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岁退休大爷:跳了1年舞不敢再玩了,那些女人可不是好惹的
01
我叫老张,今年六十二,退休前在厂里管了半辈子仓库,闲下来浑身不得劲。我那口子,梅,看我天天在家不是看电视就是打瞌睡,沙发都快被我盘出包浆了,就一个劲儿地劝我:“老张,下楼去动动,你看人家文化宫广场上,多热闹。”
我瞥一眼窗外,天刚擦黑,广场上的大音响就开工了,音乐吵得人脑仁疼。一群大爷大妈,花花绿绿的,跟着节奏扭来摆去。
“不去,”我把遥控器捏得紧紧的,“一把年纪了,跟一群老娘们儿瞎蹦跶,像什么样子。”
梅把一盘切好的苹果搁我手边,叹了口气:“就当锻炼身体了。你这天天坐着,肚子都起来了。”
话是这么说,但我心里那道坎过不去。我一个大老爷们,以前在厂里也是个小组长,去跳那种软绵绵的广场舞,面子往哪儿搁?可架不住梅天天念叨,耳朵起了茧子,我终于还是缴械投降。
“行了行了,我去还不行吗?就当陪你遛弯了。”
就这样,我揣着一百个不情愿,被梅拉进了广场舞的队伍。
02
领舞的是个姓王的姐,快六十了,但精神头十足,嗓门也亮。她看我一个大男人杵在队伍后面,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乐了:“新来的大哥吧?别怕,跟着瞎比划就行,没人笑话你!”
我脸皮发烫,只能含糊地“嗯”一声,眼神躲躲闪闪,学着前面人的样子,笨拙地抬胳膊、伸腿。跳的什么《荷塘月色》,那动作,那音乐,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跳了不到十分钟,我就想溜。
梅在旁边,一眼看穿了我的心思,悄悄掐了我一把:“坚持住,出出汗对身体好。”
队伍里的女人确实多,叽叽喳喳的,像一群麻雀。休息的时候,她们围在一起,聊的无非是菜价涨了、孙子不听话、儿媳妇又买了什么新东西。我插不上话,也懒得听,就一个人站得远远的,假装看风景。
她们似乎也习惯了我的沉默,只当我是个闷葫芦。日子久了,舞步倒是慢慢跟上了,从一开始的同手同脚,到后来也能踩上点了。梅很高兴,说我气色都好了。我自己也觉得,每天这么出一身汗,晚上睡觉都踏实不少。
我开始慢慢认识队伍里的人。王姐是热心肠,谁家有事她都第一个知道。李嫂话不多,但舞跳得最好,身段特别轻盈,不像快六十的人。还有个小陈,五十出头,总是一脸愁容,听说她儿子工作不稳定,正闹着要跟女朋友分手。
这就是我的广场舞生活,一群普通的退休男女,在城市的一角,用单调的舞步打发着漫长而琐碎的黄昏。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平淡无奇地过下去,跳舞,对我来说,也就是个“玩儿”。
03
变故发生在去年秋天。
那天晚上,风有点大,李嫂没来。王姐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大家嘀咕了几句,也没太当回事,以为她家里有事耽搁了。
可一连三天,李嫂都没出现,微信群里也没见她吭声。这下,大家都有点慌了。要知道,李嫂是雷打不动的全勤队员,除非天上下刀子,否则她肯定会来。
王姐最先坐不住了,她拉着几个人,合计着第二天一早去李嫂家看看。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小陈忧心忡忡地说,“她男人身体不是一直不大好吗?”
“呸呸呸,别瞎说。”王姐瞪了她一眼,但眉头锁得更紧了。
那一晚,广场上的音乐都显得有气无力。我站在队伍里,心里也跟着七上八下的。李嫂那张总是带着淡淡忧愁的脸,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想起她跳舞的样子,腰板挺得笔直,每个动作都那么到位,仿佛生活的所有重担,都能在那一刻被她轻轻地甩开。
第二天,消息传来了。李嫂的丈夫,突发脑溢血,正在医院抢救。
这个消息像一块大石头,砸进了我们这个小小的舞队群里,瞬间一片沉寂。过了好半天,才有人小心翼翼地问:“严重吗?”
