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来四十年（一）

文/邢铁

《一路走来四十年》系列共四篇，曾发于2021年3月，现应广大读者要求重发。

作者简介：1957年出生在冀南平原的新河小镇，中学毕业后做过临时工和代课教师。1978年开始陆续在河北师范学院、云南大学和南开大学读书，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毕生以史为业，读书教书写书。现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作者上大学时期

从1978年秋天开始，除去在云南大学读研究生的三年，我一直在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今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读书教书，对学校的改革发展历程有着切身的感触，觉得有些东西应该写下来，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也为我们这些人留下一些记录。前几年，承蒙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约稿，我写了两篇回忆文章，前一篇写的是在这里读书的情景，是为纪念我们“七八级”毕业30周年写的，刊登在《文史精华》2012年第3期；后一篇写的是在这里教书的经历，是为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写的，刊登在《文史精华》2017年第2期。2018年秋，我们年级筹备入学40周年纪念活动，我就把两篇文章整合在了一起，与同学们共同追忆过去的时光，并汇报一下这些年我们历史专业的情况。

一 、我们“七八级”的大学生活(上）

我们年级的全称是“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七八级”，1978年秋天入学，1982年暑假毕业。那是一个能静下心来读书的年头，国家虽然很穷，上大学也不收取任何费用，毕业后全都分配工作；条件虽然艰苦，风清气正，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觉得有希望有奔头。

1.洋河滩上的大学

我们入学的时候，学校还在宣化城西南十几公里的洋河滩上。我们在这里读了三年，大四的时候才搬到了石家庄。

这所普通的地方师范院校曾经有过高贵的身世：最早可以攀上1902年北京的“顺天府学堂”和1906年天津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但那都是中学的规模；可靠的谱系从大学算起的话，应该是1949年8月始建于天津的“河北天津师范学院”。1958年历史、中文等专业从天津搬到北京，参与组建了“河北北京师范学院”；1969年年底以战备的名义被赶了出来，搬到了北京西北150公里、隶属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的宣化，称为“河北师范学院”了。

宣化地处游牧交界地带，曾经是塞外的军事重镇，唐代称为武州，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幽云十六州”，就包括这里；李自成进北京，也是从这里一路南下打过去的。我们入学的时候，宣化古城已经风光不再，只有鼓楼牌匾上乾隆御书的“神亰屏翰”四个大字，诉说着自己往日的重要和辉煌。当时宣化的行政建制很特别，是张家口地区所属张家口市下面的一个“区”，级别比市小，比县大，算是对当年“京西第一府”的一种尊重。其实，这里距张家口市区还有将近30公里的路程。

原来学校在北京的时候，为了落实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给师生提供劳动锻炼的场所，就在宣化西郊6公里的洋河滩上建了一个大型农场，并且有了整体搬迁到这里的动议，已经盖了一些房屋。冥冥之中为自己安排下了一个落脚点。

我们是在10月21日报到的，按农历是九月二十，霜降时节的塞外已经有些寒意了。傍晚我在宣化火车站下车后，按照入学通知的说明，自己买票坐4路公交车，出城往西南走了半个多小时，到“师院”站下了车。沿着简易的柏油路和小土路走了一阵子，过了一道沟，打问了几次，才找到了我们报到的地方——文史村。

这是在一片丘陵荒滩上建成的校园，东西南北都有两三公里，后来看到院史上说占地2455亩，加上东北角上的农场，应该远不止这个数。整体看上去，这真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甚至与当地的村庄农田没有明显的边界，校园与农田菜地相互交错着。中心地带标志性的建筑群，是办公楼、体育馆、一座医院兼招待所的小楼和两座连着阶梯教室的三层教学楼。老师们住在东头靠近4路车终点站的地方，都是一家一户的独门小院。

八个教学单位分成了三拨，入乡随俗，都叫做“村”，政教系、物理系、化学系和文体系在最南头，刚来的时候没有行政办公楼，学校的各行政处室也在这里办公，所以叫做“院部村”；数学系和外语系在西面，叫做“数外村”；中文系和历史系在北面，叫做“文史村”。我们从“文史村”到教学楼有五六百米，到4路车站和“院部村”都有一公里多，离“数外村”有七八百米。

