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说:“当年,我是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进上戏表演系的,但老师称我们班是上戏有史以来最差的一个班,那些师哥师姐也不放过我们,看见我们班的学生就调侃,说今年表演系招生了吗?这些女孩,难道不是戏文系的吗?那些男生长这么丑,难道不是舞美系的吗?表演系今年招了吗?”
刚进上戏那年,是1991年秋天,上海的天刚转凉,校园里梧桐树叶落得到处都是。
吴越踩着破旧球鞋,站在上戏表演楼下,和一群同学排队等着进教室,她是那年表演系专业第一,家里人都以为她会成为“别人家的孩子”,但谁也没想到,刚开学没几天,老师就站在讲台上,边翻名册边叹气,说他们这届是“上戏有史以来最差的一个班”。
吴越当时愣住了,心里像是有人泼了一盆冷水,她偷偷看身边的同学,大家都是青涩得要命的样子,有的低着头,有的假装若无其事。
讲台底下,有个女生悄悄推了推她:“你第一名都这样,那我们还怎么混啊?”
这种气氛一直持续了很久,课间的时候,隔壁班的师哥走廊上晃过来,嘴角带着点调侃的笑,和别人说:“今年表演系招的人,怎么都不像表演系的?好像戏文系的学生串班了。”
有时候,师姐还会故意喊:“你们这些‘舞美系’的,别站在表演楼门口啊,挡道!”
吴越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开始怀疑自己,她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家里满是墨香,父亲是吴颐人,篆刻名家。
她初二时还得过全国少年篆刻金奖,家里人做什么都沉稳,没人会把情绪摆在脸上,可到了这里,自己成了被质疑的对象。
那年大一,学校要搞甄别考试,听说如果分数太低,会直接劝退回家。
吴越每天都像上发条一样,起早贪黑练习,她并不觉得自己天赋有多高,反而总觉得差点意思。
考试那天,她手心全是汗,背完台词还怕忘词,成绩出来,她刚好60分,差点没有过线,差一点她就要打包回家了。
结果出来后,班里几个同学抱着头坐在台阶上,有人低声说:“我们是不是被看扁得有点冤?”
吴越没说话,只是把手插在口袋里悄悄松了口气,那种“擦边球”过关的感觉,她太熟悉了。
考七宝中学的时候,她的分数线正好卡在录取线275.5分上,家里人说是运气好,她自己明白,其实是再多一点点犹豫,可能就什么都没有了。
大二的时候,学校排话剧,老师没给她重要角色,让她演一个出场不到三分钟的小配角。
晚上排练结束,吴越一个人走在校道上,想起白天师姐的话:“你们班演啥都没气场,像是看散学典礼。”她靠在墙边,脑袋里全是乱麻。
那天夜里,她第一次在学校的操场边掉眼泪,把自己憋了好久的委屈全都流出来。
但她没想过放弃,吴越练台词时,总是把录音机往桌上一放,一遍一遍听自己的声音,琢磨自己哪里卡壳。
她发现自己并不是那种一眼就能成名的漂亮姑娘,干脆就练得更细致一点,和同学对戏时,她喜欢琢磨别人的表情和小动作。她说自己是“慢热型”,其实就是不服输。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班里有几个同学决定转行,不再演戏,吴越那时候其实也迷茫过。
可每次一想到家里书房墙上那些父亲的篆刻,心里就像有人在拉着她往前走。
她不喜欢热闹场合,也不擅长推销自己,面试时常常是最后一个走进考场,她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遍一遍试,一场一场熬。
毕业那年,她在《和平年代》里演了女记者闻璐,导演说:“你不是最出挑的,但你是真实的。”那部戏播出后,她拿了金鹰奖的奖杯。
可吴越没太多欢呼,只是在家和父母吃了顿饭,父亲问她:“你觉得还行吗?”她想了想,说:“还行吧,至少没给自己丢脸。”
后来很多年,吴越在圈子里始终是慢慢浮上来的那种演员,她不抢镜头,不爱凑热闹,演“凌玲”时,网上有人骂她演得太像了,连走在路上都有人指着她说“坏人”。
她听到这些,只是笑笑,她说,演戏就得真诚一点,观众能看得出来你是不是用心。
2023年,她凭借《县委大院》拿下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领奖那天,吴越穿着简单的裙子,头发随便扎着,站在台上和大家鞠了个躬。
她说自己还是那个普通的演员,没什么特别的诀窍,就是一步步慢慢来。
回头看那些年被调侃、被质疑的日子,吴越并没有觉得委屈,她说:“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有的人一开始就跑得快,有的人慢慢走,但只要没停下,终归会到达自己的地方。”
如今,她更是再《沉默的荣耀》里闪闪发光,她一直在坚持,一直是这样慢慢地、稳稳地,把自己的人生走成了一部没有大起大落,却处处有坚持的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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