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 | 伦敦与巴黎城市规划何以“引领百年”

导读

伦敦，多元文化的交汇点；巴黎，空间艺术的典范地。兼收并蓄、守正创新的规划智慧，让两座城市具备了穿越百年的独特气质，也为全球城市的发展与更新提供了宝贵经验。作为城市规划科学与艺术的杰出代表，两座城市“引领百年”背后有着这样的共通智慧：城市发展离不开科学性、前瞻性的规划引导，但这种规划应基于对历史、空间与社会结构的深层次理解，并灵活适应时代变迁，兼顾经济、环境、文化的多重需求。

本文字数：3947字

阅读时间：12分钟

作者 | 杨辰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伦敦：尊重市场、调和秩序

雏形：从地方自治到《大伦敦规划》

19世纪初的伦敦，工厂烟囱吐出灰色的云雾，煤气灯在雾霭中微弱地闪烁。查尔斯·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描写的不只是贫民的命运，还有一座正在经历工业革命的城市的扩张与混乱。

早期的伦敦，在城市规划上大体保持着一种独特的渐进主义风格，更多依靠市场机制与地方自治的力量。尽管这种方式在短期内显得缓慢甚至杂乱，却也得以避免激烈的社会冲突，为多样化的城市形态提供了空间。

伦敦的城市规划，一开始并未始于某个雄心勃勃的“总体方案”，而源于一系列对现实问题的理性应对。特别是，突如其来的霍乱与卫生危机，让下水道与供水系统成为规划关心的对象。约翰·斯诺医生的疫源空间分析，成为“疾病地图”与健康城市科学的先声。

1848年的《公共卫生法》和1855年的《伦敦大都会管理法》出台实施，正式标志城市规划从单一的市政建设走向更为综合的城市管理。这些法律不仅涉及街道与排水，还将健康与环境纳入规划目标。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伦敦城市规划，始于1909年的《住房与城乡规划法》。这部法律首次赋予地方政府编制土地利用规划的权力。此后，伦敦与周边郡共同设立“联合规划委员会”，开始系统审视首都空间的扩张趋势。

1944年，帕特里克·阿伯克龙比编制《大伦敦规划》。这份长达220页的文件在世界城市规划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在对伦敦战后重建作出战略性部署的同时，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卫星城体系、环城绿带和分区管制”的规划设想，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清晰的空间结构和管控规则。

转型：战略规划与公共评估体系

进入20世纪70年代，伦敦面临两大转型压力：一是工业向服务业转型，二是财政紧缩对公共支出的约束。这一时期，传统“蓝图式”规划逐渐让位于“战略性空间规划”。

以1986年启动的“朱比利线延伸项目”为例，伦敦交通局联合规划部门展开大规模区域影响评估，预测未来25年东伦敦地区的就业增长、房价变化、交通承载能力，并据此调整线路走向与站点设置，一举奠定了东伦敦地区复兴的空间基础。

英国还通过《大伦敦政府法案》并成立“大伦敦市政府”，赋予伦敦市长编制《大伦敦规划》的权力。首版发布以来，《大伦敦规划》每五年进行一次修订。每一轮修订都需要公众咨询、专家听证与议会审批，并引入大量的城市模型预测与场景模拟。这种基于“模型+咨询+法定评估”的规划流程，使得伦敦的空间政策始终保持“滚动性”和“回应性”。

巴黎：形塑秩序、兼容社会

维克多·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写道：“巴黎是一部石头的书。”这不仅是对建筑形态的浪漫化描述，也是对这座城市规划哲学的精准隐喻。它的街道、广场、桥梁与公共建筑，是一个又一个政治、文化与社会力量交织的章节。而巴黎之所以被誉为“欧洲最具魅力的城市”，就在于它能够在时代变迁中保持基本格局稳定，又赋予每一次规划调整以文化和社会意义。

奥斯曼改造：阳光照进石头森林

巴黎在19世纪中叶的形象，被雨果铭刻在《悲惨世界》里：“一边是光鲜的林荫大道和宏伟的广场，一边是曲折阴暗的旧街区。”1853年至1870年，塞纳省省长奥斯曼在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下，主持了著名的巴黎改造（又被称为奥斯曼改造）。这在巴黎乃至世界规划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奥斯曼改造的目的不只于美化城市，更在于创造一种新秩序：宽阔笔直的林荫大道穿越旧城区，直抵城市广场和纪念性建筑；统一高度、立面和屋顶形式的沿街建筑，确立了巴黎街景的鲜明风格；下水道、饮水系统和公共绿地同步建设，为城市公共卫生立下标杆；学校、菜场、剧院、邮局、公园、屠宰场等公共设施迅速完善，以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从此，巴黎街道从中世纪的迷宫中被理直气壮地拉直、拓宽；环形与放射状的道路结构不仅方便军事与交通，也制造了壮丽的首都景观。

这是“阳光照进石头森林”的年代，确立了由轴线、标志性建筑、公园、广场等基本要素构成的空间格局。纵然此后经历了普法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人口结构剧变和产业升级，巴黎的城市骨架与景观秩序始终屹立不动。

奥斯曼改造是国家意志与市民生活交织的产物。改造实施过程既借助皇权的决断力，也吸收了当时市民对公共卫生、美学与交通便利的诉求。特别是，同步推进污水系统、饮用水引入系统与道路改造，一举把城市公共空间打造成为市民生活与国家形象的双重舞台。

