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望来路中眺望未来——写在长篇小说《青云梯》之后

一、支撑这条铁路的是坚韧的文化，是悠久的华夏文明在面对新的挑战时那种知耻而后勇、敢为天下先的家国情怀

这是一部解析一个家族百年血缘密码的书，也是关于一条铁路百年历史的漫长故事。在这个刷小视频看新闻读故事的时代，讲述一段百年故事似乎在冒险，也有些不讨巧。但我还是认为有历史感的故事就像从时间的纵深处驶来的一列火车，满载岁月的传奇。读到它的人，都是它的乘客。

多年来我在云南的大地上“到处乱跑”，我崇尚文化发现式的写作。而云南这片高原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资源，正如它“有色金属王国”和“动植物王国”的美誉，它的民族文化也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我把自己当一个谦卑的学生，俯下身段向各民族文化学习，也把自己当成一个寻宝者，在丰沛的文化宝藏里潜心开掘。我深信，唯有在云南这片土地上浸淫经年，游遍民族文化百花园，饱尝各民族“百家饭”后，才能对民族与文化，地域和历史，族群及其渊源，有发现新大陆般的喜悦和收获。每一片土地，都在无言地告诉它所养育的人们的过去和现在，也在昭示着未来。

写作这部书的缘起应该在十多年前。2010年前后，我浪迹天涯的步履打马行到滇南，那时我为创作长篇小说《碧色寨》，关注的重点是建成于1910年的滇越铁路，是不同的文明在这片多民族地区的冲突和演变。20世纪初法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用火车头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这条从越南海防至昆明的铁路，轨距只有一米，俗称米轨，但它是当时中国第二条通往境外的国际铁路。由法国人投资修建并管理的滇越铁路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了蒸汽机文明的同时，又傲慢地刺伤了自尊的中国人的心。那时滇越铁路沿线所有的车站站长和重要岗位职员都是法国人，铁路就像那个时代的法兰西帝国扩充殖民版图的尖兵，当地的人们也形容它是“一根伸进云南大地的吸血管”。法国人的火车运来各式洋货和各国的冒险家，拉走锡、煤、铜、丝绸和茶叶。可以想见，在二十世纪初，当一列蒸汽机车头如一头怪兽般闯入到这片古老蛮荒的高原时，还在牛车马帮时代的云南人是多么惊讶、惶恐、迷惘乃至愤恨。滇南的人们曾经为反对这条受西方强权保护的铁路，爆发过一次“阻洋修路”的大起义。他们杀洋人、捣毁铁路，并非完全是认为洋人的火车“阻断了龙脉”或“惊扰了祖宗陵寝”，而是即将被列强瓜剖豆分的国运让民族自尊心变得既强大又敏感，既脆弱又无畏。不是要拒绝一种现代文明，而是要反抗帝国主义的欺凌和霸权。实际上，在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的规划中，他们并不满足于将铁路修到昆明，他们的目光还看向了云南各地，甚至邻近的四川、贵州、广西和西藏。十九世纪末，中法已经在南中国边境打了两次战争了，滇越铁路就是第二次中法战争的产物。法国殖民部的野心家们还企图通过铁路权的争夺，挑起第三次中法战争，即“铁路战争”。所幸的是，历史再没有给法国人机会。

当年，我在滇越铁路线上的一个特等大站碧色寨车站采访时，第一次和“个碧石铁路”相遇，它就在法国人建的老车站西端，从站房、铁轨到机车，都是小一号的，轨距只有六十厘米宽，俗称“寸轨”，火车车头像大地上的玩具。这条铁路起于锡都个旧，终于碧色寨，后来又延伸到建水县和石屏县，全长不过一百七十七公里。两条不同轨距的铁路在这里交汇，却不接轨。人们告诉我说，这是在滇越铁路通车仅仅三年后，由我们自己的民族资本修建、并自主经营的铁路。这是一次被打痛之后的奋起一跃，是被蒸汽机醍醐灌顶的观念转变，是边地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无畏担当。尤为重要的是，把路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既杜绝了法国人的觊觎，更阻止了他们挑起“铁路战争”的任何借口。从视火车为“怪力乱神”般的洪水猛兽，到自主修建属于云南人的铁路，在那个年代，能有如此勇气的中国人有几许？当时我站在铁轨上，回望黄墙红瓦的碧色寨车站，再西望同样是法式建筑风格的“个碧石铁路”的车站，感到自己就像站在两个历史的节点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这里迎头相撞，这段精彩的历史必然蕴含着动人的故事。

