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有哪些痛的领悟？如何应对全球变局？对话希腊前财长

全球变局下，应对不确定性挑战的危机意识似乎变得更重要。拥抱变局，那场肇始于2009年的欧债危机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警醒？10月24日，在2025外滩年会上，南都N视频记者采访了希腊原财政部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George PAPACONSTANTINOU)。

据了解，欧债危机爆发时，希腊政府财政赤字与债务率分别达到GDP的12.7%和113%，主权评级被相继下调，最终债务链条断裂并引发危机。希腊接受了欧盟等三轮贷款救助，才免于债务违约。但同时，外部救助伴随着过于严格的财政整顿要求，导致希腊时至今日也未能完全走出阴霾。

帕帕康斯坦丁努2009年10月至2011年6月担任希腊财政部长,亲身经历了欧债危机。2012年后他进入私营部门从事咨询工作，2020年至今，他一直担任欧洲大学研究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教授宏观经济学、危机经济学。

希腊原财政部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George PAPACONSTANTINOU)。

回望

希腊曾是欧盟经济最薄弱的环节，但它影响了整个欧盟

南都：近期，你写了一本书——《游戏结束：希腊危机内幕》。作为希腊前财政部长，你亲身经历了欧债危机。所以你能讲讲这场危机的内幕吗？回顾过去，你如何评价希腊政府彼时采取的措施？

帕帕康斯坦丁努：那对我的祖国来说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长期以来犯下的诸多错误，在那个时候集中爆发，困扰着我们。2009年，我们所在的政府当选时，发现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高达两位数。

我们的对外赤字也非常庞大，并且已经失去了欧洲伙伴和市场的信任。当时，欧盟也正处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调整期，而欧盟在建立欧元区后，并未制定出适用于欧元区运作的恰当治理工具。

因此，当危机来袭，我们无法再偿还债务、无法再为债务提供偿付服务时，就被迫向欧洲伙伴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贷款。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必须说服欧洲伙伴：除了这样做，别无他法。

为此，我们召开了无数次会议，我们还在华盛顿与奥巴马总统会面，因为美国当时对此事也高度关注，他们担心希腊会引发又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国家虽小，但那时的世界经济极其脆弱。如果希腊违约，欧元区就可能崩溃，而美国则担忧这会引发全球经济衰退。那段时间，我们也与中国进行了沟通，中国同样对此感到担忧，希望确保欧洲会向希腊伸出援手，以避免希腊陷入债务违约的境地。

南都：那你认为从这场危机中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

帕帕康斯坦丁努：有不少教训是针对当时具体情况的，但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启示。其中之一是：一个经济体系的稳健程度，取决于它最薄弱的环节。当时，希腊就是欧元区那个最薄弱的环节。如果忽视体系中的薄弱部分，整个体系都可能崩塌。这是我们当时深刻意识到的一点。而如今，体系中依然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即便一些大国也处境艰难，比如美国，其财政赤字高企，还有关税等对外政策所带来的问题，都值得警惕。

另一个教训是：有些决策或许能拖延，但终有一刻，经济基本面会迫使你直面现实。而当你不得不面对现实时，行动的时间已所剩无几，手头也没有现成的合适工具。制定政策向来复杂，可市场变动极快，它会逼迫你做出抉择。你必须随机应变、迅速行动、果断决策。经济学里所谓的“最优解”，往往是不存在的。通常所有解决方案都存在问题，无论对国家还是公民而言都很艰难。你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我们当时不得不削减工资、削减养老金，还得提高税收。

南都：有哪些教训在今天看来依旧重要？

帕帕康斯坦丁努：危机可能随时爆发，要避免下一场危机，各国间的合作至关重要。在欧洲，我们忘了财政联盟等，我们还忘了，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数字——只要债务率超过它就会爆发危机。有时，即便你的债务占GDP比率不算特别高，市场也会做出剧烈反应。这些教训我们应当铭记。

展望

中国曾经帮助过希腊，欧洲要继续推进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南都：希腊是欧盟成员国，而今年恰好是中国与欧盟建交50周年。但近年来，欧盟在推行对华“去风险”政策。你如何看待这一政策？有必要吗？你认为这会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怎样的影响？

帕帕康斯坦丁努：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去风险”不等于完全分离，完全分离意味着减少贸易和投资关系、回归自给自足状态，这在当前形势下既不可能，对双方也不利。而“去风险”是一种战略：针对部分战略领域，通过相关政策确保自身在危机来临时具备韧性。

比如，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发现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像口罩，出现短缺，就是因为我们从未想过需要储备这类物资。所以，“去风险”并非只针对中国，它是一项与欧洲战略自主相关的总体政策。

同时，我们仍要继续推进同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与投资合作。而且在当前地缘政治的背景下，欧洲可以扮演“桥梁”的角色，努力在中美之间的重大地缘政治分歧中搭建沟通的桥梁。在希腊危机最严重时，其他国家都不愿对希腊投资，而中国却进行了投资。对我们而言，这是非常积极的举措。

但更广泛的问题在于，欧洲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围绕科技、人工智能及其他新兴领域的发展，保持某种战略自主性。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杨文君 发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