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去世后有多凄惨？横不到8尺的墓地，墓草凄凄，满目苍凉

1953年10月，初秋的上海仍带着潮湿的咸味。一位从影戏学校毕业的青年按照长辈留下的地址，沿西宝山路一路打听“联义山庄”。他想再看看那位银幕传奇的埋骨之所。可刚踏进墓区，扑面而来的却是刺鼻的荒草味，道路被雨水冲出一道道沟壑，极不好走。

拨开齐膝的杂草时，他看见一块锈迹斑斑的铁皮歪斜在小土丘旁——那便是阮玲玉墓地唯一的“围栏”。不到八尺见方的土地早被野草占满，只剩一块石碑勉强立着。石碑前搁着两块薄木牌，一块写着“唐阮玲玉”，另一块已被风雨漂淡，字迹模糊。青年心里“咯噔”一下，脱口而出：“怎么能这样对她？”

有人说，明星的光环最怕时间，可谁能想到，距她去世还未满二十年，墓前竟是这般冷落。为了弄清缘由，青年开始向老看守打听。老看守叹了口气：“乱世里，哪顾得上维护墓地？再说，没谁肯出这份钱。”一句话，像一记闷雷。

镜头若往前推十八年，场景截然不同。1935年3月11日，上海街头乌压压一片人头。自发送行阮玲玉的市民据说达到三十万，扶柩的，是中国影坛最响亮的十二张面孔。那天的万国殡仪馆门口水泄不通，花圈堆得比人高。有人感叹：“这排场，活人都羡慕。”

短短十八年，从万人空巷到荒冢孤坟，落差令人发寒。事实上，阮玲玉生前经历的跌宕，与墓地的凄凉何其相似。她出生于1910年，家境寒微。父亲早逝后，母亲靠给洋楼打杂维持生计。那段吃百家饭的日子，给女孩心底按上自卑又倔强的烙印。1926年，阮玲玉凭《挂名的夫妻》崭露头角，旋即在《神女》《小玩意》等片里技惊四座。吴永刚那句“感光最快的底片”并非恭维，了解拍摄流程的人都知道，要在没有台词的默片里用面部、身体讲故事，难度极高，但阮玲玉做到了。

声誉随之而来，麻烦也随之而来。她与纨绔子弟张达民的婚姻，只用了三年就被赌博、酗酒和家产纠纷拖垮。张达民不甘心失去摇钱树，开始纠缠不休。正当阮玲玉觉得自己在唐季珊那里找到了“稳定”，更凶险的风浪悄悄逼近。唐季珊风度翩翩，却极爱面子。1934年，张达民联合小报记者抛出桃色绯闻，“阮玲玉两姓夫人”一说掀起轩然大波。唐季珊深受其害，转而把怨气撒向她，“都是你害我面子丢尽”，这是护士后来听到的原话。

夜半时分，唐季珊粗暴的指责、报刊排山倒海的谣言、法院旷日持久的官司，把26岁的女子逼到绝境。“人言可畏”写在遗书里，那封信被唐季珊刻意修改，遮掩了自己的责任。有人曾与唐季珊当面对质，他只冷笑：“死都死了，还计较什么？”如此凉薄，不由让人心寒。

葬礼过后，风云更迭。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联义山庄”多次被战火波及，墓碑被炸毁、草皮被烧焦，在所难免。进入四十年代，上海更换多次政权，墓园无人托管。新中国成立后，影坛关注点转移，“旧上海明星”不再是舆论焦点，维护费用无人承担。阮玲玉的母亲与养女早已迁居香港，后续更无力保养墓地。这样一来，破败也就成了注定。

“唐阮玲玉”四个字惹人侧目。青年忍不住问老看守：“谁刻的？”老看守摇头：“听说是唐季珊托人立的，他怕别人忘了他跟阮小姐的关系。”这番说法并未得到官方佐证，但许多知情人士信其为真。试想一下，用逝者的名声为自己贴金，这种做法实在难登大雅之堂。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上海文化界人士发起“重修影人墓园”倡议，阮玲玉的墓地被列入首批名单，可惜经费始终不到位，计划无限期搁置。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她主演的影片被重新修复、放映，社会才再次想起这位短命巨星。那时有人拨款在龙华建“阮玲玉纪念碑”，才算给她一个像样的凭吊之所。

从银幕传奇到埋骨荒丘，她的遭际似乎在提醒世人：浮华背后，一切成败皆由时代洪流裹挟。或许正因如此，1953年那位青年离开墓园时一句低语分外刺耳却也真实——“生前人挤破头，死后连草都没人锄。”

历史无法改写，但荒草之下的石碑还在。只要还有电影存在，她在镜头里抬眼、低首、含泪、微笑的每一帧，就不会随乱草一起腐朽。这，大概是对阮玲玉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