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会见完美国人，写了一首打油诗，毛主席看后加上了两句

“1973年5月2日上午十点，老乔，你那几句顺口溜到底什么来头？”韩叙半开玩笑地追问。乔冠华抬手扶了下眼镜，笑声爽朗，“别急，一会儿再告诉你。”

会谈室的空气还带着咖啡豆的余味。几分钟前，他与美方代表詹金斯完成最后一轮磋商，两国互设联络处的细节终于敲定。双方握手时，乔冠华那句“世界这么大，咱总得打个招呼”引来一阵会心笑声，紧张感瞬间消散。对他来说，这样的场景既熟悉又新鲜：熟悉在于谈判桌旁的节奏；新鲜在于中美关系这道新课题才刚刚翻开第一页。

外交部里，乔冠华早已被同事们戏称为“乔老爷”。一米八三的身形、绅士式站姿、剑眉星目，再加上能够信手拈来的典故，让新人见面三分敬畏。可若把时间拨回到1942年，他不过是延安窑洞里那个翻译兼秘书。周恩来见他思路敏捷，将一摞外文资料往他怀里一塞，“先啃了再说。”从此，“啃书”成了他的日常，也为他后来在联合国四两拨千斤的谈判风格埋下伏笔。

1971年10月，北京深秋夜凉。乔冠华突然接到电话，被告知毛主席点名让他率团出征纽约——那是新中国首次在联合国亮相。两周后，他在大会讲台上用英文开场白“Mr.President， ladies and gentlemen”拉高声调，四十分钟演讲气势如虹。掌声落幕时，他握了握发酸的右臂，对旁边翻译轻声说：“肩膀现在才真有点共和国的分量。”那一年，世界见识了中国代表的锋芒，也记住了他“Great！ Very Great！”那一连串带口音却掷地有声的英文。

时间进入1972年，中美关系骤暖。乔冠华数次与基辛格通宵达旦，草稿纸上画满箭头、折线和感叹号。一次休会间隙，他对基辛格说：“博士，地球自转二十四小时，外交必须追得上。”对方笑而不语，却把这句话记录进备忘录。两人都明白：慢半拍，就可能错过时代的窗口。

转回1973年那天午后，乔冠华心情大好，边走边哼曲儿，突然来了兴致，念出三句打油诗：“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欢欢喜喜詹金斯——”说到这儿他故意顿住，扫视一圈，“第四句谁补？补得好，晚饭我请。”

围观的人立刻活跃起来：“高高兴兴乔老爷！”“洋洋得意乔老爷！”笑声此起彼伏，可乔冠华只是摇头。那首诗就这样半成品传开，几天后竟飘到中南海。毛主席拿到诗稿，略一沉吟，没有沿用第三句，提笔续写：“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落款简单：毛泽东。行书潇洒，一气呵成。

这两句看似玩笑，实则暗含深意。十年动乱伊始，乔冠华被迫离岗，挂牌“卖报”。他把报纸扔进胡同口垃圾箱，自掏腰包上交营业款，一天就能“售罄”。这种自嘲式幽默后来成了外交部茶余笑料，也暴露了那段岁月的不合理。毛主席接诗，一面是调侃，一面也是力挺：既然北京卖报都能“赚钱”，何况今天坐在谈判桌前？

值得一提的是，乔冠华读到主席续句后，只说了一句：“领袖让我别妄自菲薄，我得把这口气接下去。”随后他对秘书吩咐，把诗帖复印分送参会同僚。多年的坎坷、委屈，在这两句笔墨间被一笑带过，却没有掩盖他的锋利。当年底，他又一次率团赴纽约，联合国大厅里灯光炽亮，他用惯常的条理与节奏复盘亚洲局势，美苏代表都选择沉默。有人低声感叹：“乔的剑还锋锐着。”

乔冠华的“剑”不仅在口才，更在处世。谈判前夜，他常让翻译团队把复杂文件压缩到一页，并在右侧空白处用毛笔写下“要点”“对策”“幽默点”。这最后一栏常被忽视，却屡屡救场。1975年他与澳方洽商，大洋彼岸的代表团抛出一条苛刻渔业线，现场紧绷。乔冠华翻到预案，发现“幽默点”里写着：可引用《鲁滨逊漂流记》里“海上不靠近，岸上无生活”。他当即说：“朋友们，鲁滨逊的孤岛那么大都能容纳英国国旗，太平洋就不能再宽容一点？”舱里顿时哄笑，难题随之软化。

遗憾的是，1976年后，他因种种原因逐渐淡出核心岗位。外交辞令少了他的风趣，联合国走廊也听不到那一串爽朗笑声。1983年春天，他在北京病逝。有人整理他遗物，发现抽屉里夹着那张主席续写的诗稿，字迹微润，显然被翻阅无数次。

试想一下，当年那张看似随意的诗稿，既是一段个人遭际的缩影，也见证了中国外交拨云见日的一个瞬间。乔冠华用轻松的笔调化解尴尬，毛主席用两句戏谑拨开阴霾，这段互动在史书里或许只是小注，却折射出一个大国在曲折中前行的底色。倘若没有那份幽默和韧性，中美建联络处的“蜜月期”未必能如此顺畅。

如今再读那首打油诗，八重樱早已谢了花，五月花宾馆也更名多次，可“北京卖报赚钱多”的调侃依旧鲜活。乔冠华留给后人的，并不仅是外交战绩，还有那种从容——风雨再大，也要笑着写诗；风浪再急，也敢自揭旧疤。对40岁以上经历过年代变迁的人来说，这或许比任何官方辞令都更能打动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