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苏轼与范镇：跨越四代的忘年交‖夏钦

苏轼与范镇

跨越四代的忘年交

夏 钦

一个是“天下第一文人”,一个是四朝元老、以直言敢谏著称的谏官,尽管他们有着近30岁的年龄之差,但在群星璀璨的北宋历史星空下,命运的机缘巧合和政治取向的高度一致,却不妨碍他们成为关系密切的忘年交。师生情分、同僚交游、朋友之谊、亲戚缘分……复杂而绵密的关系,维系了整整四辈人。

他们是苏轼和范镇。

亦师亦友,两度拔擢

苏轼(1036年—1101年),字子瞻,他以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以及卷帙繁复的散文作品,成为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范镇(1007年—1088年),字景仁,益州华阳(今成都双流)人,仁宗宝元年(1038年)举进士状元,后官至翰林学士,与欧阳修、宋祁共修《新唐书》,参与修编《仁宗实录》,现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其笔记杂录集《东斋记事》。

欧阳修是苏轼的恩师,是家喻户晓的事,而在苏轼参与的礼部进士试和制科考试中,范镇是唯一一名两度担纲的考官。说范镇是苏轼的恩师,一点也不为过。实际上,在此后三十年的交往中,一方面是范镇对苏轼器重有加,而苏轼亦对范镇的尊重可圈可点。

师生、同僚、朋友、亲戚……范镇与苏轼之间的情谊维系了整整四代人。

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初六,朝廷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为知贡举,担任本次礼部省试的主考官,任命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学士梅挚、起居舍人知谏院范镇、知制诰韩绛四人同权知贡举,共同主持这一届科举考试。让苏轼名动京城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正是在这次考试中一挥而就的。这是苏轼与范镇的结缘之始。

那场科举考试产生的很多进士,对后世的文学、政治、思想等领域影响非常之大,无论政治、经济、文学、经学都有独领风骚的人物出现。

现存的苏轼与范镇最早的文字交往,是这场考试之后,苏轼向范镇呈送的谢启《谢范舍人书》:

夫君子之用心,于天下固无所私爱,而于其父母之邦,荀有得之者,其与之喜乐,岂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

同乡之源是苏轼与范镇交往的契机,但真正持续三十年的友谊并且将这份情谊延续给子孙后代的,还是共同的价值观。后来,苏轼在范镇去世后,为其写的悼念文章《祭范蜀公文》中,有“岂以闾里,忠义则然”之语,意指忠义让他们走到了一起,而不是四川老乡关系。这一点,确实如此,同为四川老乡、同任翰林学士的王珪也担任了苏轼科举考试礼部试的考官,但苏轼与王珪非但没有发展成要好的忘年交,在“乌台诗案”中,王珪反而是落井下石的重要推手。

在时隔四年的制科考试中,范镇再次位列其中,且是唯一一名再度担任考官的人选。

宋代制科考试成绩设五等,一等最高,五等最低,但一、二等实为虚设,北宋自建立百年来,从未有谁得到过一、二等,得三等的仅吴育一人,而苏轼此次被一致评为三等,实为北宋建立以来科举考试的最好成绩。

让范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两次考试中崭露头角的苏轼,多年后会成为人们公认的“天下第一文人”。

政见相合,危难相扶

苏轼兄弟两次考试大放异彩,为他们赢得了很好的社会声誉,尤其是得到主考官、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大力赞赏和推荐,使他们很快成为名动京城的明星。

赵孟頫绘《苏轼小像》

苏轼的父亲苏洵只比范镇小两岁,因为两个儿子都是范镇门生的缘故,加之同乡之谊,一来二往,两人冲破了巨大的官阶等级之差而成为好友,而范镇,也在默默关注着苏轼兄弟的成长。

科举考试之后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苏轼先后经历了居母丧、任凤翔签判、转殿中丞、丧妻、丧父等大事。而范镇面对苏轼护送父亲苏洵、爱妻王弗的灵柩不远千里返乡,除了鞠一把难过的泪,就是慷慨相助。

待到苏轼居丧返京,朝廷的风云已经大变,英宗执政不满4年就因病驾崩,现在登基的是不满19岁、雄心勃勃的神宗皇帝,而王安石已经进京一年,变法的大幕拉开已经快一年。面对云谲波诡的朝政,已经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读的范镇,一直在寻找出路帮助回京后无所适从的苏轼。

熙宁三年(1070年),范镇信心满满地向朝廷推荐苏轼为谏官,理由是制科考试时,苏轼考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且取得了北宋制科考试100年来最好的成绩。然而,事情却与理想的结局背道而驰——苏轼兄弟遭到王安石的姻亲谢景温的弹劾,说他们在送父亲的灵柩回乡时沿途妄冒公差借用兵卒,还在自己所乘坐的船上贩运私盐、木材和瓷器等物资。

北宋名臣范镇

遭弹劾与政治理念的差异有关。斯时,王安石力主的变法已经推行了两年,苏轼则作了洋洋洒洒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直言其中的弊端,并且在担任国子监主考时,借策题质疑变法中的不当之处。

