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中全会公报看“十五五”规划的六大变化

10月23日，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发布，全会公报提炼出了“十五五”规划建议稿的核心内容，接下来五年的战略方向将持续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通过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国内大市场建设等领域的措施，确保在“十六五”能够顺利完成2035远景目标收官。

当前，全球地缘形势冲突、大国博弈演绎以及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的基本格局，在“十四五”时期初步显现，在“十五五”时期形势将逐步明朗，对于我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而言，未来五年都是颇为关键、承前启后的五年。

无论是技术形态变化，还是经济结构变化，未来几年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周期重复，而是全球不确定性急剧放大的阶段。对于我国而言，能否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能否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形势下保持稳健和韧性，将显著影响2035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从此次全会公报内容来看，以下六个要点值得关注。

“质的提升”相对“量的增长”可能更重要

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表述中，本次公报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置于首位，说明发展质量和科技水平的提升，可能要比经济总量的规模指标增长更加优先。

在经济增长目标方面，公报则延续了二十大报告的提法，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以静态标准来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门槛水平（2万美元），则需要在“十五五”与“十六五”期间保持4.5%左右的平均GDP增速（名义）。

如果根据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调研内容，要实现2035年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相较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则需要在未来十年保持GDP平均增速（名义）达到4.7%。两个数据的对比说明，本次公报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还是取了一个较低的预期目标，未来五年GDP增速“保五”虽是重要的经济任务，但实现经济质量的提升、居民部门体感温度的提升、科技自立水平的提升，要比经济增长数字本身更加重要。

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从“旧三角”到“新三角”

正如中财办在解读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时指出，“中国经济靠实体经济起家，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从1990年代我国制造业体系初步发展，再到2001年入世之后我国快速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主要凝结在工业生产领域。

回顾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各方面的变化，很显然，比之金融体系、生活习惯、组织形态等其他侧面，我国在工业产品供给领域所取得的进步是跨越式的，即便在服务业领域，也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变化发展最为显著。相比美国依赖美元回流下的金融和消费增长驱动，中国经济的确是依靠实体经济起家。

2008年在次贷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了“地产—债务—基建”三角循环，也由此开始出现了一些“脱实向虚”的迹象，虽然在当时十大产业提振计划的支撑下，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但债务积累的问题、内需不足的问题开始逐渐成为制约实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展望“十五五”，新旧动能转换意味着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从此前的传统“地产—债务—基建”三角循环，切换为“科技—资本—产业”的新型三角循环。在新型三角循环中，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是中心环节，资本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增长，科技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升级，也就是“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

“投资于人”与“扩大消费”更加密切的结合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中，本次公报提及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而在一般的理解中，第三产业占比提升被视作产业结构升级的体现，或许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得市场对于制造业的理解被重塑。

首先，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带来的负面冲击以及发达经济体社会情绪的不安感，使得重视制造业成为一种共识。

其次，制造业的成功是中国增长模式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来源。以质优价廉的工业产品稳定供应全球的生产能力可以说是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盘之一。

第三，虽然我国制造业强大而全面，但在全球产业链价值分布上还尚未走到前端，制造业整体的收入和利润水平与制造业规模还不匹配，这意味着制造业对于服务业的哺育能力还有待提高，产业工人群体还无法充分为养老、医疗、娱乐等服务业提供广泛的消费支出能力支持，服务业占比提升仍需要更多时间和支撑。

但是，制造业或者工业的发展趋势对于劳动要素的集约程度是在显著下降的，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以及人形机器人等现代技术的发展，劳动要素在制造业领域的作用可能会进一步下行。这就需要一方面要稳定制造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则要提高制造业进步对于服务业的辐射带动作用，而这离不开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提升。

“投资于人”就是要从财政支出端进行改革，更加侧重财政支出的民生功能，提高居民部门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这会减少居民部门进行支出的后顾之忧，更好地实现扩大消费和内需的目标。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排序显著上升

在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关于对外开放的工作任务置于第九位，而本次公报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置于第五位。这一排序的显著变动说明，外部环境对于我国经济影响的复杂性正在显著上升。

美国持续在贸易、技术等领域的“小院高墙”式的脱钩断链，欧盟总体上接受了所谓“去风险”框架而对自身的产业链安全充满忧虑，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外需，以及与外需相关的供需失衡问题就处在更大不确定性之中。

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的战略保守主义态度则加剧了美国的“特里芬悖论”，美债信用遭到质疑，美元指数总体走低，美元避险功能走弱，而这又给人民币资产以及中国产能“走出去”提供了机遇。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继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守”的角度可以维护国内国外双向循环的基本盘，在“攻”的角度可以扛起自由贸易的大旗，推动中国资本和中国产能在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加快布局，推动“非美元”经贸体系的构建。

区域因地制宜发展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本次会议公报提出，“十五五”期间要“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这里的关键词一个是“叠加效应”，一个是“优化布局”。

长期以来区域竞争被视作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解释变量，但是区域竞争也并非没有“副作用”。从此前的同质化实施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到最近这些年出现的在新兴领域的重复性投资，实际上不符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核心要求，所以才需要采取“反内卷”措施再次进行纠偏。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就是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同质化竞争不仅带来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还会影响新质生产力在规模经济、集聚效应等层面的作用发挥，这就难以形成“叠加效应”，也不利于“优化布局”。

今年的城市工作会议也更强调大城市、超大城市和城市群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未来经济大省、经济强市也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层面形成差异化竞争和协同互补。

科技自立自强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同步推进

本次会议公报并未直接提出“金融”二字，因此一些观点认为金融工作在“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性将下降，这一说法可能有所偏颇。

金融体系在支持科技自立自强与服务实体经济方面的作用仍是不可忽略的，即便当前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皆与部分领域的金融去杠杆相关，但是，传统领域去杠杆并不妨碍在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加杠杆。无论是金融五篇大文章，还是长期资本与耐心资本，在“科技—资本—产业”的新型三角循环之中，金融资本依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关键要素。

但是也要注意，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成立之后，金融工作的“人民性”要求显著提高，金融工作要主动支持国家战略，要积极服务短板领域，要主动顺应逆周期调节，在促进科技进步与实体经济质效提升方面发挥作用，在符合这些要求的重点领域，依然需要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加杠杆，实现“金融加速器”效应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远东资信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本文不代表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