更重要的是，自奥斯曼之后，巴黎的城市规划便与文化景观塑造紧密相连。埃菲尔铁塔、亚历山大三世桥等新地标的出现，是城市规划与国家文化叙事交织的结果。巴黎就这样在原有骨架上不断添加内容，既保持空间结构稳定，又在细节处焕发新意。

值得一提的是，巴黎还多次借助举办国际盛事的契机，推动城市改造和功能提升。比如，1900年巴黎奥运会和世博会，使城市公共交通尤其是地铁1号线迅速成型，并建设了大量桥梁和展馆；1924年奥运会促使巴黎改善体育设施，并提升城市对内对外的交通便利度。这种“借机而为”的策略，体现了巴黎善于将一次性事件转化为城市长期利益的眼光和能力。

在城市上建造城市：旧城新生

进入20世纪，巴黎的城市规划开始更多吸收社会力量、回应市民诉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郊区化趋势明显，城市扩张带来交通、住房、环境的全新问题。1934年提出的“大巴黎规划”是首都与周边市镇第一次共同商讨制定区域性城乡规划，旨在促成城乡统筹的大都市圈。这一计划提出的“以公共交通为骨架”“以绿带限制无序蔓延”的空间理念，为后来巴黎大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战后，巴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住房短缺与基础设施现代化。1947年启动的战后重建规划，强调“功能分区”——居住、工作、商业和休闲相对分离，并在郊区大规模推进社会住房建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需求。不过，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中指出，这种模式固然带来效率，却也潜藏着空间的“社会分裂”风险。这样的批评为法国后来颁布以“混合居住”为导向的《社会团结与城市更新法》埋下了伏笔。

20世纪60年代，巴黎规划迎来又一次宏大转折——戴高乐政府启动包括拉德芳斯商务区在内的大型现代化建设项目。拉德芳斯选址在巴黎历史轴线最西端、距星形广场仅4公里的新区。围绕宽阔的中央轴线，高层办公楼、商场、会展中心、交通枢纽和地上地下公共空间等被紧凑地组织在一起。一方面看上去“冷漠、缺乏人情味”，不过也有力增强了巴黎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蓬皮杜文化中心的建设体现出另一种思路：利用现代艺术与开放空间激活老城区，使文化成为城市更新的驱动力。这种“在城市上建造城市”，把文化遗产作为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资源，是巴黎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规划平衡术”。

跨越江河与历史的对话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伦敦与巴黎的规划路径逐渐显现出哲学上的分野：伦敦更为强调尊重既有的社会结构与市场机制，倾向于通过制度和法律框架引导发展，允许多元形态并存；巴黎则倾向于在强有力的整体规划下推进空间重构，强调形象统一与公共空间的美学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伦敦的空间生成由无数局部选择累积而成，而巴黎充分展现出了一种从宏观规划到局部细化的逻辑。

当然，这种分野并非绝对。伦敦在必要时也会采取集中规划（如战后重建），巴黎也在20世纪末以来逐步引入更多公众参与和市场机制。这种“结构稳定+局部灵活”的原则，正是两座城市“引领百年”的底层逻辑。

伦敦的经验表明，尊重市场与社会自组织的力量不等于听任无序发展。恰恰相反，市场自由需要被稳定的制度框架引导。无论是1947年的《城乡规划法》，还是稍早的《伦敦郡规划》和《大伦敦规划》，都体现出一种“制度之网”。它不直接限定每一栋楼的高度，却对功能区划、公共交通走廊、绿地系统等结构性要素作出管控。如此，城市空间逻辑才能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内延续。而具体的开发节奏、建筑风格、产业布局，则交由市场与地方政府去博弈、去试错。

巴黎的经验显示，强有力的公共意志与文化传承的结合可以塑造一座城市的精神轮廓。无论是奥斯曼时期的城市大道、标准化公寓，还是戴高乐、蓬皮杜主导的高速公路、文化设施建设，抑或密特朗的“十大工程”，背后都具有清晰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目标——不仅仅是解决交通、住房或经济问题，而是要让巴黎在全球舞台上保持独特的气质与象征力。

如果把伦敦的城市规划比作“柔韧的网”，那么巴黎的规划就更像是一根根“坚韧的骨骼”。它们不仅支撑着城市的空间形态，也支撑着市民的身份认同。无论是奥斯曼时代的壮阔林荫道，还是拉德芳斯的现代天际线，抑或奥运契机下的基础设施优化，每一次重大规划都既有政治与经济的逻辑，也有文化与社会的意涵。这与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提的“历史层叠”有相通之处——层叠不仅是历史的记忆，也是规划的延续。在不同层面上更新，却保持整体骨架与核心方向的稳定。

回望伦敦与巴黎的规划历程可以发现，以公平正义的原则对城市公共资源配置与空间秩序进行长期管控，是政府的责任；顺应社会需求变化，灵活配置资金与产业结构，则应当交给市场。二者的协同，才能在保证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充分激发社会活力。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时间不是静止的线，而是绵延的，是一种流动的创造。城市规划的意义，在于给这股流动的时间一个可以依附的形态——不至于让变化失控，也不至于让形态僵死。伦敦与巴黎的城市规划历程提醒我们：一座伟大的城市，不是因为它从不改变，而是因为它能在百年间不断变化，却依然保持自我。由此，城市不仅是功能的容器，更是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的载体。

本文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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