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轼犯错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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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亮叔行动学）

苏轼的错误，

为什么可以得到及时纠正？

01

1089年，杭州知州苏轼严肃处理了一起群体性事件。

杭州盛产丝绸，官府会给纺织户提供贷款，约定他们按期用丝绢来偿还，这形成了一整套采购制度，这些丝绢用来给官吏和士兵做衣服。

朝廷为什么不直接向市场采购，而是要搞这么一套迂回的制度呢？

主要是为了省钱。

其实就是把用低价强买强卖，包装成了一套互惠互利的制度。朝廷的采购价远远低于市场价，对纺织户们来说，这是一笔亏本生意，是沉重的负担。官府事先提供的贷款，不过是强买强卖的预付款。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纺织户都选择用劣质丝绢来交差。

劣质产品当然不容易通过检查，面对官吏的怒火，纺织户们会选择聚众抗议。

所谓法不责众，官员也怕事情闹大了要承担责任。聚众抗议，可以说是这些无权无势的纺织户们与官府博弈的唯一手段。

苏轼来杭州后，又发生了这样一起聚众事件。作为从京城空降地方的高官，苏轼决定用雷霆手段解决这一问题。他派人抓捕了鼓动纺织户聚众的颜氏兄弟，让司法部门审判了他们。

司法部门判决结束后，苏轼认为判决太轻，他“法外加罪”，下令把颜氏兄弟刺配到偏远地区。

“刺配”是宋代最严厉的刑罚之一，包含了面部刺字和流放劳改，犯人不仅会陷入奴隶一样的处境，而且侮辱性极强。苏轼相当于是用刑事重罚，来处理民事/行政纠纷。

动用权力来干预司法，苏轼的这种“法外施罪”，我们之前也见过。

十年前，宋神宗不满司法部门对苏轼的判决太轻（直接释放），进行了“特责”。把他贬谪到黄州，由当地官府监管，不得离开黄州。

02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像皇帝一样肆无忌惮的践踏法律。

苏轼的行为，引起了御史的弹劾。

监察御史黄庆基说：苏轼作为地方长官，不遵守朝廷法律，凭借自己的喜怒好恶来惩罚罪犯。明明是杖刑就足以惩处的小罪，却予以刺配的重罚。这不是蔑视朝廷的法律制度吗？

另一位御史贾宜，也弹劾苏轼“暴横立威”。

在御史们的弹劾下，苏轼的“法外施罪”得到了纠正，两个犯罪嫌疑人也被免于刺配，释放回家了。

苏轼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首先，他也知道自己的行为违背了法律。所以第一时间就上书朝廷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

他说，我经过调查发现，奸商们长期提供假冒伪劣的丝绢产品，导致朝廷发给官吏和士兵的衣服，质量都很差。这背后的带头者，就是颜氏兄弟。他们的父亲，有多次违法犯罪的记录。作为平民，他们兄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实在是“大奸大恶”。

对于这种煽动群众闹事的奸民，必须用雷霆手段予以严惩。我之所以违背法律刺配他们，正是因为嫉恶如仇。

面对御史的弹劾，苏轼理直气壮的辩解说：

御史们弹劾我，并不是因为关心这两个罪犯受到了不公正的惩罚，而是出于私人恩怨，为了打击报复我。朝廷应该赋予地方长官更大的权力，而不是用条条框框束缚他们。

苏轼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程序正义的问题。

如果掌权者都可以像皇帝和苏轼（地方长官）一样，在司法判决之外随意的给犯人增加惩罚，那大宋朝的法律，又是什么？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庆幸的是，宋朝的御史，认为苏轼这么做不符合规章制度。