王姐发来一条语音,声音嘶哑:“很严重,在ICU,医生说……让家属有心理准备。”
04
那段时间,广场舞彻底停了。
群里每天都是关于李嫂家的消息。医药费像个无底洞,一天就是上万。她儿子在外地工作,赶回来也帮不上大忙,整个人都懵了。李嫂一个人守在医院,几天下来,人就垮了,瘦得脱了相。
我从梅那里断断续续地听到这些,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个原本鲜活的人,怎么说倒就倒了。一个原本平静的家,怎么说塌就塌了。
一天晚饭,我看着电视,心里却一直想着这事。梅看我心不在焉,问:“还在想李嫂家的事?”
我“嗯”了一声,叹道:“这人一老,真是怕生病。辛辛苦苦一辈子,到头来可能全送给医院了。”
梅沉默了说:“王姐在群里号召大家凑点钱,帮李嫂一把。虽然是杯水车薪,但也是个心意。”
我立刻说:“应该的。你看看捐多少合适,从我退休金里拿。”
梅点点头,拿着手机操作了然后把手机递给我看。群里,红包一个接一个地刷屏,两百、三百、五百……数额不大,但几十个红包汇集在一起,也成了一股暖流。那些平时连买棵白菜都要讨价还价的姐妹们,这时候没有一个犹豫的。
我看着那些熟悉的头像,心里突然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这已经超出了“玩儿”的范畴。
05
真正让我感到震撼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
捐款只是第一步。王姐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张排班表,发到了群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周一,张家送饭;周二,刘家送汤;周三,小陈去医院替班,让李嫂回家喘口气……排得满满当当。
王姐在群里说:“光给钱解决不了问题。李嫂现在最缺的,是时间和精力。咱们有时间的出时间,有力的出力。让她知道,她不是一个人在扛。”
我看着那张排班表,愣住了。这些平均年龄快六十岁的女人,她们自己家里也未必都清闲,有的要带孙子,有的要照顾生病的老伴,有的自己还一身的毛病。可她们,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把别人的难处,当成了自己的事。
梅也被排了班,周五送晚饭。那天下午,她炖了一大锅鸡汤,又炒了两个清淡小菜,装在保温桶里。
我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忍不住说:“你这膝盖也不好,还折腾这个。”
梅把保温桶的盖子拧紧,回头看我,眼神很平静:“老张,你记不记得,咱们儿子小时候发高烧住院那次?大半夜的,咱俩都快急疯了。是对门的邻居大嫂,二话不说,骑着自行车带我们去的医院,还帮着垫了医药费。那会儿,我就觉得,远亲不如近邻。”
她顿了顿,接着说:“现在,咱们跟这帮舞伴,也跟邻居差不多。谁家没个沟沟坎坎的?搭把手,就过去了。”
我没说话,心里却像被温水泡着,又酸又软。那段尘封的记忆被唤醒,当年邻居大嫂把钱塞到我手里时那句“赶紧给孩子看病,钱的事儿回头再说”,仿佛还在耳边。
06
那天晚上,我跟着梅一起去了医院。
医院里那股消毒水的味道,混杂着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我们在ICU门口见到了李嫂。她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旧外套,头发凌乱,眼神空洞地盯着那扇紧闭的大门。看到我们,她勉强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梅……你们怎么来了?”她的声音像砂纸磨过一样。
“给你送点吃的,你肯定没好好吃饭。”梅把保温桶递过去,拉着她的手,什么都没多问,就那么轻轻拍着她的手背。
我站在一旁,笨嘴拙舌,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的话显得那么苍白,我只能憋出一句:“李嫂,多保重身体。”
李嫂点点头,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沉默着。梅看出了我的心思,问:“是不是觉得心里挺堵的?”
我“嗯”了一声:“我以前当仓库保管员,最会算账。我在想,她家这个情况,医保能报多少,自费得多少,后续康复又是一笔大钱……她那个儿子,看样子也指望不上太多。这账,怎么算都是个死局。”
这是我的职业病,也是我作为一个男人的理性思维。我觉得,光靠送饭、陪护这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那能怎么办呢?我们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梅叹了口气。
是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吗?
