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衣柜里,有两件一模一样的真丝睡衣,一件是我的码,另一件,小了一号。我问过建军,他说搞活动买一送一,店家硬塞的,想着料子好,就没退。我信了,因为建军这人,老实巴交,一辈子没跟我撒过谎。直到那天,我提前下班回家,推开卧室门,那个小一号的女人,就穿着那件小一号的睡衣,正坐在我的梳妆台前,用我的梳子,一下一下,梳着她乌黑的长发。
空气在那一瞬间凝固了。那个女人叫小梅,我认识,她就住在我们家属院后面那条巷子里,是个孤女,听说身体不好,一直没嫁人。她看到我,惊得站了起来,手里的梳子“啪”地掉在地上,脸色比墙还白。
我的心跳得像擂鼓,血液冲上头顶,耳朵里嗡嗡作响。我想尖叫,想扑上去撕烂她的脸,可我浑身发软,像被抽干了所有力气,只能死死地攥着门把手,指甲嵌进肉里都感觉不到疼。我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建军闻声从厨房冲出来,手里还拿着锅铲,身上系着我给他买的格子围裙。他看到这副情景,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他看看我,又看看小梅,张了张嘴,那声“秀莲”卡在喉咙里,像一块烧红的炭。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第一次坐在同一张饭桌上。桌上是建军做的四菜一汤,都是我爱吃的。可我一口也咽不下去,胃里翻江倒海,像是吞了一把碎玻璃。
建军先开了口,声音沙哑得厉害:“秀莲,你听我解释。”
我没看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对面那个叫小梅的女人。她始终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像一只受惊的鹌鹑。
“解释什么?”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却冷得像冰,“解释她为什么会穿着我的睡衣,用我的梳子,出现在我的家里?”
建军把锅铲重重地放在桌上,叹了口气,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小梅她……她以后就住这儿了。”
我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你说什么?王建军,你再说一遍!”
“我说,小梅以后就跟我们一起过。”他一字一句,说得异常清晰,也异常残忍,“秀莲,我对不起你,可我也不能不管小梅。她无依无靠,身体又不好……”
“所以呢?”我打断他,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所以你就把她领回家?王建军,我们是夫妻!领了结婚证的夫妻!你把另一个女人领回家算怎么回事?我们是在河南这个小县城,不是在旧社会!”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几乎是吼出来的。积压在心里的委屈、愤怒、背叛感,像山洪一样爆发了。我以为建军会愧疚,会求我原谅。可他没有。他只是沉默地看着我,眼神里有痛苦,有挣扎,但更多的是一种我看不懂的坚定。
反倒是小梅,她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冲着我磕头,一边哭一边说:“嫂子,你别怪建军哥,都是我的错……是我求他的……我一个人活不下去……”
我看着她梨花带雨的脸,心里却没有一丝同情,只有无尽的恶心和荒唐。一个巴掌拍不响,她要是真有骨气,怎么会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情?