调查持续开展了一年而毫无结果,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苏轼的清白磊落,范镇荐人的公允之心。

性情相契,肝胆相照

范镇一生以直言敢谏闻名,尽管为人低调,但在政治上,却十分坚持原则,哪怕惹恼皇帝,他都要表达自己的观点。有几个小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

宋仁宗在位晚期,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以及所生的几个皇子都相继夭折,立后就成了一个让大臣们担心的事,但很多人也只是忧虑一下而已,范镇却连上了19道表章,累计百余日,催促皇帝尽快从宗室子弟中选出一个养子来当继承人。仁宗皇帝对此极为恼怒,罢去了范镇的谏官之职,但他仍执着不懈地以死直谏。连有道德洁癖的司马光都忍不住由衷赞叹:“景仁(范镇字景仁)之勇决,皆予所不及也。”

王安石担任宰相推行“熙宁变法”时,执意要破格提拔其不为母居丧的学生李定为御史,朝廷的诏命下了,范镇五次封还词头(词头指朝廷词臣撰拟制诏的提要,有时“词头”也可代指制诏本身。中书舍人与给事中如不同意皇帝的政令,可以将皇帝的词头打回,称为“封还词头”)。好友司马光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拒绝接受枢密副使的委任,当神宗皇帝同意免去这委任时,掌管颁发诏命的范镇又再三封还诏旨,结果神宗皇帝只好把诏旨直接交与司马光。两个封还词头,一个是拒绝对一名小人的任命,一个是拒绝朝廷免去一名能臣干吏,可见范镇清醒的政治立场和爱憎分明的耿介个性。

范镇有这样的性格,自然视制科考试中考“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苏轼兄弟为隔辈知己,时时处处关注、关照着兄弟俩,范镇的家,也成为兄弟俩在京城“打秋风”不多的元老级官员的家之一。

苏轼知密州任结束改知河中府,走到济南时,原本想与分别了7年的苏辙团聚,没料苏辙已离开济南进京,这就给苏轼寄居在范镇位于京师西郊的东园提供了理由。待到苏轼兄弟结伴携手向河中府进发的路上,在陈桥驿却接到改知徐州军州事的诏令,并且附加了不许入京城拜谢皇帝的苛刻条件。两兄弟再次来到范镇家借居,这一次逗留,一不小心就长达两个多月。这两个月,宾主之间诗酒唱和,好不热闹,苏辙有一首《寄范丈景仁》的长诗为证:“东园桃李正欲发,开门借与停车轮。”

基于对当时政局的一致看法,范镇觉得非常有必要到洛阳去面见老友司马光,一吐胸中的块垒。在等待范镇回家的日子,苏轼兄弟还完成了不少大事:借范镇的宝地为大儿子苏迈完了婚,为二儿子苏迨治病,会见新老朋友如驸马王诜等。

史书上如此记载苏轼与范镇的关系:“范蜀公每对客,尊严静重,言有条理,客亦不敢慢易。惟苏子瞻则掀髯鼓掌,旁若无人,然蜀公甚敬之。”若干年后范镇去世时,苏轼在挽词中,还在感念当年范镇留宿他们兄弟二人的深厚情谊,“高斋留寓宿,旅食正萧然。”

“乌台诗案”中,御史台知道苏轼曾在范镇家住了很久,自然希望从范镇那里得到更多与苏轼有关的材料,久经宦海的范镇不但没有主动划清界限选择回避,而是不顾儿子们的阻拦,上书直言苏轼无罪。史书如此记载:“轼得罪,下台狱,素与镇往来,书文甚急,犹上书论救。久之,徙居许。”

“乌台诗案”结束后,范镇因收受苏轼《送范景仁游洛中》诗而被罚铜20斤,但范镇并没有因此而疏远苏轼,在其被贬黄州的五载岁月,依然保持着书信往来。

虽然有着三十岁的年龄差距,但耿介、豪放、刚强等性格,却是苏轼与范镇共同的特点。对苏轼贬谪黄州的日子,范镇极为关注,元丰六年(1083年),苏轼先是因感冒大病了一场,后来眼睛也出了问题,几至失明。很长一段时间,爱热闹的苏轼不再像平时那样抛头露面,不免引起了人们的胡乱猜疑。恰好这一年,曾巩去世,于是,人们误传苏轼也在这一天去世,“子瞻在黄州,病赤眼,逾月不出,过客相传以为死矣。”

《寒食帖》是苏轼在“乌台诗案”中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作,诗意苍凉,书法起伏跌宕、气势奔放。

当范镇听到这个传言时,不禁老泪纵横,大哭了一场,并且让家人马上准备好银两,他要亲自到黄州吊唁苏轼,慰问其家属。但是其儿子更冷静,说关山阻隔,口口相传的消息未必准确,还是先派人去打探下虚实再议。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乌龙事件”,当苏轼看到范镇的门客递上来的慰问信,感慨颇多,当即给范镇修书:“春夏间,多疮患及赤目,杜门谢客,而传者遂云物故,以为左右忧。闻李长官说,以为一笑,平生所得毁誉,殆皆此类也。”

得知苏轼在黄州买田准备养老之时,已移居到许昌的范镇发来了诚挚邀请:希望比邻而居。邻居自然没有做成,但是苏轼却写信,真真实实地麻烦范镇将其父亲当年在京城置办、位于宜秋门叫南园的房产卖掉,以获得的钱在宜兴买点地。“蒙示谕,欲为卜邻,此平生之至愿也。寄身函丈之侧,旦夕闻道,又况忝姻戚之末,而风物之美,足以终老,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数百千,已令儿子持住荆渚,买一小庄子矣。恨闻命之后。然京师尚有少房缗,若果许为指挥从者干当,卖此业,可得八百余千,不识可纳左右否?”