07
回到家,我一夜没睡好。脑子里一会儿是李嫂空洞的眼神,一会儿是梅说的那句“搭把手,就过去了”。
第二天,我破天荒地主动给王姐打了个电话。
“王姐,我是老张。”
“哟,老张,稀客有事?”王姐的声音还是那么风风火火。
我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王姐,我想着,光送饭捐款,可能还不够。李嫂家现在肯定乱成一锅粥了。我是干财务出身的,对报销、保险这些条条框框还算熟。我想,要不我抽空去帮李嫂理理这些东西?看看哪些能报,哪些有政策,别让她稀里糊涂地吃亏。”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王姐的声音传来,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有点哽咽的激动:“老张……你……你真是个好人!太好了!这事儿我们这帮老姐妹谁也弄不明白,正愁呢!我替李嫂谢谢你!”
挂了电话,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这或许是我唯一能做的,最实在的事了。
08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我成了医院的常客。
我戴上老花镜,帮李嫂整理那一沓沓厚厚的缴费单、诊断证明。我打电话给社保中心,咨询大病医保的报销流程。我还翻出她丈夫单位以前的福利政策,找到了一条关于重疾补助的条款。
整个过程繁琐得要命,比我管一仓库的货都累。但每当我理清一条线索,找到一个可以申领的项目,看到李嫂眼里重新燃起一丝光亮时,我就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那些舞队的姐妹们,也用她们的方式在努力着。她们轮流在医院陪护,让李嫂能回家睡个安稳觉。她们从家里带来各种偏方,虽然不一定管用,但那份心意,比什么药都暖。小陈甚至把自己刚找了份家政工作的儿子叫来,帮着跑腿买东西。
我第一次发现,这群我曾经觉得“叽叽喳喳”的女人,身体里蕴藏着那么巨大的能量。她们平时看起来那么平凡,那么琐碎,但在关键时刻,她们的善良、坚韧和抱团取暖的劲儿,强大得让人心生敬畏。
她们,可真不是好惹的。
这“不好惹”,不是撒泼,不是计较,而是一种面对生活磨难时,绝不低头的顽强。是一种“只要我们还站在一起,天就塌不下来”的豪情。
09
两个月后,李嫂的丈夫奇迹般地从ICU转到了普通病房。虽然偏瘫了,但命保住了。
那天,李嫂在群里发了一长段感谢的话,最后说,等她丈夫情况稳定了,她还要回来跳舞。
王姐回了一句:“位置给你留着呢,随时回来。”
群里瞬间刷满了鲜花和拥抱的表情。
广场舞也恢复了。音乐再次响起时,我站在队伍里,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我看着王姐有力的手臂,看着小陈舒展了一些的眉头,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她们的每一次抬手,每一次转身,在我眼里,都充满了故事和力量。
这不再是简单的“玩儿”,这是一种宣告。向岁月宣告,向病痛宣告,向所有不如意宣告:我们还在这里,我们还站着,我们还能跳。
我跳了就默默地退到了一边,坐在旁边的石凳上,看着她们。
梅走过来,挨着我坐下:“怎么不跳了?”
我摇摇头,看着远处闪烁的霓虹灯,轻声说:“不跳了。以后我就在旁边看着你们跳。”
“为什么?”
我笑了笑,没直接回答。我心里想的是,我不敢再用“玩儿”的心态去跳了。这份情谊太重,这份坚韧太深。我怕我的笨拙,配不上她们舞步里的那份庄重。
我这个大半辈子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讲究规矩、讲究账目分明的大老爷们,被这群“不好惹”的女人,上了一堂最生动的人生课。她们让我明白,人与人之间,除了利益和规则,还有一种更古老、更温暖的东西,叫作“情义”。
10
从那以后,我真的很少再下场跳舞了。
每天傍晚,我还是会陪着梅一起去广场。她下场跳,我就在旁边找个地方坐着,或者溜达溜达。有时候,我会帮王姐扛扛音响,或者在她们休息时,去小卖部买几瓶水。
舞队的姐妹们见了我,都会笑着喊一声:“张会计来了!”
这个称呼,比“老张”或者“大哥”,让我觉得亲切得多。
李嫂后来真的回来了。她比以前更瘦,也更沉默,但当音乐响起,她站在队伍里,腰板依然挺得笔直。阳光的余晖洒在她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美。
我看着她,看着她们,心里特别踏实。
我跟梅说:“等咱们老得跳不动了,就搬个马扎,天天来这儿坐着,听听音乐,看看她们跳,也挺好。”
梅笑着捶了我一下:“就你话多。”
我知道,她懂我的意思。
这世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一群“不好惹”的人,在为彼此负重前行。我很庆幸,在退休后的日子里,能遇到她们。是她们,让我明白了,什么叫生活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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