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历任最高负责人，陈独秀是第一任，毛主席是第六任

“1921年7月的一天，李达轻声对陈独秀说：‘这条路注定艰难，你可有准备？’”这句悄悄话就发生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的寓所里。谁也没想到，彼时还在为建党宣言打磨措辞的几个人，会在三十年后将中国的政治版图彻底改写。

陈独秀被推举为第一任最高负责人时，党不到五十人。他的最大优势是思想锐度：五四风潮中，他的《新青年》鼓动了一整代年轻人。然而，革命不是纸上鼓动。1923年至1927年间，国共合作、北伐东征，陈独秀把重心放在统一战线，忽视了独立的武装基础。上海“四一二”惨案枪声一响，惨烈现实逼问每一位革命者：没有枪，政权靠什么？陈独秀的妥协策略很快失去了干部信任。1927年8月中央紧急会议，他黯然去职，“时代抛弃谁，从不提前打招呼”——有人这样形容他的落幕。

高压之下，权力真空必须有人填补。1927年底，瞿秋白临危受命，成为第二任最高负责人。瞿是个书卷气极重的人，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他一边吸旱烟一边琢磨俄文词根。理论素养让他深入莫斯科的视野，但工农斗争的火线与纸上推演毕竟两码事。李立三“急攻城市”的计划被他默认执行，导致1929后各地工委损失惨重。1931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牢房里他写下《多余的话》，其中一句“只求近平生之坦白”令人唏嘘。那一年，党的地下组织几乎陷入瘫痪，中央苏区成了硕果仅存的战略支点。

第三任负责人向忠发正是一位从安源煤矿走出的工人领袖。国际共运史里，工人出身的领导往往象征阶级本色，但现实没给向忠发留下转圜余地。上海租界的特务网如蛛网般收紧，向忠发缺乏地下斗争经验，家属关系更成了突破口。1931年6月22日，他被捕后几乎当日即供，几十名骨干身份暴露。有人怒斥他是“工人中的李鸿章”，这固然偏激，却折射了一线同志的绝望。向忠发的迅速垮塌在组织内部留下巨大心理阴影：领导人选择失误，付出的往往是成百上千人的生命。

这一年的瑞金，博古走到聚光灯下，成为第四任最高负责人。博古年仅二十四岁，是苏联回来的“少壮派”。他的优势是能快速把莫斯科来的电报译成行动指令，劣势是对中国农村与山地战缺乏直观感受。于是，中央苏区在四次反“围剿”中赢得胜利，却在第五次硬碰硬的阵地战里栽了跟头。正规战对物资、火炮、交通线要求极高，单靠山林间的游击弹药根本消耗不起。江西上饶以南的封锁线越筑越厚，红军折损巨大。眼看形势不对，博古依旧迷信“堡垒对堡垒”式抵抗，更倚赖德军顾问李德的“正面抗击”方案。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踏上长征。博古的个人悲剧是，直到湘江血战，他才意识到理论与国情之间的缝隙足以致命。

湘江河滩的累累白骨让张闻天心惊。遵义会议后，他顶替博古，成为第五任负责人。这位“季米特洛夫式”的长个子理论家，被称为“洛甫”。张闻天的识别问题在于——他看到自己的不足，主动推举毛泽东进入中枢。外界常说这是自我削权，倒不如说他懂得“拿什么换胜利”。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指挥，张闻天站在幕后。学者们总结，张闻天对后续战略最大的贡献，是“不当干涉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毛泽东此时尚未成为最高负责人，可他在江西留下的秋收起义、井冈山根据地、游击战法，早已说明他对中国革命的理解根植于土地与农民。1927年文家市散伙时，他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话被当作“山沟里读书人的意气”。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与“农村包围城市”的雏形，慢慢让士兵和基层干部心里有了秤。即便在1932年宁都会议他被撤职，大多数红军士气仍然倚重他的战法和判断。有人回忆：“不见‘主席’站在地形沙盘旁，心里就发慌。”

长征途中，最惊心动魄的当属“四渡赤水”。1935年2月至3月，毛泽东主导的机动作战来回穿插一千多里，蒋介石调集的四十万大军扑空。兄弟部队在金沙江畔看着敌人抱头发呆，恍然大悟：原来“被追”也能追出花样。胜利带来的崇高威望让毛泽东在党内不可替代，张闻天与王稼祥联名向中革军委提议：军事由毛泽东全权统筹。这才有了1935年10月的吴起大会师。

陕北窑洞里的日子并不好过。缺粮、缺盐、缺药，更面临国共两党错综复杂的第二次合作谈判。可就是这些枯燥会议，逐步奠定了中央决策的集体程序。1938年9月29日，延安杨家岭窑洞灯火彻夜未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毛泽东为第六任最高负责人。在那份简短文字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句式第一次出现。该决议并没夸张语言，却让前五位无论成功或失败的领导经历都尘埃落定。

对照六位负责人，可发现一个规律：理论与实践脱节时，损失最惨；二者结合越紧，胜算越高。陈独秀重理论轻武装，导致主动权旁落；瞿秋白诉诸文字，对地下工作缺乏具体部署；向忠发虽出身工人，却难敌特务斗争的高强度；博古过分迷信外来战法；张闻天懂得让位给更擅长实战的人；毛泽东把对中国国情的洞察揉进军事、政治、组织建设，最终获得组织最大信任。不得不说，领导人自身的视野与中国土地的贴合度，成为影响党史走向的关键变量。

历史从不是一帆风顺的鸿篇巨制，更像一条布满暗礁的河道，船只与舵手都在更新换代。六位最高负责人，用各自截然不同的轨迹，完成了从上海石库门到延安宝塔山的漫长接力。晚年的瞿秋白在刑场上哼唱《国际歌》，陈独秀则在偏僻山城里研究训诂，他们或成功或失败，都令后来人明白：革命首先是信念，其次才是职位。那些写在文件上的头衔，终究只是阶段性的责任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