在苏轼的心目中,能够长寿且为人值得尊敬的,只有三人,“臣窃以为国之元老,历事四朝,耄期称道,为天下所服者,独文彦博与方平、范镇三人而已。”而苏轼一生仅为两个政坛人物撰墓志铭,就是张方平和范镇,在给范镇的墓志铭中这样写道:“熙宁、元丰间,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实(司马光)、景仁(范镇)。其道德风流,足以师表当世;其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二公盖相得甚欢,皆自以为莫及。”

朱之蕃《临李公麟画苏轼像轴》

通家之好,世谊绵长

除了范镇本人,苏轼与范镇的儿子范百揆、范百嘉,侄儿范百禄,侄孙范祖禹,以及范祖禹的儿子范冲、范温都有交往。

除苏轼与范镇两人的交往之外,还因为两人相互信任的情谊衍生出了各种姻亲关系,由此而维系了至少四代的亲情与友情。

范镇有两个孙女分别嫁给了苏轼兄弟的儿子:范百嘉的女儿嫁给了苏轼的小儿子苏过,范百揆的女儿嫁给了苏辙的儿子苏远。而苏轼的孙女、苏迈的女儿又嫁给了范镇侄儿范百禄之孙,苏轼的孙子、苏迨的儿子苏篑又娶了范镇的曾孙女为妻。

因为这层姻亲关系,苏轼在通信中表现得就尤为亲切,直呼“轼再拜子丰正字亲家翁足下”。《苏轼全集》中,收录其给范子丰的10封信件,其中《临皋闲题》,一封平平常常的家信,却金句频出,成为脍炙人口的家信:

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问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不如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尔。

后来,当范百嘉先于范镇英年早逝,苏轼格外悲痛,还担心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范镇经受不了此沉痛打击。

范镇哥哥范锴的儿子范百禄与苏轼同朝为官,哲宗时与苏轼的官阶相当,先后为中书舍人、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翰林学士,他们不仅政见取向趋同、日常生活交往也很密切,以致在党争之中,范百禄被视为以苏轼为领袖的“蜀党”成员,并被御史弹劾。

范镇的侄孙范祖禹比苏轼小5岁,早东坡3年去世,从辈分上分,范祖禹应该是晚辈,但两人却成了一生的挚友。范祖禹精于唐史,曾经跟司马光一起到洛阳花了15年时间编修《资治通鉴》,人称“唐鉴公”。范祖禹与苏轼互相欣赏的故事传为佳话,苏门弟子李廌在《师友谈记》中曾记叙,苏轼称“范淳夫(范祖禹)讲书,为今经筵讲官第一”。

元祐五年(1090年),因不堪党争之累的苏轼已经在杭州任知州第二年了,范祖禹向朝廷上札子称:“苏轼文章,为时所宗,忠义许国,遇事敢言,岂可使之久去朝廷?”

《苏轼全集》中,收录其给范祖禹的书信多达21封,时间跨度包含了在汴京、杭州、湖州、扬州、定州、黄州、惠州等多个阶段,足见其关系之密切。后来,范祖禹与苏轼相继都贬到岭南,两人还互通书信,回忆京华美好烟云,鼓励支撑度过贬谪时光。当苏轼在儋州得知范祖禹意外去世的消息后,一连写了好几封信给范祖禹的儿子范冲、范温兄弟,希望其坚强面对莫测的命运:

而吾友翰林公,独隔幽显,言之痛裂忘生……先公清德绝识,高交博学,非独今世所无,古人亦罕有能兼者,岂世间混混生死流转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仙佛之所言者必矣。况其平生自有以表见于无穷者,岂必区区较量顷刻之寿否耶?此理卓然,唯昆仲深自爱。

范祖禹的这两个儿子都很有文才,尤其是颇有史才的范冲,南渡之后,做过孝宗皇帝的老师。而范温是秦观的女婿,曾向黄庭坚学写诗,著有《潜溪诗眼》。

这种亲上加亲,亲中套亲的复杂姻亲关系和政治上的共进退,范苏两家,从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相识一直到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去世,两家在长达44年、四代人的交往中,未曾因时局、境遇的高低顺逆而发生变化,始终保持着密切、牢固的朋友、亲戚关系。甚至他们的这种关系,在他们后世的交往中,因良好的家风牵引,代代相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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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成都日报》2025年10月20日第8版

作者:夏 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