那时的“寸轨”铁路上已经不跑火车了，但路基还在，铁轨淹没在荒草中，锈迹斑斑、纤细而沉静，像一段正在消失的历史。我当时就想，这是另一部长篇小说的题材，就像滇越铁路和“个碧石铁路”是两条不同性质的铁路一样。我得先弄清它的第一段历史，再来面对它由此带来的某种转变。不过，写一条民族铁路的建设史，以及修铁路的人们，我那时还没有准备好。

云南人对这两条老铁路有着浓郁的情感，或许是因为它们承载了20世纪前半叶太多的历史风云，或许是高原人的铁路梦很早就滋生于漫长的马帮驿道。一个赶马人总是让他的脚底高过一座座大山，但他用一生的时间，也许走不出高原的辽阔。在云南工作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同轨距的铁路。我没有坐过“个碧石铁路”线上的小火车，它在20世纪末期就停运了。但我确实体验过高原人出行之难，直到二十一世纪前十年，我去一些偏远的村庄采风时，还需要骑马。云南的矮种马看上去不够威武，但脚步稳健，耐力好，在崎岖的山路上足可信赖。我经常用一天的时间，只能翻越过一座大山。无论是行走在山巅还是坐在马背上，人颇有被大山挤压、重围、望尽天涯路的沮丧。有一年在藏区，我和一个康巴兄弟去一座雪山上的寺庙采访一个活佛，又找不到马。他至今还在笑我说，范老师那天狼狈得看到一头羊都想骑上去。

直到2022年，我感觉到写“个碧石铁路”的时机到来了，那列湮没在历史风尘中的老火车正从大山深处缓缓向我驶来。我再次收起行囊奔走于滇南。这条铁路像蜿蜒在滇南高原大地上的一架云梯，架在古老的马帮驿道上，架在几座偏远小城的家门前。除了和一座著名的矿山相连，它并不是一条主干线。但每一座城镇、每一户人家，都有和这铁路相关的许多动人故事。支撑这条铁路的不是雄厚的资本，繁忙的商旅，而是坚韧的文化，是悠久的华夏文明在面对新的挑战时那种知耻而后勇、敢为天下先的家国情怀。而我则像一个探寻者，在铁路的纵深处去寻找过去年代的老火车。

在为《青云梯》做田野调查阶段，我曾经徒步考察过“个碧石铁路”的一段老路基。一百年过去了，这条线路上的一些石砌桥梁还完好无损，有些隧道还可当通道用，深山荒野里的铁路路基上钢轨和枕木早已拆除，路基两旁荒草丛生，山花烂漫，人马牛羊常常借道而过。在废弃的隧道里，洞壁上糊满足有成人手掌厚的烟垢。抠一块下来握在手里，仿佛触摸到了历史的积淀。当地人说从前小火车进洞时最为难受，煤烟灌进车厢里，令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小火车的速度很慢。有些性急的小伙子，在火车进洞时，索性跳下车去，翻山到隧道那边，等小火车晃晃悠悠钻出洞后再爬上去。过去年代坊间流传的“云南十八怪”中就有“火车没有汽车快”一说。但一队马帮驮的锡锭，还装不满一节车厢的一个角落。可见有火车总比没有好。铁路送走了马帮时代，也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就像那天我在荒野中的老路基上走得精疲力竭时，多么希望有一列小火车劈开崇山峻岭，搭载上我这个天涯浪子。

云南就是这样一个古老的马帮驿道和现代的铁路并存的社会，在一些自古以来就是走向高原的峡谷走廊里，你可以一眼望尽这个地方的交通变迁——古驿道、溜索、吊桥、公路桥、铁路桥，以及当下的交通“新贵”高速公路桥和高铁桥。它们像大地上鲜活的交通博物馆，把高原人渴望走出大山的梦想一步步地变成了现实。高铁时代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就翩然降临在这片广袤的红土高原，人们的出行方式瞬间就发生了改变。还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去北京出差，火车要坐三天三夜。每年探亲回家，走向火车站就像奔赴战场。如果我们捋一遍云南这一百年的铁路交通史，就会发现，“个碧石铁路”建成之初，小火车呼啸着驶进尚属蛮荒状态的云南高原，尽管是那个时代的一次巨大的飞跃，但时速仅十五公里；新中国成立后，铁路越修越宽，越建越长，速度越来越快。今天，飞驰在云南高原的高铁时速最高可达三百五十公里。历史的车轮刚好走过一百年。中国人已经把铁路修到了境外，从昆明至老挝万象国际铁路的贯通，意味着南亚东南亚国际大通道的国家战略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云南不再是一个闭塞封闭、被高山大河阻绝的偏远之地。

