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1630年，即大明崇祯三年八月的一天，北京的菜市口人声鼎沸，人头攒动。
这不是节日的庆典，而是一场残酷的死刑执行。
被绑在刑架上的，是朝野曾经声威赫赫、官至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的袁崇焕。
他被判处的，是极刑中的极刑——磔刑。
刽子手手中的刀光闪动，一片片血肉从袁崇焕的身体上被割下。
最令人心惊的，不是这刑罚本身的残酷，而是刑场周围百姓的反应。
他们争先恐后地挤上前，掏出铜钱，向刽子手购买那些刚刚割下、还带着体温的肉片和内脏。
他们并非为了留作什么纪念，而是当场放入口中，生吞活嚼，眼中喷射着仇恨的火焰，咒骂着这个“通敌叛国”的“大汉奸”。
史书记载：“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
这幅血淋淋的画面，给后世的历史读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困惑。
一个直观的、朴素的逻辑会浮上心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如果全北京城的老百姓都如此痛恨他，不惜生啖其肉，那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人，这“汉奸”的罪名，怕是坐实了。
然而，历史从来不是一幅非黑即白的简笔画。
当我们拨开三百多年前那场漫天血雾，深入历史的肌理，我们会发现，这个基于“民愤”的直观判断，或许正是历史上最残酷的误会之一。
袁崇焕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忠臣被冤杀的个人悲剧，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专制皇权的猜忌、信息社会的愚昧、战争中的诡诈以及后世评价的复杂与曲折。
那么，被活剥生吞的袁崇焕到底是不是汉奸？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看他惨死的结局，而必须回到他的一生，回到他被定罪的那些“铁证”之中，去寻找答案。
袁崇焕
一、 孤胆英雄：他曾是大明的最后屏障
在成为“汉奸”之前，袁崇焕首先是一个英雄。
他是广东东莞人（一说广西藤县），一个来自南方的文弱书生。
然而，就是这个书生，在东北边关烽火连天、名将辈出却纷纷折戟沉沙之际，喊出了足以震动朝野的豪言。
他单人匹马出关考察形势，回来后向朝廷保证：“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他不仅有豪言，更有壮举。
壮举之一是宁远大捷：击碎神话
1626年，后金大汗努尔哈赤亲率十三万大军，围攻辽东重镇宁远城。
此时的山海关外，明军已是风声鹤唳，普遍认为宁远必失。
然而，守城的袁崇焕展现了惊人的勇气和决心。
他写下血书，与将士同生共死。
他充分利用了从澳门引进的葡萄牙红衣大炮，城头炮火轰鸣，所向披靡。
这一战，努尔哈赤被炮火击伤，后金军惨败而归。
这是明军与后金交战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它打破了努尔哈赤“战无不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明朝的士气。
努尔哈赤本人也在这次战役后不久，因伤病交加而死去。
壮举之二是宁锦大捷：再挫锋芒
1627年，努尔哈赤的继承人皇太极，为报父仇并挽回声誉，再次率大军进攻宁远和锦州。
袁崇焕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再次击败皇太极，取得了“宁锦大捷”。
可以说，在当时的明朝，袁崇焕就是辽东防线的灵魂，是“长城”的代名词。
是他，在明朝最黑暗的时刻，硬生生扛起了即将倾覆的帝国大厦。
如果他真是“汉奸”，他何必如此奋力地与后金血战？
他完全可以打开城门，放敌人入关，换取高官厚禄。
在他最辉煌的时刻，他是大明朝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崇祯皇帝
二、 “汉奸”罪名的三大“铁证”与历史真相
从国之干臣到千刀万剐的“汉奸”，袁崇焕的坠落速度令人瞠目。
崇祯皇帝给他罗织的罪名主要有三条，我们不妨用今天的眼光，逐一审视。
“铁证”一：擅杀毛文龙
毛文龙是明朝在皮岛（位于朝鲜半岛西侧）的军事将领，号称“毛帅”。
他在敌后开辟战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后金的兵力。
然而，毛文龙也逐渐变得骄纵不法，虚报兵员以冒领巨额军饷，且不听朝廷调遣，甚至有与后金私下书信往来的嫌疑。
1629年，袁崇焕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亲赴皮岛。
他以雷霆手段，当场宣布毛文龙“十二大罪状”，然后用尚方宝剑将其斩首。
这件事，无疑是袁崇焕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步险棋。
从程序上讲，他先斩后奏，确实属于“专擅”。但是，这是“通敌”吗？
从动机上来说，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为了整肃军纪，统一辽东指挥权，避免出现不听调度的“军阀”。
在他看来，一个内部统一、令行禁止的防线，远比一个各自为战、甚至可能背后捅刀子的“盟友”更重要。
从后果上来说，毛文龙死后，其部将耿仲明、孔有德等人后来确实叛明降清，造成了恶劣影响。
但这属于“后见之明”，在当时，袁崇焕无法预知这一切。而且，正是他试图整合这支力量，才采取了如此激烈的手段。
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与皇太极的“交易”，那么皇太极为何在毛文龙死后仅仅数月，就绕道蒙古，大举入侵，直接威胁北京？这显然不符合“交易”的逻辑。
一个为敌人除去心腹大患的“功臣”，反而立刻引来了敌人的大军压境，这于理不合。
所以，“擅杀毛文龙”更多是袁崇焕在战略决策和权力行使上的重大失误和专权，但将其直接等同于“通敌卖国”，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铁证”二：纵敌长驱
1629年冬，皇太极吸取了正面强攻宁锦防线失败的教训，亲率十万大军，绕道蒙古，从长城防线的薄弱处——喜峰口突破，直扑北京城下。这就是著名的“己巳之变”。
消息传来，举朝震惊。作为辽东主帅，袁崇焕被认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崇祯皇帝和北京百姓的直观想法是：你袁崇焕不是负责辽东防务吗？怎么让敌人长驱直入，打到天子脚下了？这难道不是“纵敌”吗？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