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表哥给周恩来写信，被秘书当作普通信件，从此两人失去联系

1949年12月，淮北平原已是干冷天气。宝应县水巷口的一幢老宅里，六十七岁的陈式周推开窗户，一份《人民日报》随风翻动。头版最醒目的照片里，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微笑致意。“大鸾竟成了总理。”他喃喃一句，指节因激动轻轻发白。

两人相识可以追溯到四十二年前。1907年秋，周恩来随嗣母回到宝应养病，寄住在陈家。那年陈式周二十五岁，刚从通州师范回乡教蒙童，他把自家书房让出一角，专为九岁的周恩来备了席位。白天读《醒世恒言》，夜里谈太平天国、甲午割台，“为什么停了？”“因为要睡觉了，下回接着说。”这样的对话常到鸡叫才散。

短短三个月，少年周恩来从《西厢记》读到《苏报副刊》，陈式周则惊讶这个小表弟对“洪杨之乱”的见解既大胆又准确。此后即便分隔千里，信件始终往返。周恩来迁沈阳、入天津、留法，全部行踪，陈式周都清楚。

1920年冬，周恩来动身去欧洲，特地绕道上海向表哥告别。兄弟俩在永泰里长谈一夜，第二天一早，陈式周把仅有的三百银元塞进表弟行李。汽笛拉长，甲板上周恩来抬手挥别，陈式周的帽檐被海风掀起。

到法国后，第一封海外长信寄回上海。信里他权衡英国与法国的学费、工人运动氛围以及留学生生活成本；信尾一句“望兄珍摄”，至今留在陈家后人手里的旧信纸上仍依稀可辨。

然而，从1924年起两人的笔迹在信袋里突然稀疏。周恩来奔赴黄埔期间，陈式周忙于《申报》编辑事务，通信只能偶尔夹杂在公函之间。1927年“南昌起义”报道出炉，陈式周拍案怒斥：“胡说八道！”外甥范延禧见他额青筋毕现，忙递了杯凉茶。

1931年底周恩来离沪去苏区，此后行踪秘而不宣。抗战爆发后，陈式周举家回宝应，把早年周家旧屋赎回修缮。他常坐在厅堂，望着屋梁感慨：“终有一天，大鸾要回来看看。”可山河动荡，消息再无着落。

时钟拨到开国之年。确认表弟平安无事且位居庙堂，陈式周当即磨墨落笔，字迹依旧遒劲：“念及旧谊，盼得一晤。”信封贴好“北京中南海”六字，他骑车到县城邮局。

几周后，一纸回函抵达宝应。格式规整、言辞客气：“来函者可向地方政府反映情况。”署名并非周恩来本人。陈式周手握薄薄一页，许久没有说话。他从抽屉里找出二十年前周恩来的亲笔信，两相对照，轻轻叹息。

此后他再未写第二封。朋友劝他再试一次，他只是摆摆手：“总理公务繁重，别添麻烦。”

1954年春，陈式周病重入京治疗。弥留之际，他仍嘱咐子女保存所有家书。“有朝一日，总理会找来的。”这是老人说出的最后一句完整话。

周恩来确实没忘。当各项工作稍见转机，1964年他专门托江苏省公安厅查询表哥下落。档案反复检索，才知陈式周已故十年。工作人员将消息带到总理办公室，据说周恩来沉默良久，只轻声吩咐：“找到家属，务必妥善照顾。”

1970年代末，陈式周次子陈莱官进京，带着一箱泛黄信札。中南海的小会议室里，他向工作人员逐页展开。那一夜北风呼啸，窗外松柏摇动，屋内却只能听见翻纸声。

此后，周家与陈家恢复常来常往。1992年邓颖超逝世，陈莱官以亲属身份参加吊唁，在灵堂前，他将父亲珍藏的一张合影轻放花圈旁。照片里，少年周恩来与青年陈式周肩并肩，背景是宝应大运河，河面波光碎银，时光仿佛停在了那个午后。

历史留下巨大空白，却也留下无可替代的温度。两位老人未能见面的惋惜，转化成一叠叠书信的墨香，提醒后人：革命与亲情，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只是时代的骤雨常打乱最朴素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