各个“村”与当地的于家屯、江家屯一样，也是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唯一像个“单位”的地方，是一圈弯弯曲曲的红砖围墙，两尺多高，矮得奇怪，我以为是为了省砖，后来才看明白，原来这围墙有五六尺高，里面基本上还是原来的高度，外面已经被大风卷来的沙土堆埋了大半截。围墙的连接处，是一个没人看守、昼夜都不用关闭的铁栅栏门，朝南敞开着，如同村口一样，指点着我们可以从这里进村。

学校的规模很小，才八个系，一千名学生。人少场地大，集体活动很方便，那时候经常开全校师生大会，正规的大会在体育馆，一般的会在院部村的露天操场，放张桌子就行了，连麦克风都用不着。除了体育馆，教学楼的南面和西面还有两个露天场地，称为“风雨操场”，都有四五个足球场那么大，一个用来开全校运动会，有个坐西朝东的简易的主席台；一个用来放电影，中间竖着一个铁架子。我们上体育课用不着这么大的操场，平坦的小场地有的是。冬天的体育课学滑冰，把小操场平整好，围一圈土埝子，泼上水，冻一会儿就成了。

这个地区俗称“坝上”，地势向东南倾斜，是蒙古高原到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总是从西北卷来狂风，一连好多天刮个不停，有同学作诗诌词，说“大风起兮，遍河北师院，非沙即石也。”当地人通俗的说法，是“一年两场风，从春刮到冬”，一场风可以刮半年。狂风卷起漫天的黄沙，睁不开眼，房间里到处是沙土，白天打开荧光灯，灯管全是绿的。最可怕的是冬天，从西北高原倾泻而来的风很硬，干冽清冷，再厚的棉衣也能一风吹透。

洋河滩本来是个办农场的地方，也是个驻军练兵的场地（1981年秋天的全军大演习就在这里，学校搬走以后这里成了51056部队的营房），实在不具备办大学的条件，在那个年代硬是办起来了，而且办了十多年。不过，当初这里像是一个避风港，离开了“文革”风暴的中心，倒是让老师们喘了口气。到“文革”后期，形势稍微平静，老师们又开始钻研自己的学问了。王树民先生回忆说，他在宣化的时候，宿舍里没有桌子，就把切菜用的小木板翻过来写字，修改好了《史部要籍解题》一书；胡如雷老师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是“文革”前夕在北京的时候写成的初稿，在洋河滩上的小平房里最终修改完成的…… 这些都是后来听说的。我们入学的时候，老师们来这里已经10个年头，已经学会“村”里的生活了。

据说写大学生活的文章有个规律，凡是在校生写的，大都是批评意见；凡是老校友写的，大都是美好记忆。我们的大学生活说不上美好，也同样难忘。1992年我们年级毕业10周年聚会，我在纪念册上写道“我们的班级十年前就成了历史，温馨的记忆依然是那样清晰：塞外的风沙、文史村的平房，还有那个时候的你”，宣化洋河滩已经是我们永远的记忆。2002年百年校庆来了很多老校友，我们历史文化学院自己先搞了个聚会，我在简短的致辞中特意提到了宣化：“在‘文革’那样的时候，在宣化那样的地方，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队伍没有散，信念没有变，学问没有丢，带着累累的伤痕顽强地走过来了。在我们的百年校史上，写下了悲壮而难忘的一页。在此我提议，让我们向从洋河滩上走过来的老师们表示特殊的敬意！”在长时间的掌声里，很多人的眼圈都红了。

2.年龄悬殊的同学

高考制度改革，就是恢复“文革”以来中断了的大学考试招生制度，是1977年8月初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决定的。我在偏僻的故乡小县城，一点儿消息都不知道，10月21日才从广播里听到，才着手准备。当年年底“七七级”第一次考试我参加了，初选后体检、政审，然后就没有了消息。接着又参加了第二年夏天“七八级”的考试，才考取了。第一年考试由各省组织命题，第二年开始全国统一命题，两次考试的科目相同，文理科都考政治、语文和数学，都是100分满分；文科加考历史和地理，理科加考物理和化学，第一年加考科目各50分，总分400分；第二年各科都是100分，总分500分，比第一年考试规范了。

