士兵精准捕捉，对方警觉异常，立即向中队长报告。

短短数分钟内，一小队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带着军犬，从东侧树林迅速包抄而来。

张体学第一时间察觉动静，却并未惊慌。

他用手势示意百米外潜伏的警卫员撤离，然后毫不犹豫地将笔记塞入贴身衣袋，转身一跃，穿过低矮灌木，向稻田方向狂奔。

枪声响起，泥土飞溅，敌人已发现目标，数十名士兵蜂拥追击。

张体学奔跑在泥泞小路上，耳边是敌人凶狠的喊声与犬吠。

身后枪弹如雨点般掠过，一枚子弹几乎擦着他耳边飞过，激起一股热流。

就在他气喘吁吁、体力渐衰之际，前方出现了转机——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农正弯腰在田头翻土。

张体学冲上前去，急声道：“大叔，我是新四军，日本人追来了，帮帮我！”

老农闻言，抬头只扫了他一眼，他没有开口，反而紧皱眉头，仅两秒的沉默，他突然抬腿，猛地一脚踢在张体学腰间。

张体学毫无防备，被踹得一个趔趄，跌入水田之中，整个人瞬间溅满泥浆，脸上、身上沾满秧苗与浊水。

还未等张体学反应，老农已怒目圆睁，嘴里骂声连连：“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赌博、耍钱、逃学！老子不打断你的腿你不知道痛！”

话音未落，他竟又从脚下脱下草鞋，朝张体学身上猛砸。

一边骂，一边在田埂上作势要跳下来追打，嘴里嚷嚷得撕心裂肺，活像一个老父亲在训斥败家儿子。

恰在此时，追兵赶至，日军和伪军几十人将田头围得水泄不通。

领头的军官抬枪厉声质问：“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灰长衫的年轻人从这里过？”

老农“啪”地一巴掌打在自己腿上，气急败坏地吼道：“你们看不见吗！这就是那个王八蛋！偷我家银子去赌钱，输了跑回来，现在还敢顶嘴！

我这把老骨头都被他气得快断了！要不是看在我老伴留下这唯一的根，我早把他活埋了！”

敌人听得一愣，目光扫向田里那人，只见张体学泥头泥脸、满身狼狈，哪里还有半点军人的样子。

老农的“演出”实在逼真，情绪激烈得连鸡都吓飞了几只。

日军翻译走上前，半信半疑地问：“老头，你确定这不是新四军？”

老农叉着腰，怒火未消：“你们要觉得他是新四军，就带走好好教训教训，看能不能把他教成个人，省得我天天给他收烂摊子！”

士兵们一阵哄笑，队长冷哼一声，道：“走吧，前面村子继续搜！”转身带队离去。

待敌人身影渐远，老农这才缓缓跳下田埂，扶起仍在喘息的张体学。

他低声说道：“小兄弟，别怪老汉无礼，刚刚那脚要是轻了，怕敌人看出破绽。”

张体学满脸泥水，“您是我命里的贵人。”

“你是打鬼子的，咱农民不傻，分得清谁是自己人，你们拼命，我们不能添乱。”老农轻拍他的肩膀，“走吧，前面庄稼地里我挖了个土洞，先躲进去。”

当天夜里，张体学躲过敌人封锁，连夜撤回部队，将掌握的敌情一一汇报。

正是这次侦察，极大地增强了我军反扫荡部署的针对性与精准性。

而在稻田深处，那一脚，表面是羞辱，实则是智勇；那场怒骂，看似粗鲁，实则深情。

正是这看似“反常”的举动，让一个抗日英雄得以全身而退，也让世人看清——人民群众，是最深的水、最密的网、最真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