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深秋的郑州，下午四点的风已经有了凛冽的意味。
王桂花站在自己的小吃摊后面，机械地翻动着鏊子上那张荷叶饼。
面糊触碰到热油的滋啦声，混合着荷叶淡淡的清香，是她二十年来最熟悉的背景音。
她今年五十四岁，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的痕迹，比这城市改造留下的拆迁印记还要深。
围裙洗得发白，上面沾着洗不掉的油渍，一双关节粗大的手，熟练地刷酱、夹菜、打包，递给一个个行色匆匆的客人。
“下一个，要辣不？”她头也没抬，习惯性地问道。
来人没接饼，声音有些公事公办的陌生：“你好，是王桂花本人吗？”
王桂花这才抬起头。面前站着两个年轻人，穿着挺括的制服，不同于城管，也不同于街道办的人。她心里咯噔一下，下意识地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我是，咋了？”
其中一人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递到她面前：“这是法院传票和相关法律文书，你因子女抚养费纠纷被起诉，请签收一下。”
“啥……啥费？”王桂花愣住了，她茫然地接过那个沉甸甸的袋子，“谁告我？”
“你的三个子女，王磊、王静、王浩。他们起诉你，要求你支付他们在成年之前的抚养费，共计人民币……”
后面那个数字，王桂花根本没听清，大脑嗡的一声响，整个人都懵了。
子女？抚养费？
她一生未婚未育，怎么会有孩子？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同志，是不是弄错了？我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孩子呀！”
王桂花今年54岁，她是八十年末的中专生。那时候毕业包分配，王桂花毕业后就被分配在了郑州一家国营公司做内勤工作。
后来公司效益不好，2000年的时候她被迫下岗。原本以为一辈子吃喝不愁的铁饭碗却一下子没有了，这让她无法接受。
可不接受又能如何？她只是千千万万下岗工人中的一员，面对生存的问题她不得不另谋出路。
她拿出全部积蓄，开了一家服装店，但因为不熟悉市场需求，服装店生意非常差，最终惨淡收场，她辛苦积攒下的钱也全部打了水漂。
这次失败对她的打击很大，但她没有一蹶不振。在城市做生意没有本钱，她就回农村老家承包土地。
那时她已经32岁了，是名副其实的老姑娘。工作没了，又没有成家，她成了村里人议论的对象，大家都说她肯定是有病，要不咋会下岗了，还不结婚，这太不正常了。
家人受不了村民们的风言风语心，就逼着她相亲结婚，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但她却说，“我不结婚，这辈子我都不结婚！”
家里人很不理解，也非常生气，于是就放了狠话，若不结婚就不要在他们眼前晃悠。
面对村民们的流言蜚语和家人的施压，王桂花只能离开农村老家，重新返回到了郑州。
回到郑州之后，她听说和她同一批下岗的那些同事都做起了小生意，比如修鞋，摆摊卖水果，开小饭馆等。
虽然挣得不多，但也饿不住，主要是投资少。王桂花想着自己也摆摊卖点什么，不要求挣多少钱，能养活自己就行了。
经过几天的街头考察，她决定卖吃的。说干就干，她买了三轮车，又准备好灶具，就开始在街头摆摊卖荷叶饼。这一买就是二十多年。
这二十多年，都是她一个人生活，也有热心人见她一个人不容易，张罗着给她介绍对象，可都被她婉言拒绝了。
她一个人生活习惯了，她觉得这样挺好，只是在生病的时候，她才会觉得孤独。她想，要是有个人在身边，日子也许过得会好一些。
她心里那个隐秘的角落，埋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她想，这个秘密她会带到棺材里去，就这样一个人孤独过一生。却不曾想，在她即将步入老年生活的时候，却发生了这样的事。
望着人来人往的街头，她身子一晃，差点栽倒在地上。
“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她喃喃自语道。
她连婚都没有结过，怎么会有子女，而且还是三个未成年的子女，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王桂花觉得，肯定是法院弄错了。
开庭那天，王桂花把三轮车摊位稳妥地锁在法院对面街角的便民停车区，甚至还细心地把“老王家荷叶饼”的牌子朝外摆正。
她拎着一个洗得发旧的布包，里面装着传票、她的身份证，还有一小瓶凉白开。她心里盘算着，这误会顶多半个小时就能说清楚，不耽误中午的饭点儿出摊。
深秋的早晨寒气重，她搓着手在门口踱步，看着穿制服的工作人员陆陆续续来上班，心里那份“肯定是弄错了”的笃定，随着时间流逝，慢慢渗进了一丝不安。
终于熬到上班时间，她按照指示牌找到民事审判庭，在走廊里被一位穿着制服、面容严肃的年轻工作人员拦下。
“叫什么名字？哪个案子？”
“同志，我叫王桂花。我也不知道是啥案子，他们说是孩子告我，这肯定是弄错了！”王桂花急忙从布包里掏出那份被她攥得有些发潮的传票，递了过去。
工作人员接过传票，熟练地在电脑上查询，然后抬头，目光锐利地再次确认：“王桂花，身份证号410105……？”