第一年除了报外语专业的不用考外语，第二年外语只是参考分，不计入总分，因为“文革”期间很多地方没有开过外语课，从1979年开始，才逐渐按比例计分。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有英语课，第二年本来是应该考的，我们县招办的工作人员理解错了，以为像第一年一样，除了报考外语专业的都不用考，所以没有给报上，都没有考。

高考是1966年中断的，12年了，积压了好几拨人，加上当时大学很少，每年全国只招三四十万人，竞争特别残酷，1977年河北省的录取率仅为4.7%，1978年全国的平均录取率为6.6%；文科考生多专业少，录取率更小，据说1978年只有3%。河北省1977年的初选线是242分，1978年是300分，按百分制来说都是60分及格初选，因为招生少，所以分数线定的比较高。

“文革”以前中学毕业的考生年龄大了，历史、地理复习起来相对容易些，大都选择考文科。对于我们这些“文革”期间读小学中学的来说，说是复习，其实是从头学，因为我们哪门课都没有正式学。我在高中学过几节历史课，批林批孔的时候讲儒法斗争故事，记住了几个历史人物，地理课从来没有上过，但历史地理总比物理化学容易，仗着年轻记性好，死记硬背，也只敢考文科。所以，跟后来正相反，我们那两届考文科的比理科多，我们县总分前几名的都是文科。

有一次孩子问我，你们那时候上大学读书，真的是为了“振兴中华”吗？年轻一代不了解我们当时的处境，我们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只是想尽快从农村逃出来，因为农村太穷太苦了，我们村的工值不到两毛钱。报志愿的时候，对学校和专业都不怎么在意，能上就行，上了大学户口就能“农转非”，吃商品粮，就有“铁饭碗”了。城里非农业户口的“干部子弟”上大学也很迫切，尤其是在农村插队的知青，我们一起复习的一位女同学，自身条件和家庭条件都很优越，从知青点选到县广播站做播音员，相当于现在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令人注目和羡慕；头一年考取了邢台师范学校代办的中文大专班，用来培训老民办教师的，两年制，很不正规，她竟然也去读了。特殊年代的特殊处境和想法，导致了今天看来很难理解的怪现象：理工农医的考生扎堆儿报兽医，农林院校的生源空前绝后地好；我们县总分前四名的考生，分数与录取院校的档次正好拧个：第一名贾锡元，“文革”前高中毕业，上的张家口师专中文系；我是第二名，没敢报重点，第一志愿就是河北师院历史系；第三名白庚民也是“文革”前毕业的，上的兰州大学历史系；第四名程怀灵最幸运，上了南开大学哲学系。

那时候我们对大学的了解非常少，甚至搞不清楚文科理科、专科本科是怎么区分的。入学以后发现大家的状态都差不多。本来，河北师院是个排名靠后的普通本科院校，够提档线300分就可以录取，我们班超过335分重点线的有一多半，我367分，比我高的还有好几个，最高分是齐长虹的403分，因此得雅号“403”。她是北京知青，在承德山区插队，凭这分数完全可以进入北京的好学校，也糊里糊涂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在历史系的开学典礼上，副系主任阎跃斌老师介绍情况，说到我们的学制是四年的时候底下一片惊讶：很多人还以为三年呢，因为“文革”以来大学都改为三年制了。

我们这一届历史专业录取了84个人，分成两个班，上课、活动都在一起，还经常与“七七级”合并上大课。同学们的平均年龄大，同学之间的年龄差距也大，最大的三十五六岁，占了三分之一，“文革”前夕读的中学，称为“老三届”，已经在社会上混了几年甚至十几年，并且早已成家、家有儿女了；我入学时21岁，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最多，占半数以上，“文革”期间读的小学和中学，已经工作或劳动了四五年的时间；还有几个应届高中毕业考上来的“小崽儿”，只有十六七岁，比班里的老大哥小一半。真正称的上流行歌曲里唱的“八十年代新一辈”的，主要是我们后两拨。

