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日本亲戚：岳母娘家是日本北海道望族，妻子表哥生意很大

提到钱学森，咱们第一反应都是“两弹一星”、中国航天之父，课本里写满他冲破美国阻挠回国的故事。

可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岳母家是日本北海道的望族，妻子蒋英还有个表哥在日本做水产生意，做得还不小。

今天就好好聊聊这段藏在宏大叙事背后的家族往事，看看跨国血脉里藏着的那些故事。

岳母蒋佐梅

钱学森的岳母原名叫佐藤屋登，1890年出生在日本札幌。

那时候北海道正赶上明治政府的“开拓使”政策，经济发展得快，佐藤家靠着木材、煤炭和水产三样生意，很快就发了家。

家里有上千町步的林地，还有从函馆到稚内的冷链船队，甚至有专门给日本军部供煤的码头，妥妥的“北海道上流十家”之一。

不过佐藤家跟一般的土豪不一样，佐藤屋登的父亲佐藤荣作特别喜欢汉学，还专门去东京跟着晚清学者俞樾的弟子学《春秋》，家里常年订着《申报》。

这种对中国的好感，从小就影响了佐藤屋登。

搁现在跨国婚姻挺常见，但在100多年前，一个日本望族小姐能有这样的中国情结，还挺少见的。

1913年，23岁的佐藤屋登在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当护士长，偶然遇到了来日本看病的保定军校教官蒋百里。

那时候蒋百里因为辛亥革命后军制改革不顺利，心情特别抑郁，两个人在病房里聊，后来又写信，慢慢就有了感情。

1914年，佐藤屋登不顾家族“不能外嫁”的规矩，跟着蒋百里坐船去了天津，还改名叫“蒋佐梅”，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日本。

蒋佐梅虽然嫁去了中国，佐藤家嘴上可能有意见，行动上却没断了支持。

蒋百里1917年再去日本考察，钱还是岳父家偷偷给的；20年代蒋家在浙江海宁盖西式洋房，建材也是北海道佐藤商社低价运过来的。

本来想，家族反对跨国婚姻，就算不翻脸也得疏远，没想到佐藤家还能这样帮衬，这份情分确实难得。

妻子蒋英

蒋英是蒋佐梅和蒋百里的三女儿，1919年在北京出生。

她从小就跟着父亲在欧洲游学，德语、日语说得都溜，后来还成了有名的歌唱家。

1943年她在瑞士万国音乐比赛拿了冠军，是第一个拿国际声乐大奖的东亚女性，这实力放在现在也得是顶流艺术家。

1947年蒋英和钱学森在上海结婚，婚礼上有个证婚人特别有意思，是曾经在五四运动里被骂“卖国贼”的曹汝霖。

一开始我还纳闷，怎么会请他？后来才明白，这也能看出来蒋家在日本政经圈还有不少旧人脉，就算曹汝霖那时候低调了，也愿意来撑场面。

婚后钱学森去美国MIT教书，蒋英跟着定居波士顿。

1950年钱学森被FBI调查，家里的手稿没法直接带回国。

蒋英就想到了自己东京艺术大学的同窗，那位同窗的丈夫是日本驻波士顿的副领事夫人，她通过这位朋友，把手稿分批运回了北京。

这事儿直到2013年《蒋英纪念文集》出版才被公开，换别人遇到这种事可能早慌了，蒋英还能这么稳妥地找渠道，既懂艺术又有主见，难怪钱学森那么看重她。

而且蒋英在波士顿的时候，还借着自己懂日语的优势，帮钱学森搜集日本航空界的资料。

虽说这些资料具体起了多大作用咱们不知道，但能在丈夫遇到麻烦时，既顾着生活又想着他的事业，这份细心和能力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表哥佐藤寿氏

蒋英的表哥叫佐藤寿氏，他爹佐藤光男是蒋佐梅的侄儿。

二战结束后，佐藤光男在札幌开了家“佐藤商店”，一开始就卖卖北海道军港剩下的罐头，生意不算大。

到了70年代，佐藤寿氏接手后，把小店改成了“札幌佐藤水产”，专门做即食水产，招牌产品就是三文鱼饭团。

80年代日本推“观光立国”政策，来北海道的游客多了，佐藤寿氏的三文鱼饭团也跟着火了，到2010年的时候，公司已经有300个员工，年营业额能到68亿日元，成了北海道最大的熟食海产出口商之一。

搞不清的是，明明一开始是小商店，怎么就能做到这么大？后来才发现，佐藤寿氏特别会抓机会，把北海道的好食材跟冷链技术结合，又赶上旅游热潮，不火都难。

更有意思的是，佐藤水产还跟中国有不少合作。

2008年北京奥运村的海鲜供应商里就有他们家，而且竞标文件里“技术顾问”一栏，还盖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质部”的章。

虽说没有证据证明钱学森本人参与了，但航天系统能认可他们的冷链技术，这也能看出佐藤家的生意确实有实力。

2021年佐藤寿氏的儿子佐藤隼人还在天猫国际开了官方店，上线第一天就卖了300多万。

不过直播间背景板写着“致敬我的曾姑父钱学森先生”，这事儿也引了不少争议，有人说蹭爱国流量。

一边是商业营销，一边是家族情怀，想平衡好确实不容易，也难怪大家会有不同看法。

其实钱学森对这些日本亲戚的态度一直很清醒。

1955年回国后，他每年填《干部履历表》，都会如实写“妻舅佐藤寿氏，在日本经商”，还特意注明“无业务往来”。

1966年文革的时候，有红卫兵贴大字报说他“里通日本”，还是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说他的归国路线是毛主席批准的，家族历史早就审查过，才没让事情闹大。

8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佐藤寿氏好几次请钱学森夫妇去日本，都被婉拒了。

直到1987年，钱学森让儿子钱永刚以“个人旅游”的名义去札幌见了佐藤家，还带回了佐藤寿氏送的北海道岩牡蛎苗。

这批苗后来被青岛海洋所培育成“航天牡蛎”，成了我国首批远洋养殖实验的品种。

很显然，钱学森既没断了亲戚情分，又严守着“不涉官方”的底线，这份分寸感一般人还真学不来。

蒋英晚年的时候，把母亲蒋佐梅的和服、日本护照还有佐藤家的地契，都捐给了杭州档案馆，还在捐赠书上写“血脉可以跨越海洋，立场必须立足祖国”。

钱永刚后来在央视节目里说，母亲临终前还能用日语背《北国之春》，但一直叮嘱他们“蒋家首先是中国人”。

现在再看这段故事，不只是八卦钱学森的亲戚，更能看出20世纪中日之间那些复杂的联系有战争的隔阂，也有血脉的牵连；有资本的流动，也有立场的坚守。

就像咱们现在吃的三文鱼饭团，可能跟中国的航天事业看着不搭边，但背后藏着这样一段跨越国界的家族史。

钱学森说过“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亲戚有远近，但人类命运相连”，这段故事，大概就是最好的印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