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共议政党治理：发展是赋能型治理最大公约数

圆桌对话环节，由现场三位与线上的巴黎、北京连线共五位嘉宾组成

【导读】10月12日，文汇讲堂全球南方系列十讲之第八讲《政党驱动：全球南方与“赋能型”治理》在上海大学成功举办。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院长孙明主讲，与浙江（嘉兴）中外政党研究中心主任周淑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鄢一龙，线上的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于运全、巴黎政治学院欧洲政治研究中心教授奥利维耶·科斯塔（Olivier Costa）展开圆桌对话，上海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高立伟作点评。

现场150人参与，1.8万人次在上观App、央视频、上海大学视频号、文汇报视频号观看直播。本次讲座由文汇报社与上海大学政党治理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主办。

经整理，分主讲、圆桌上中下，互动、点评、快评共7篇以飨读者。此为圆桌中。

赋能是21世纪主流政府功能，是对赋权的超越

文汇讲堂：第二个环节讨论赋能型治理，从治理角度看何谓赋能型治理？如何让赋能型治理成为各国执政党的公约数？

鄢一龙从赋能与赋权的比较来阐释赋能型治理

鄢一龙：中国对于治理的思考有着悠久的传统，《道德经·上善若水》篇里已提到“政善治”。虽然英文都是empower, 但是今天讨论“赋能”一词，它和“赋权”一词内涵有很大区别。西方近代政治过程较为突出的是赋权，例如英国社会学家T·H·马歇尔就分析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对于公民的自由权利、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权利方面的赋权。然而，用赋权来理解政府和人民、和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会出现一个问题——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二元对立。这是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迷思，要么强政府、弱社会、弱市场，要么强市场、强社会、弱政府。

21世纪主流政府应该走向赋能型。因为赋权只能提供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形式上的权利，赋能则能给人民实质的自由和实质的权利。从DeepSeek所在的杭州“六小龙”，到上海、深圳的创新发展，都体现出一种强政府、强市场的模式。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实现赋能，其中一个核心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传统中的上善若水、阴阳调和的思想有助于理解赋能概念。AI制图

首先，理想信念本身就可以赋能，我在深圳前海调研时注意到这样的党建口号——“跟着党去创业”，这就反映了政党和市场主体之间的赋能关系。其次，组织也能够赋能，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将分散的、孤立的个体组织起来，也是给社会、人民赋能。最后，赋能具有双向赋能的内涵，政府赋能市场，市场发达则进一步增强政府能力。中国文化传统上也注重阴阳相交，而非二元对立，这在从赋权到赋能的范式转变上也得到了体现。

善治的政党整合社会利益，推动国家现代化

奥利维耶·科斯塔（巴黎连线）：关于政党“赋能型治理”，我们需要考虑到全球南方不同国家之间的国情有着巨大的差异。政党对于善治和民主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在一些国家，政党反而可能成为治理困境的一部分。

奥利维耶·科斯塔（Olivier Costa）教授在巴黎，通过ZOOM全程观看英文频道直播，并参与实时互动

政党之所以能够赋能整个社会，是因为政党是组成民意代表、招募政治精英的主要力量，同时塑造着政策议程，因而为社会提供了代表性和责任性。正因如此，从南非、印度、巴西、加纳再到印度尼西亚等很多国家，它们的政党的确有效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但是在其他国家，情况则变得复杂，例如一些国家的政党仍然是高度个人化的、恩庇主义或是金钱为纽带的，这些特征会削弱政党所主张政策的延续性。

当前，在涉及有关技术型治理、社会运动、数字民粹等的讨论中，我们越来越重视政党的作用，因为政党肩负着整合社会利益，并将其转化为政策的责任。在较为发达的全球南方国家例如中国，政党提高了上述进程的效率。然而在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中，由于高度碎片化的政党政治、党派之间合作意愿的缺乏，政党造成了某种政治或社会的僵局——类似于我们在今天的法国所看到的状况。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南方需要革新这种政治，让政党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

各执政党之间最大公约数要回归到“发展”

于运全（北京连线）：各国政党的确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受各国国情与政党自身特性的影响，如何赋能、如何驱动存在很大差异。

于运全在北京观看直播并参与连线实时互动

“驱动”一词特别传神。在中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类似于乐团指挥，或者说电脑CPU，起着一种核心驱动的作用。“赋能型”一词目前在中国媒体上，更多是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比如帮助发展中国家或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鄢一龙教授谈的赋能，则从政党或政府如何为社会和民众赋能的角度，拓宽了讨论的视野。

在我看来，目前各国执政党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可能最终还是要回到“发展”这个时代主题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赤字”，其中发展问题是首要的。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也正是回应这个共同挑战。前不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2025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全球人类发展速度已降至35年来的最低点。再加上现在贸易冲突加剧、地缘政治紧张这些不利的外部环境，对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政党如何推动本国现代化，确实是当前最核心的任务。

发展难题凸显，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5人类发展报告》

孙明：总体来看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赋能，一个是公约数。关于赋能，我想到两个概念，一是“使命型政党”，二是“发展型政府”。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的核心，是推动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说到底，政党是有使命的，使命型政党更要承担起特定职责，它有明确的方向与动能，这是使命型政党的内涵。

而要找到最大公约数，还是要回归到“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提出发展型政府。中国在不同阶段对于“发展”有不同的表述，从“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到“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再到今天我们经常提到的“高质量发展”，这些话语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发展型政府的鲜明标志和特征。当前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发展充满期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肯定。这样的成就源于中国共产党兼顾了使命型政党和发展型政府的双重职能。

从细节、小切口中寻找各国政党最大公约数

孙明阐释赋能与公约数内涵

第二是关于公约数的问题。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在开展国际交流的过程中，有很多相关案例，例如组织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我们从一些细节、小切口着手，尝试在交流合作和探索过程中寻找公约数。比如在贵州的国际青年交流活动，会偏重设置脱贫攻坚的主题。在广东，则更多展现高科技发展的故事。在国能准能集团，则聚焦于绿色能源发展。另外，2025年举办的在法国巴黎的中欧美智库合作论坛，特别设计了 “博物馆对话”的活动。这给我们一个启发：国际合作不在于话题多大、多高，而在于能不能把主题具象化。

在赋能和现代化领域，具体而言，比如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公共卫生、气候变化，都是海外关注、也期待合作的领域，这些或许正是我们在发展道路上可以着力寻找的最大公约数。

2025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中欧美智库合作论坛。

使命型政党肩负领导责任，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

周淑真：赋能型治理是各国政党主要是执政党最大的公约数，因为政党作为执政或参与政权的重要政治组织，是重要的赋能团体，是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的力量。推动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向往，是当代政党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政党的共同责任，也是赋能型治理的目的和表现，政党在其中实际上发挥着引领和驱动的作用。

所有执政党都肩负领导的责任，而政党是不是使命型政党，则取决于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宪政体制，就我国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这是毫无疑问的。

整理：高登怀 李念

原标题：《中外共议政党治理:发展是赋能型治理最大公约数|176-8③》

栏目主编：李念 文字编辑：李念

现场：周文强 配图：高登怀

来源：作者：鄢一龙、周淑真、Costa（巴黎）、于运全、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