范稳

二、我想通过这本书向世人证明：地处大西南一隅的云南，从来不缺乏现代性，更不缺追逐现代文明的梦想和勇气

在元代以前，云南与中原文化关联甚少。唐诗宋词里没有这片土地的风情，文豪大儒中没有云南人的名字。化外之民是它的代称，蛮荒之地是它的符号。到了近现代，云南给人们的印象多为民族众多、文化多元，以及迥异于中土文化的边地风情。即便时代的列车已驶进二十一世纪，来云南旅游的人们也多是冲着五彩斑斓的民族文化和山川自然风光而来。这本也无可厚非，就像我们去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断乎是要去领略感受当下最为鲜活生猛的现代气息。而作为一个生活工作在云南四十多年的外省人，我想通过这本书向世人证明：地处大西南一隅的云南，从来不缺乏现代性，更不缺追逐现代文明的梦想和勇气。比如在20世纪前半叶，云南人已经能驾驭火车时，中国内陆的许多省份，还不知道火车为何物。这是神奇的云南的另一面。

这份神奇在滇南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演绎得超出任何一个作家的想象，它属下的几个城市建水、个旧、蒙自、石屏、开远等地，不仅在工业文明、城市建设等方面可以比肩任何一个内陆城市，在文化传承和历史积淀上也“不异中土”。尤其是后者，他的汉文化传承正统又庄严。尽管是边陲之地，但建水县至今保留有一座始建于元代，又在历代历朝中不断完善扩充、庙宇殿堂富丽辉煌的孔庙，据称其占地面积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这里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办隆重的祭孔盛典，八音六律，萧韶遗响，诵读之声，汉雕之舞，颇有儒韵古风。走进建水古城的小巷或庭院，常有一步跨进古老中国或江南古村落之幻觉。这是一座无声地彰显着自己文化底色的边地小城。正如我这部作品里的吴家花园，它的原型正是建水县具有百年历史的朱家花园。我相信，任何一个游人游览了建水朱家花园后，都会惊讶于它的绚烂奢华；任何一个文化人参观了这座百年前的私家大宅的每一座庭院、每一处雕栏玉砌后，都想探究它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奇。这座百年前的豪门深宅，享有“滇南大观园”之盛誉，却像一部封面上了锁的厚重大书，引无数文人学者折腰。破译它，便可解读一段历史风云，也可读出许多不一样的家事国事天下事。建水朱家花园的主人朱朝瑛是“个碧石铁路”的主要倡修者之一，一个家族和一条铁路的关系，正是我要找的故事原型。朱家花园的遗世独立，也足可说明在一片多民族聚居地区，中华文明坚韧的生命力，完美地诠释着民族共同体强劲的力量。

面对一座百年豪宅，猎奇是第一步。多年前第一次来到朱家花园，我便有进入到历史的迷宫之感慨。江南的园林私宅我也看了不少，但当我漫步朱家花园，便有自己是身处江南还是云南之困惑（饶有趣味的是：它过去的地名也叫临安）。这楼台亭阁、水榭戏台，这雕梁画栋、假山鱼池，言其为南高原上的海市蜃楼、太虚幻境，也一点不为过。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家族？它曾经演绎过什么样的家族故事和人生传奇？家族故事总是跟地方史、民族史有关。所谓“家有谱、方有志、国有史”。大历史便是由这些有传承有记载、有百年老宅、有炊烟飘拂、有火塘温暖的大大小小的家庭，去丰富它丝丝缕缕的毛细血管。当然，并不是一个家族有权有势还坐拥巨额财富，便可进入历史，而是历史总是青睐于那些处于风口浪尖处的弄潮儿。

然后我们开始解读。但凡豪门大户，大都免不了一个从白手起家到逐渐兴盛，再到盛极而衰、烟消云散的兴亡交替定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倘若我们能破译出其中的某些密码，或许就可窥测出尘封已久的历史往事。

建水古城里的朱家花园再次向人们证明了云南文化让人眼睛一亮的多元性。这是边陲之地的汉家气派，尽管都是屯田戍边之后，但祖先卸下征衣的地方，就是后辈的家园，就是他们的故乡。房舍毗邻，鸡犬相闻，家族繁衍，人丁兴旺。一代又一代的血脉传承，一辈又一辈的英雄豪杰，“此心安处是吾乡”。当人们认同了这片土地，并为它所滋养时，家就是这红土高原上一棵不断长大、枝叶茂盛的大树，摇摆在世事的风雨中，无声地承载时代与社会的砥砺。无数的家族，大抵就是这样构成我们民族的基本单元。恰如六百多年前从湖南麻阳迁徙而来的朱氏家族，他们历经十代人的努力，完成了从农耕之家到士绅乡贤的衍变。他们本是想把一座洋洋大观的花园建筑群落，作为光宗耀祖的家族财富传诸后人，但没有料到它会成为一笔历史文化遗产留存于世。古建筑本身就是历史的隐喻，文明的象征，更何况是保存完好的大家族建筑群落。