“对对，是我。”
“原告是王磊、王静、王浩，由法定代理人，他们的父亲代为提起诉讼。案由是抚养费纠纷。没错，就是你。”工作人员的语气平淡，带着不容置疑的程序正确。
“不可能！同志你再查查！”王桂花急了，声音不由得拔高，“我……我都没结过婚，我哪儿来的三个孩子？还未成年？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她感觉自己脸上火辣辣的，仿佛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不是……同志，你听我说，我真的没有结婚，更没有孩子，你们可以随便去打听……”
“具体情况，开庭后可以向法官陈述。你的案子在第三法庭，时间快到了，进去等着吧。”工作人员不想再听她解释，指了指旁边一扇厚重的木门。
王桂花懵懵懂懂地被“请”进了法庭。房间不大，正前方是高高的审判台，下面分成两边。她孤零零地坐在被告席的硬木椅子上，手心冰凉。
过了一会儿，对面的门开了。一个穿着半旧西装、戴着帽子企图遮掩容貌的男人走了进来。
当王桂花看清他那张虽苍老却刻骨铭心的脸时，浑身血液仿佛瞬间凝固，她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指甲掐进了掌心。
“王……王建国？！”她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二十年前的记忆如潮水般冲破闸门，汹涌而至。
那时候她刚毕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拿到手，她就去医院看病了。
她的病是从青春期就有了，当别的女孩子都有初潮的时候，她的却迟迟没来，这让她惶恐不安。
当时她母亲带着她去乡卫生院看过，可那里医疗条件有限，根本看不出咋回事。卫生院的医生建议他们去县医院看。
可家里根本没有钱，父母供应她和弟弟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她不想给父母再增添负担，她想没有就没有吧，还省事了。
以后她自己挣钱了再看病也不迟，就这样，一直到她参加工作之后才把看病这事提上日程。
当她走进妇科门诊时，接待她的竟然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医生，王桂花一个大姑娘，怎么好意思开口，她想转身离开，可被那个医生叫住了。
那个医生就是王建国，王桂花红着脸说了自己的隐疾，王建国听了皱起了眉头，让她去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结果出来后，王桂花自己先看了看，一切正常，既然一切正常，可她都二十多岁了，咋还没有月经呢？
王桂花捏着那张显示“一切正常”的化验单，心里像塞了一团乱麻。
她踌躇地回到诊室，把单子递给办公桌后的王建国医生。
王建国看着单子，眉头也锁紧了。
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这反而让情况显得有些蹊跷。
他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面色绯红、眼神躲闪的姑娘，心里明白她的窘迫。在那个年代，一个未婚姑娘来看这种病，需要巨大的勇气。
“检查结果确实没看出什么问题。”王建国放下单子，语气尽量温和，“但是，有些情况光靠化验是查不出来的。我需要……给你做个妇科检查。”
“检……检查？”王桂花的脑袋“嗡”的一声，脸瞬间红到了耳根。
她当然知道“妇科检查”意味着什么，那是她想象中都难以启齿的场景。
要给一个陌生的、还是个男人的医生看……那个最私密的地方？她下意识地并紧双腿，手指死死抠着衣角，声音细若蚊蝇：“不……不行……”
王建国理解她的抗拒，他放缓声音，带着职业的耐心解释道：“王桂花同志，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在医生眼里，只有病人，没有性别。你的情况比较特殊，不做检查，我们无法找到病因，也就没办法帮你。你既然来了，不就是想解决问题吗？”
他的话像锤子一样敲在王桂花心上。是啊，她鼓足勇气来到这里，不就是为了摆脱这噩梦般的困扰吗？
难道就因为羞耻心，前功尽弃？她低着头，内心激烈地挣扎着，指甲几乎要掐进掌心。
最终，那股想要成为一个“正常”女人的渴望，微弱却顽强地战胜了羞耻。她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极轻极轻地点了一下头。
“好，那你跟我到检查室来。”王建国站起身，率先走向用一道布帘隔开的里间。
检查室很简陋，一张铺着白色床单的检查床，旁边立着一盏明亮的灯，金属器械托盘里放着一些王桂花叫不出名字的、闪着冷光的器具。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冰冷而肃穆。
王建国戴上了乳胶手套，发出“啪”的轻微声响，这声音让王桂花浑身一颤。
“别紧张，放松。把裤子脱到膝盖，然后躺到床上，对，把脚放在这个架子上……”
下一秒，他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