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录与说唱：汉唐小说传播媒介及其启迪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中国古典小说早期传播方式，尤其是汉唐时期志怪、志人类的文言小说，见诸史传典籍与口头说唱。汉代小说主要以抄录为主，唐代时产生的“俗讲”“变文”等白话通俗类小说，则见于“抄本”“说唱”“经文”“石刻”等传播媒介。汉唐小说口耳相传的模式与说唱技艺，对后代小说产生深远影响。

早期文言小说之传播，以史传典籍抄录形式为主。这些史传典籍，包括历史、目录书籍著录，类书、丛书的辑录，以及文人群体之间的传抄。历史学家与目录学家对小说的著录始见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之中，包括《伊尹说》《虞初周说》等篇目在内的文言小说今已亡佚，只有在“数术略·形法家”中收录的《山海经》十三篇，至今仍存有。王充《论衡·别通》曾指出：“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以所闻见，作《山海经》。”《山海经》中的《海经》十三篇主要记载神异灵怪之事，是为早期史传典籍抄录小说的典型之一。《隋书·经籍志》是大量抄录小说的代表，如其收录的小说包括：《神异经》（1卷）、《山海经》（23卷）、《穆天子传》（6卷）、《十州记》（1卷）、《博物志》（1卷）、《燕丹子》（1卷）、《世说新语》（8卷）、《汉武帝故事》（2卷）、《搜神记》（30卷）、《搜神后记》（10卷）、《冤魂志》（3卷）、《汉武洞冥记》（1卷）。这类小说，大都被著录在《隋志》当中的“子部小说家”“史部旧事”“史部起居”“史部杂传”等类别当中，可见当时著录的“小说”内容体例较宽泛。到了《旧唐书·经籍志》，盛唐以前的“小说”类皆按《隋志》旧体例抄录在“杂传”之中，体例注释云：“右杂传194部，先贤耆旧39家，孝友10家，忠节3家，列藩3家，良史2家，高逸18家，科录1家，杂传11家，文士3家，仙灵26家，高僧10家，鬼神26家，列女16家，凡1978卷。”（《旧唐书·经籍志》卷二十六）其著录有《列异传》（3卷）、《搜神记》（30卷）、《齐谐记》（7卷）、《述异记》（10卷）等篇目。由于《旧唐书》不载盛唐以后之事，宋人欧阳修等人重编《新唐书》，在艺文志当中，将旧志“高僧、仙灵、鬼神”放入“子部释道家”类别当中。兴盛于中唐以后的部分唐传奇，以史传笔法撰写奇闻异事，如《补江总白猿传》《离魂记》《霍小玉传》《枕中记》《离魂记》等，亦被《新唐书·经籍志》予以著录。此外，目录书籍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等著录志怪、志人类小说，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抄录了唐传奇等小说。

需要指出的是，唐宋所撰的别集、类书、丛书，如唐代段成式创作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正续集30卷），欧阳询、令狐德棻撰《艺文类聚》，宋初李舫编《太平广记》《太平御览》，著录志怪、志人类小说。这些小说大都以抄本、写本形式而存在，正如鲁迅论及汉唐小说的出版形式：“然所谓吴均语者，恐指文句而言，非谓《西京杂记》也，梁武帝敕殷芸撰《小说》，皆钞撮故书，已引《西京杂记》甚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魏晋南北朝葛洪所撰之《西京杂记》，皆从旧书当中抄录而来，联系上述小说传播形态，可以得知早期文言小说多以抄本形态传播。

白话通俗小说较早见于唐代立铺讲唱，以民间艺人、僧人口头俗讲为主要传播形式。从现存文献来看，唐代以通俗小说等叙事文学为讲唱内容的活动十分兴盛。这一艺术形式又称变文，继承了汉魏六朝志人志怪的情节模式，结合佛经典故、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以韵白说唱为主要表现形式。赵璘《因话录》云：“有文溆僧者，公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因话录》卷四）可见，僧侣文溆所依唱本本事乃从经书而来，其说唱带有韵白之调，教坊遂而为其谱曲。从现存较早的唐代莫高窟变文来看，其主要内容以宗教、历史、掌故为主。佛教类经书如《法华经》《普曜经》《维摩诘经》中都有用韵文写就的赞记诗文、佛陀故事，这类经书被僧人用通俗方式在百姓之中讲唱出来，形成早期白话小说主要流播方式之一。例如，以宗教母体延伸的小说类变文有《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这类故事抄录于敦煌莫高窟石壁之上，叙事情节曲折生动，已经具备了白话小说的雏形。以民间艺人说唱为主的历史故事，则主要有《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董永变文》《张义潮变文》等等。鲁迅认为这些变文主要为历史掌故，“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涉细故，便多增饰，状以骈丽，证以诗歌，义杂诨词，以博笑噱。”（《中国小说史略》）唐代变文虽然受番外译入的佛经影响，但说唱主体需要争取通俗大众的喜爱，其呢喃之音则融入民间曲调，因此，唐代说唱变文以百姓通俗易懂、喜闻悦见的表达形式，成为早期白话小说传播的载体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除白话通俗小说之外，汉唐之际的志怪、志人小说同样存在口头承传、说唱的现象。晋代干宝编撰《搜神记》云：“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干宝《搜神记》）干宝编撰志怪故事，就有编者说唱听闻的内容。张华编撰《博物志》同样辑录道听途说之内容，“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造《博物志》四百卷”。（齐治平《拾遗记校注》）可见，魏晋时期文人喜爱讲唱故事，社会上的道士、僧侣也融入到“讲故事”的人当中，葛洪《西京杂记》云：“余所知有鞠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古时事，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龙御虎。”（葛洪《西京杂记》）道士向葛洪讲神仙传说，足见志怪、志人故事乃是街谈巷陌之中大众口头传播的重要内容。

汉唐小说的口头说唱形式，对宋代话本小说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其说唱模式为宋代勾栏瓦舍提供范式。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可见当时说话技艺、表演规模十分兴盛。其次，汉唐故事被宋代说话艺人继承加工并形成新的小说文本。如宋代话本伴随着说话伎艺而产生，话本有两种形态，口述形态即讲唱故事，书面形态即为故事文本。说话艺人在当时依据的底本内容主要有两类题材，即“讲经”“讲史”话本，讲经类如《大唐三藏取经史话》，讲史类如《大宋宣和遗事》等。

综上，雕版印刷术之前小说传播方式主要以抄录、口头讲唱为主。从说唱向刊刻转型角度来看，汉唐时期的志人志怪类文言小说、俗讲变文，白话通俗小说，为后代小说积累了抄录经验与说唱范式。汉唐积累的文献，亦为宋元明清小说刊刻提供了故事资源与文献基础。

（作者：姜 玲，系南京师范大学词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