同学中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都有，其中的“兵”有现役军人，也有退伍兵，我们班长殷兰庭、副班长李如庆都当过兵，老殷还立过三等功。我们宿舍8个人，没有应届毕业生，3位“老三届”，杨爱民是石家庄三中的老师，高崇是邢台医疗器械厂的车间主任，张录平当过兵，退伍后在他们县五金厂修自行车；另外5个人中，我在我们县中学做刻写员，王万里是石家庄市的下乡插队知青，牛靖华是他们村的团支书，乔福锦在公社中学当民办教师，韩慕愈只读过小学，在他们县当采购员。

当时有个口号叫做“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指的是“文革”耽误的读书时间，我们真是这样想，这样做的，时间抓的很紧，有的勤奋刻苦到了自虐的程度。不过，从后来全国“七七、七八级”的整体发展情况看，学文科的还可以弥补，尤其是学影视、美术的，出了很多超越性的作品，做人文社科研究的也有一些成就；学理工科尤其是理科的明显不行，因为做原创性研究的年龄过去了，已经“夺”不回来了，只能是授业教课。还有一些同学已经被生活消磨的没有了远大志向，读大学仅仅是为了转户口、找个正式工作而已。这是后话。

我们都是穿着旧衣服、扛着旧行李卷入学的，并不是刻意保持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确实是没条件。那时候买衣服要用布票，每人每年只能消费1丈7尺3寸，想多买都不行，大家穿的都是蓝色灰色的粗布和劳动布，宽袖肥裆，膝盖、肘腕和肩膀上打着补丁。冬天不分男女，都是厚重肥大的棉衣棉裤，裹着臃肿的棉大氅。上体育课或开会的时候，拉出来站队，老的老小的小，灰蒙蒙一片，像电影里的杂牌军，有个顺口溜说：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烧炭的，仔细一看，河北师院的。可是，就我们这些行头也有人惦记，围墙低，大门是个摆设，小商贩和捡煤核的可以随便出入，有时候顺便就把晾着的衣服拿走了。他们唯一欣赏的，可能是这些衣服比他们家的干净。

生活最舒服的是几个“调干生”，他们是工作5年以上的正式职工，上大学期间可以带工资，虽然三四十元，在当时也算是“大财主”。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倒没什么，不用交学费和书费，住宿费更没有听说过，而且每月发给生活费和助学金，自己吃饱全家不饿。最困难的是农村来的年龄大的同学，没有工资，老婆孩子还在农村，他们不能从家里带钱，还要把几块钱的助学金省下来，寄到家里补贴生活。我们班长老殷有两个孩子，二女儿是入学报到的那几天出生的。有一次他跟我讲，当兵、当民办教师十几年了，家里什么都没有，桌子旧的不能用了，也买不起新的，一条腿用铁丝捆着。我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们家好长时间连个旧桌子都没有，用砖头支着木头箱子当桌子。

我们入学的第二年，农村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各干各的了，给农村来的年龄大的同学增加了很大负担，他们家里的地只能靠老婆孩子和年迈的父母耕种，还不如生产队的时候，能互相帮衬。一时间，在这些同学中引起了思想波动，请假回家的多了起来，有的同学甚至说，如果知道分地就不考大学了。看到这些同学的困境，我有些后怕，上大学之前我的户口也在农村，家里就我和姥姥两个人，我在中学当刻写员，算是代课教师，按规定把30元工资的35%交给生产队，记全勤工分，不用下地劳动，就可以分到口粮。真应该感谢那个时候的集体生产方式，感谢我们那个“三街三队”。我们学校农村生源多，学校了解这些同学的情况，专门开了个大会，请刚从县委书记任上调来的一位学校党委副书记做报告，讲分田到户的意义和好处，让这些同学打消顾虑，安心学习。回宿舍的路上，我们班的王书明说“这些道理我都知道，不解决实际问题。眼下我发愁的是，我们家的地谁来种呢？”毕业分配的时候，一些年龄大的同学本来有机会留在城市里，为了帮助家里种地，要求回了原籍的县乡中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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