多数现代人都不知道自己三代以远的家世。我经常会遇到一些自诩祖上家世显赫的人，但若一问可有家谱？得到的答案大多是否定的。我家也没有家谱，更没有家族的字辈排序。我不知道我爷爷、我父亲，甚至我本人该是哪一辈的字辈。现在的中国人，有多少人是按字辈排序取名的？这一传统丢失后，便造成了一个人生的困惑——“我从哪里来”？我也属于“少小离家老大回”那一类人，自不到十八岁外出上大学后，跟故乡就渐行渐远了。

2023年我曾经有一次寻根问祖之旅。家乡的一个宗亲说，你连你父亲是哪个字辈都不知道，你怎么找得到你的祖先呢？过去我只知道我的先祖在川南的一个乡村，由于家庭成分高，我的父亲早年甚少向我提及他的父辈祖辈，在父母的一些只言片语和童年时的际遇中，我痛彻地明白自己没有一个可资自豪谈论的祖先。“划清界线”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词汇，我们唯恐和过去发生任何联系，忘掉祖先才能重新做人。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小敏感、自卑、压抑、多愁。在我大学毕业以后，每次回家探亲我父亲似乎都想跟我摆摆家世（尤其是在他得了癌症后）。但那时我对那些给我带来过童年阴影的家族故事不屑一顾。在父亲刚准备拉开话题时，我会说，我去看同学了。我父亲在我三十多岁时就过世了。现在，如果可以的话，我很想跟另一个世界里的父亲打个电话。

直到多年以后，我到了告老还乡的年岁，才在故乡的朋友和姓氏宗亲帮助下，查到了我家的字辈排序，又经过一段颇为曲折的寻找，总算找到了我爷爷生活过的乡村和他早已荒芜颓废的坟茔。在祖辈生活过的故土，我不知是该感到欣喜还是汗颜。今后若有人问我从哪里来，我会稍有底气地答曰：我的根在这里。但这一人生追问我答得似乎还是不够圆满。我感到一种无法连结的“割裂”。这个在荒坟里尸骨早已化为尘土的祖父，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更遑论他的模样和人生行状。我和他的关系只是姓氏和血缘。但这血缘像无从破译的密码，隐匿在家族繁衍传承的无数个人生的偶然与必然中，我只能在时间的幽暗隧道里想象和推测。

对一个作家来说，这种想象和推测必然基于历史的逻辑和时代的风貌。什么样的历史决定什么样的命运，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的人生。这给作家留下了追寻先祖足迹的空间。在建水的朱家花园，面对一张朱氏家族谱系表，我看到了生命的延续，家族的丛林，我还看到了血缘密码的奇妙，看到了大时代下命运的逻辑。

三、你只要虚心学习、走出书斋、睁大眼睛去做文化发现，不愁找不到绝佳的小说题材。

我也算是个铁路职工子弟吧。我父亲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加入共和国铁路大军队伍里。他大约参与修建过成渝铁路、宝成铁路、内昆铁路、成昆铁路、黔渝铁路，最后落脚到贵州遵义的一个车站。他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四处漂泊的人，与我们这个家有说不出道理来的疏离感——我们情愿他少回来。小时候跟随母亲去探亲，住在铁路边的红砖房里。火车在房子外不到一百米处日夜驶过，车轮就像在枕边哐当哐当地碾轧。开初让人睡不了觉，几天以后就是蒸汽机车扯开嗓子鸣笛也吵不醒我了。我大约在十多岁就学会了扒火车，尽管父母对此有多么严厉的禁令。但我经常和我的几个表兄扒火车到几十上百公里外的某个地方，买一只土鸡，买点小米，去看某个伙伴，或者什么都不做，纯属贪玩。我们像身手敏捷的“小铁道游击队队员”，在火车进出站放慢速度时飞身而上，或纵身跃下。有一次我从火车上跳下来时，没有测算好距离，差点一头撞在路基路桩上。我的一个姑父是货运列车的守车员，这是个负责在火车进出站时与车头的司机打信号的岗位。那个年代的火车车尾要挂一节小房子般的守车，大约有四五平方米左右，里面没有铺位也没有座，只有一个铁铸火炉，一根铁烟囱通向车顶外，休息时就斜靠在守车的飘窗上。我们经常爬进姑父的守车里，到处游荡。冬天里火炉里的煤块烧得通红，在车轮撞击铁轨有节奏的哐当哐当声响中，听一个老铁路讲火车的故事，令乏味的旅途充满温暖。我姑父出生在上海的大户人家，却任劳任怨地跑了一辈子火车。他的信号灯和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一样，他挂在守车上向车头挥舞信号灯的样子，让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威风凛凛的工作。我对铁路是有特殊感情的，关于铁路的回忆大约可以载满一列火车。