那晚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哭了一整夜。我想不通,我和建军结婚十五年,从一穷二白到如今有房有车,日子刚有点起色,怎么就变成了这样?我们是自由恋爱,当初他追我的时候,全厂的人都知道。他说他会对我好一辈子,我也信了。这十五年,他确实做到了,他体贴、顾家,工资全交,我们几乎没红过脸。街坊邻居谁不羡慕我找了个好男人?可现在,这个好男人,却像一把刀,狠狠地插进了我的心脏。
我想到了离婚。这两个字像魔咒一样在我脑子里盘旋。可一想到离婚,我就想到了我们的儿子,东东。他今年上初三,正是关键时期,我不能因为这事影响他。再说,我们这个小县城,人言可畏,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会被戳一辈子的脊梁骨。我爸妈年纪也大了,身体不好,我怕他们受不了这个刺激。
我就这样在痛苦和纠结中煎熬着。第二天,我顶着红肿的眼睛走出房门,客厅里已经没人了。桌上的饭菜原封不动,已经凉透了。我走到次卧门口,门虚掩着,我看到建军正蹲在床边,给躺在床上的小梅喂药。他动作轻柔,语气温和,是我从未见过的耐心。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又被狠狠地剜了一刀。
这个家,一夜之间,变得陌生又压抑。
建军开始了他的“一碗水端平”。他把主卧让给了我和小梅,自己搬到了客厅睡沙发。他说,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女人,我谁也不能亏待。他把工资分成三份,我一份,小梅一份,他自己留一份日常开销。他给我们买东西,永远是双份,一模一样的衣服,一模一样的护肤品,甚至连卫生巾,他都会买两种不同的牌子,放在卫生间的柜子里,一边一种。
这种荒诞的“公平”,像一场漫长的凌迟。
我们三个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却很少说话。饭桌上,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晚上,我和小梅睡在同一张床上,中间隔着一臂的距离,像隔着一条冰冷的银河。我能听到她清浅的呼吸,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药味,我常常整夜整夜地失眠,睁着眼睛看天花板,直到天亮。
我恨她,也恨建军。我试过冷暴力,不跟他们说一句话,把他们当空气。可建军不为所动,他照常买菜做饭,把饭菜端到我面前。小梅则更加小心翼翼,走路都踮着脚,生怕惹我生气。我感觉自己像个一拳打在棉花上的小丑,滑稽又可悲。
我也试过大吵大闹,把家里能摔的东西都摔了。我指着建军的鼻子骂他狼心狗肺,骂小梅是不要脸的狐狸精。建军就那么站着,任我打骂,一声不吭。等我闹累了,他就默默地收拾一地狼藉。小梅则躲在房间里,捂着嘴无声地哭。吵闹过后,生活又会恢复那种死一样的沉寂,什么都没有改变。
周围的邻居渐渐看出了端倪。他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怜悯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幸灾乐祸。那些曾经羡慕我的大妈,现在总爱拉着我的手,说一些不痛不痒的安慰话,然后拐弯抹角地打听家里的情况。我感觉自己像个被剥光了衣服示众的囚犯,无处可逃。
我开始变得神经质,敏感又易怒。有一次,我看到建军在阳台上给小梅披了件衣服,就冲上去把那件衣服扯下来扔在地上,狠狠地踩了几脚。建军看着我,眼神里第一次有了失望。他说:“秀莲,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是啊,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的我,温柔、开朗,是厂里有名的“一枝花”。可现在,我被嫉妒和怨恨折磨成了一个面目可憎的疯婆子。
转机发生在儿子东东放月假回家。我千叮万嘱,让建军把小梅送走几天,不能让儿子发现。建军答应了。可那天,东东提前了半天回来,撞见了正准备离开的小梅。
东东愣住了,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女人,又看看他爸和我难看的脸色,似乎明白了什么。他把书包往地上一摔,眼睛通红地瞪着建军:“爸,她是谁?她为什么会在我们家?”
建军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支吾着说:“是……是家里的一个远房亲戚,来住几天。”
“亲戚?”东东冷笑一声,“哪个亲戚需要你亲自喂药,哪个亲戚能睡在你的床上?”
我浑身一震,原来儿子早就察觉到了。他只是为了不让我伤心,一直假装不知道。我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连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了,让他看到这么肮脏的一幕。
东东走到我面前,拉住我的手,对建军说:“爸,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不然,我就跟我妈走,这个家,我再也不回来了!”
