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资历浅，当上副总长，深知京官难当，封闭工作，不取悦任何领导

（1969年4月，北京西长安街）“老阎，你真要进京？那可是刀口舔血的差事。”战友一句低声提醒，让阎仲川握了握手中的介绍信，眉头只轻轻动了动，并未回答。

那年他五十出头，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从羊城坐火车北上。外人只看到履历表上“三八式干部”“作战部长”，没几个人真知道他的顾虑——资历浅、派系单薄、又要在总参这种强手如林的地方站稳脚跟。

时间往前推二十七年。抗战初期，冀中平原烽火连天，炮声中，一个河北小伙顶着土灰，第一次钻进八路军司令部的土窑洞。档案里写得干巴巴：勤杂员、通信兵、警卫员，可很快就变成“作战参谋”。战事紧，纸张宝贵，他把作战计划直接画在地上，蒸汽灯一照，影子晃来晃去。周围老参谋打趣：“阎小子写字不多，画得倒快。”

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入关东。林海雪原温度零下三十度，冻坏枪机每天都得烤。阎仲川却一头扎进地图堆里，连打字机都冻得敲不响，他就用炭棒在纸板上标注坐标。辽沈战役中，东野突然要调整穿插方向，凌晨两点，阎仲川用十行密电就把意图说清，耽误不了半小时。老资格的作战科副科长就这么坐稳了。

新中国成立后，阎仲川被调到广州军区。广州潮湿，地图一夜就返潮起皱，他索性让参谋把图层塑封，外边笑说“阎胶纸”。十四年里，他敢在会上顶领导的稿子：“方案不接地气，敌情假想太漂亮，真打起来靠不住。”广州军区几次实兵演练，他写的红蓝对抗脚本，让不少师长挂了彩，但也磨出一支硬队伍。

1964年，他升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长。1967年全面接班当参谋长，一下成了黄永胜的左膀右臂。谁都看得出黄司令信任他，可他自己心里很明白：这份信任绑着一条线。

1969年春天，调令忽至——赴京任总参副总长兼作战部长。总参那张桌子，并非每个人都敢坐。几十位开国将军，漫长的征战史摆在那里，比辈分阎仲川确实矮了一截。于是他给自己定了“三不原则”：不主动掺和内部纠纷、不参加私人宴请、不评价任何领导。外间总结一句——“封闭工作”。

有意思的是，林彪、黄永胜每周末在西山放电影，“欢迎大家坐坐、聊聊”，在军中被视作看得起的待遇，阎仲川总能找到理由推掉。有人背后打趣：“老阎不中用，连电影都不敢看。”可他回到办公室就琢磨另一件事——中苏边境摩擦越演越烈，万一再起冲突，广州、成都、昆明三个方向如何快速支援。

当年8月，他领着几名战役参谋昼夜赶制代号“668预案”。毛边纸上密密麻麻，打错一个字就用红笔圈再划横线，没时间重打。后来有人回忆：“预案放到今日，仍看得出逻辑严密。”这也是他在总参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作品。

1971年9月13日夜，电话铃尖锐刺耳。话筒里传来一句：“林副主席座机失联。”阎仲川怔了数秒，只回一声“明白”，然后让值班员把办公室门锁死。这天以后，总参大楼气氛骤冷。几周后，一纸命令，阎仲川被要求写《个人联系检查》，他只写了两页：“在广州支左期间，执行政策生硬，方法简单。”再无半句推诿。

然而调查组并不满足，两个月后他被带离住所，“集中审查”。七年半里，他搬过三处“学习班”，每天抄文件、背文件，最喜欢做的事是把纸折成小飞机，在窗缝偷偷放飞几只。看守见怪不怪：“阎副总长又在演习了。”

1979年初春，华灯初上，他接到“解除隔离”的通知。简单交接后，一身老式军装再度出现在人潮中，兜里只装着一枚袖章和一本泛黄的《边防条例》。

1982年，负责复查的将军对他宣读结论：“在文革期间广州支左有缺点，无组织、路线错误，定为一般性错误，按副大军区参谋长待遇离休。”阎仲川点头：“服从。”此后没再提半句申诉。

离休后的生活极为平淡。清晨带老伴到护城河边转一圈，回家冲壶新会陈皮茶。有人好奇他为何不写回忆录，他摇头：“档案比记忆精准，还是让档案说话吧。”1990年代，他偶尔受邀给国防大学做讲座，只谈参谋业务，不谈政治波折。

遗憾的是，2002年夏，他因冠心病抢救无效逝世，终年八十。追悼会上，没有鲜花堆成山，只摆放一份折得整整齐齐的作战地图——那是他临终前叮嘱子女取出的唯一遗物。

阎仲川这一生，靠的不是耀眼头衔，而是对“参谋”二字的执拗。功过有人评说，可他那句“能力不够就少说话、多干活”仍在军中流传。当年拒看西山电影的小动作，如今看来，正是他给自己上的最后一道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