过去我的长篇更偏重于历史和文化的发现，多写异域风情和“他者”的生活。这部作品的主要部分同样涉及文化、历史的探索和写作，也有意识地加进了个人成长经历方面的内容。作家有时隐藏在作品的后面，有时又把自己掰碎了融化在文本里。长篇小说的文体模式让作家有腾挪闪转的广阔空间。尤其是当你将所要讲述的故事设定在一百年的时间和几代人的命运范畴之内时，似乎唯有长篇才能担负起这样的使命。你可随心所欲地重新组合叙事时间，让新与旧、让过去与现在相交织；让历史观照现实，让现实之光照进历史的幽暗深处。我让七代人在一本书里往来穿梭，“团聚”又“分离”，“失散”又“找回”。或许，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容得下这么漫长又繁复的“历史时空”吧。

《青云梯》是我写得比较从容的作品，单是修改就花去整整一年时间。每一句对话，每一个词汇，至少在目光里过了数十遍。不断地调整结构，丰富人物，打磨语言，像个老工匠。我用写中短篇的劲头来写长篇，力争让每一段故事、每一个人物都准确、生动、形象。即便是写一段铁路的修建史，我也希望能写出冰冷铁轨上的温度。

我专事长篇小说的写作也近三十年了，平均三年左右写一部长篇，大体保持在第一年采风、做田野调查、收集史料和阅读，第二、第三年写作和修改的节奏。几十年来从满头黑发到两鬓斑白、头发稀少，倒也不急不缓、乐此不疲。我的人生纪年大体可和这个写作进度有关。某年至某年，我在写作哪部长篇，如此回望岁月也足可欣慰。更为重要的是，每写一部长篇，我的足迹都要进入一个陌生地域，面对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我把每一部长篇的写作当作修一门新功课，技法退居其次，民族文化和地方史的研究与学习则是主攻对象。在一个作家的写作生涯里，一部长篇的完成就是他修到的写作课“学分”。或许他永远毕不了业，因为他一生都在修行中。

正是这种“毕不了业”的状态让我有了把长篇小说坚持写下去的动力。值得庆幸的是，云南是个民族文化资源大省，就像他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自然资源一样，你只要虚心学习、走出书斋、睁大眼睛去做文化发现，不愁找不到绝佳的小说题材。在成为作家之前，我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地质工作，跟随地质队员们爬大山、上钻井、下坑道，走村串寨、风餐露宿，大体知道一座矿山从普查、详查、勘探到开掘的过程。挖掘文学的富矿，也和地质找矿差不了多少。你不踏遍青山，阅尽人间百态，你就很难找到文学宝藏。

从不间断的写作赋予生命以能量，让生活丰富多彩。于我来说，没有比写作更大的人生价值。我在《青云梯》书中有个小标题，“书写对抗死亡”，就目前而言，书写至少是对抗衰老的最有效途径。正如这部作品，动笔于我的退休之年，我的生活节奏却并没有因为退休而有所改变。作家这个职业最大的红利，就是他不会被退休。

本书出版得到了北京市委宣传部、云南省委宣传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人民文学》杂志慷慨大方地用两期连载的方式，几乎全文在该刊发表，给予我极大鼓励。在书稿的审读阶段，郭义强、白烨、张莉、岳雯、贺绍俊、徐刚等著名评论家对书稿提出了切中肯綮的意见，让我得以在名家指导下再次完善修改自己的作品。借此一并鸣谢！一个作家总有自己的短板，在作家与评论家、编辑家之间，有一道由文学精神构建的桥梁，连接起创作、出版和评论。我很庆幸有这样一批良师益友，让我在创作中不断得到耳提面命般的教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先生，是我最为敬重的编辑家。我们相知相交数十年，在我们都尚年轻时，曾言要以最好的稿子相报。此书不敢言最好，但至少是这几年的心血之作。韩兄在我创作本书期间也提出颇多真知灼见，让我受益良多。他为编辑好此部作品，特意随我去了一趟建水。编辑来到作家的生活现场，他便和作家站在了同样高度，甚至还更高。在时代的列车上，我们都是乘客。我只是在某个站点停了下来，沿着铁轨的方向回望来路，再展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