看着儿子决绝的眼神,建军终于崩溃了。他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蹲在地上,抱着头,发出了野兽般的呜咽。
那天晚上,建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跟我讲了他和小梅的故事。
原来,建军年轻时在外面打工,有一次在工地上出了事故,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是小梅的哥哥,一个同乡,为了救他,被钢筋砸中断了腿,落下终身残疾。建军一直觉得亏欠他们家,这些年也一直在接济他们。后来,小梅的哥嫂意外去世,就剩下她一个人。前段时间,她被查出有严重的心脏病,需要长期吃药,不能干重活,连生活都成了问题。她走投无路,才来投奔建军。
“她哥是为了我才残废的,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唯一的妹妹病死饿死。”建军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秀莲,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是我混蛋。可我欠他们家的,是一条腿,一条命啊!我这辈子都还不清!我把她接回家,就是想让她有个地方能活下去。我跟她发过誓,我们之间清清白白,我只是照顾她,就像照顾一个亲妹妹。”
我听着他的话,心里五味杂陈。我一直以为,他是被小梅勾引,是单纯的背叛。我从没想过,这背后还有这样一段沉重的往事。我理解了他的“情义”,却无法原谅他的“选择”。
“情义?”我冷笑着问他,“你对她有情有义,那对我的情义呢?对这个家的情义呢?王建军,报恩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给她租个房子,可以每个月给她生活费,你为什么要用最蠢、最伤人的这一种?你把她带回家,把我们三个人都推进了火坑!你以为你是在救她吗?你是在毁了我们所有人!”
我的话像一把锥子,刺破了他用“道义”编织的虚伪外壳。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无力反驳。
那晚之后,儿子再也没回过家,他搬去了学校宿舍,周末就去我娘家。他用这种方式,表达着他的抗议。儿子的决绝,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意识到,这个畸形的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向建军提出了离婚。这一次,我异常平静,也异常坚定。
建军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哑着嗓子说:“好。房子和存款都给你和东东,我净身出户。我会找个地方,安顿好小梅。”
我以为我会如释重负,可当他答应的那一刻,我的心还是像被掏空了一样,疼得无法呼吸。十五年的感情,终究是错付了。
办手续那天,天阴沉沉的。我们俩一路无话,像两个陌生人。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我看到建军的眼角,有泪光闪过。
走出民政局,我没有回头,径直往前走。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和这个男人,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用最快的速度卖掉了那套承载了我们所有回忆的房子,带着儿子离开了那个让我窒息的小县城,去了省城。我找了一份工作,租了一个小房子,开始了新的生活。
起初的日子很难,但我咬着牙挺了过来。儿子很懂事,学习更加刻苦,他说要考上最好的大学,以后让我过上好日子。看着他日渐成熟的脸庞,我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偶尔,我会从老家传来的闲言碎语中,听到一些关于建军和小梅的消息。听说,建军带着小梅搬到了更偏远的乡下,靠打零工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很苦。听说,小梅的病越来越重,建军为了给她治病,欠了一屁股债。
我不知道这些是真是假,也不想去探究。他们的世界,与我无关了。
有一次,我妈来看我,犹豫了半天,还是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说是一个老邻居托她转交的。信封里,是厚厚的一沓钱,还有一封信。
信是建军写的,字迹还和他以前一样,刚劲有力。
信里,他没有请求我的原谅,只是跟我说,东东上大学的钱,他早就准备好了,就存在一张卡里,密码是东东的生日。他说,这笔钱是干净的,是他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让我放心给孩子用。他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和儿子,如果有下辈子,他愿意做牛做马偿还。信的他说,小梅走了,上个月,病没扛过去。他现在一个人,挺好。
我捏着那封信,眼泪不受控制地掉了下来。我不知道自己是该恨他,还是该可怜他。他用一种极端错误的方式,去坚守他所谓的“道义”,最终赔上了自己的婚姻、家庭,和一生的幸福。他以为自己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却不知道,真正的担当,不是把所有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扛,而是懂得取舍,懂得保护好自己最亲近的人。
我把那张银行卡收了起来,但那笔钱,我一分都没动。我想,这是我留给自己,也是留给这段荒唐婚姻的,最后一点尊严。
如今,儿子已经考上了大学,我也换了一份更稳定的工作。生活平静而充实。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那个小县城,想起那个曾经被称为“家”的地方,想起那两件一模一样的睡衣。它们就像一个烙印,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提醒着我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
我不再恨了。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它让我学会了放下,也让我明白了,婚姻里最可怕的,不是不爱了,也不是背叛,而是一个男人那自以为是的、足以毁掉一切的“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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