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子健将军要带兵野营训练，找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批地，后来呢

1956年2月，江淮一带仍带着冬末的寒气，淮河北岸的河滩上几株老柳刚刚泛青。这天清晨，60军军长饶子健同参谋人员蹚着薄霜查看地形。河风呼啸，勤务兵裹紧棉大衣，小声嘀咕：“军长这么忙，怎么还往荒滩跑？”饶子健没回头，只丢下一句：“荒滩也是战场。”这一幕，成了60军后续巨大变革的开端。

野营训练的设想并非一蹴而就。早前在军部例会上，副军长谭友夫递上一份报告——建议把部队拉到陌生地域，摆脱在固定营区练到“背台词”的老套路。饶子健盯着那张薄薄的纸，眉头紧锁几秒后松开，答复干脆：“可以，先拿一个团试水。”问题随之浮现：练兵离不开地盘，眼下三师分散驻扎，营区四周不是农田就是集镇，施不开手脚。折腾数日仍找不到合适场地，谭友夫半开玩笑：“军长，要不您去省里讨块‘巴掌大’的荒地？”

同年3月上旬，合肥，梅雨未至。省委书记曾希圣正在办公室翻阅地方建设文件。秘书通报：“60军饶军长求见。”曾希圣当年也是从队伍里走出来的人，一听就笑：“噢，他想干什么？”饶子健进门后开门见山：“部队要搞陌生地域野营训练，得请书记批块荒地。”曾希圣沉吟片刻，爽朗地拍了下桌子：“荒地我有的是，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批，挑哪儿都行！”寥寥数语，难题迎刃而解。旁人只记得这一句话，却没看到饶子健离开时，靴底沾满了刚扫完的尘土。

批文落地不到十天，军部勘测队就扎进皖北阡陌。选中的区域接近两百平方公里，丘陵、水网、盐碱地掺杂，地貌复杂得像天然教具。更重要的是地块多为薄地荒田，减少了对耕种的冲击。谭友夫边记录边感慨：“省里把家底都翻给咱了。”

4月，180师540团率先开进试点。进驻当夜，淅淅沥沥的小雨让炊事班生火都成难题。很多官兵原本对野营带着憧憬，真正摸进泥水后才发现“活教材”并不好啃。第三天凌晨，饶子健巡营时脚下一滑，摔得裤腿全湿，警卫员搀扶，他摆手：“这点苦算什么，战场可不会给咱平整道路。”

野营训练的内容并不止徒步、露营、野炊。侦察班在陌生丛林里进行昼伏夜行，炮兵分队调校射向带坡度和风向的靶标，通信兵挂牌架设野战线路，卫生员在缺医少药条件下演练紧急救护。陌生环境一层层剥掉“温室外衣”，连向来稳当的老班长也开始复习《步兵条令》。

变化显而易见。一个月后，军区抽点考核，540团轻武器夜射成绩从原先平均七十环提升到八十二环，迫击炮首次命中率突破九成。考核官给出评语：“像换了一拨兵。”官兵们暗暗较劲，劲头从营房里蔓延到野外各角落。

1957年冬，野营训练推广到179、181两师。皖北荒原上帐篷星罗棋布，夜色里炊烟与篝火交织。有人在火堆旁打趣：“过去演习走表，今天演习走脚。”虽然是玩笑，却恰好戳中原先训法的弊端。饶子健亲自坐镇兵站，随手翻看一份后勤汇报：“步兵日行军三十六公里，单兵负重二十八公斤，没掉队一个，这才是部队的本色。”

野营的热度并未止步于军内。1958年春，《解放军报》《人民前线》连续刊文介绍60军经验。毛泽东主席批示“野营训练好”五个苍劲大字，文件传到军部会议桌上，一时间掌声雷动。那天晚上，饶子健只说了一句：“荣誉归全体官兵，明天照常出操。”掌声戛然而止，士兵们却比平日更早起床。

饶子健的名气随之水涨船高，但他格外注意班子团结。年底，军区调整领导，原十二军副政委刘瑄才调任60军政委。资历差、军衔低，引来部分同志的私下议论。饶子健在党委会上澄清：“军衔不是挡箭牌，也不是门槛。刘政委的通知由我一份签字，之后凡上级下发的少将以上文件，务必让政委同步掌握。”他说完放下茶杯，话音虽轻，却把绷紧的空气卸了下去。

1958年9月，全军开展“首长下连当兵”活动。饶子健身体不好，本可留守，但他向军区打电话：“规定允许特殊照顾，可部队打仗可没特殊。”随后独自背包从蚌埠登车，去往浙江宁波穿山前沿，与537团三连同吃同住。雨夜，他跟班长轮流站岗，士兵让他回帐篷休息，他笑着摇头：“条令里没写军长能多睡一小时。”

1960年冬，组织决定调饶子健赴上海警备区任司令员。临别前夕，60军召开干部大会，人声鼎沸却无一人喧哗。饶子健走上台，简短致辞后把视线投向台下——那是一张张被风沙刮得黝黑、却焕发自信的面孔。他清楚，三年间野营训练不仅磨砺了肌肉，更重新塑造了精神筋骨。新的岗位在召唤，但荒滩上那些曾被靴底踩过的泥土会长久留在记忆里。

多年后，60军官兵回忆那段岁月，常把一句口号挂在嘴边：“荒地也是战场！”这句看似随口的话，最早说于一片江淮冷风中——说话的人身披旧军棉，指着空旷滩涂，眼中满是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