朝廷也认为苏轼这么做不对，选择尊重司法部门的判决，取消了苏轼的“法外加罪”。

御史的弹劾，确实是出于党争的目的。但最终的结果，维护了司法的权威。

过去人们喜欢讲宋代党争的坏处，其实党争也有很多好处，比如互相监督。

虽然当时掌权的太后和宰执们都是旧党，和苏轼是一伙儿的，但他们并没有包庇苏轼，把他破坏司法的行为合理化。

宋朝当然有黑暗残忍的一面，但有时也确实能够让人看到法制的文明之光。

03

令人惊奇的，反倒的现代文人学者们对待这起案件的态度。

一些苏轼传记里是这样评价的：

“苏轼严惩邪恶，维护正道，彰显为官者的浩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

民国时期的著名法学家徐道隣评价说：“（这一案例）不但充分的透露出东坡在行政上的敢作敢为，同时也证明了他对于司法权的运用，有熟练的手腕。颜氏弟兄，虽然是犯了税法罚则，而由司理院依法予以行政处分。但是东坡却因为他们鼓励暴动，威胁地方的安宁，就“便宜从事”的“法外”予以刺配……这样爽快利落的行动，不是自认为对于法律的制度和精神，有充分认识的人，谁敢去作？”

苏轼的传记作者们，可能出于对苏轼的偏爱，一叶障目，看不到苏轼的问题。

而法学家的话就让人觉得可怕了，他确实是那样想的。

不止他是那样想的，很多人都觉得，面对犯罪分子，不必讲程序正义，不必遵守法律，可以不择手段的惩治他们。用霹雳手段，彰显菩萨心肠。

这种观念，正是很多悲剧的源泉。

04

苏轼一生，长期从事和司法相关的工作。

他26岁初入职场，担任凤翔府判官，负责行政、司法、经济等各种事务；后来回到开封担任开封府推官（法官）。再后来担任各地长官，更是长期和司法工作打交道。

在执法过程中，苏轼有过很多经典的判例。

比如在杭州担任通判时，贫穷的举子吴味道带着纱去京城贩卖，为自己赚取生活费。为了逃避一路上的各种过路税，就打着苏轼的名义，说这些纱是送给苏轼的。苏轼并没有按照法律予以惩罚，而是帮助了对方。

比如制作扇子的小商人因为拖欠货款被起诉，苏轼就在他的扇子上题字作画，让他的扇子变成了畅销品，解决了债务问题。

但是作为官员，苏轼也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对法律程序的不尊重。

比如地方上发生了盗窃大案，相关部门派几十名士兵去抓捕盗贼。结果这些士兵趁机压榨百姓，还闹出了人命。他们怕被治罪，就逃散了。

苏轼担心这些乱兵变成盗匪，但是假装很镇定。百姓起诉的时候，他故意不接受起诉，说不可能发生这种事。然后苏轼就派人把那些乱兵骗回来杀掉了。

主管定州军政的时候，当地贪污腐败严重。苏轼打击腐败，但是遇到小吏拿着证据举报上级的时候，苏轼却说，“这事我亲自处理就好，如果放任下级举报上级，军队就会大乱。”为了稳定军心，苏轼把那个举报上级的小吏也判了流放。

苏轼的这种维稳心态，当然不难理解。但他的做法，很难说符合法律和程序正义。对那个小吏的惩罚，简直是伤害无辜。政敌们弹劾他蔑视朝廷法度，凭借个人想法而不是法律制度来处置案件，也不能说是冤枉。

人是复杂的，执法者苏轼有善良仁慈、懂得变通的一面，也有冷酷专横、破坏规则的一面。

不过，无论苏轼的名气、权势、影响力有多大，在北宋的政治环境中，他的权力，始终是受到监督和制约的。他的错误，竟然可以得到及时纠正。

这种监督与制约，当然给苏轼造成了很多痛苦和骚扰，但也是苏轼能成为一名优秀政治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假如苏轼拥有的是皇帝那样不受制约的权力，他还能否保持清醒和理性，能否成为一名贤能的政治家？当他破坏规则伤害他人时，他的错误还能否被及时纠正？那是我们所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