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0月23日下午，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2025外滩年会圆桌论坛“多层次养老保障中的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上就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分享了他的看法。
周小川表示，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概念，以减少争议。中国的养老第一支柱并非简单的普惠性、兜底性支出，在待遇计发公式中，其很大程度与缴费年限和缴费基数挂钩，并设有上下限。近期，领取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从15年延长至20年。这都表明，中国的养老第一支柱包含了很强的精算和贡献关联成分，其性质并非纯粹的第一支柱，这与OECD（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定义的第一支柱在概念上并不完全一致。
他认为，中国自行定义三支柱体系并无不可，但在进行国际比较时，若口径不一，就容易产生概念混淆和误解。
周小川比较赞成第二支柱采用强制性可能会带来好处的观点。他表示，20世纪90年代，香港回归后设计的新养老金体制，当时就推出了强制性的“强积金”（强制性公积金计划）。这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资金来源。
周小川表示，养老第一支柱非常重要，不仅因其人口覆盖广，还关乎当前提振消费的议题。若要鼓励消费，有人主张提高养老金待遇，但这必须与“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紧密联系。有人认为没钱可以靠财政赤字，但此事远非如此简单。
周小川表示，在中国，很多事情实行的是“部门负责制”，负责社保的可能不直接承担财政平衡的责任，而负责财政的则会严格考量预算约束。这必然涉及是否提高缴费率或寻求新的平衡点等问题。
在覆盖面问题上，周小川回想到了20年前的一场争议：第一支柱是否应充分考虑广大农民的养老问题？当时有观点认为，农民的养老是由承包地和宅基地保障的——在城里打工无法养老的话，还可以回农村。也有观点主张，农民作为低收入群体，应实现国家保障与土地保障的双重覆盖。由于当时缺乏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下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较低。
周小川同时表示，许多对养老保障的讨论往往忽略了企业的利益和感受。企业追求效率和竞争力，如果在社会保障供款方面负担过重，必然削弱其竞争力。因此，企业会通过各种渠道向主管部门反映社保缴费率的问题。当然，也有人指出，未来的出路之一在于显著延长退休年龄。但企业对此也有顾虑：高龄员工的劳动生产率可能不同，病假情况也可能更多，企业可能会不情愿。因此，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
最后，周小川谈到了人工智能的影响。他表示，从目前的讨论来看，人工智能很可能显著加大而非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然而，目前尚未建立有效的渠道和机制，将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增效率和GDP增量分配给养老金体系。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并且与企业考量密切相关。他希望研究养老金的各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能对企业的感受和诉求给予更多关注。
（作者 刘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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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鹏
金融机构新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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