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玉鼎
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我从一个参加劳动八年,且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奇迹般考上大学;又从一个临时炊事员一步步成为大学教授。虽有许多艰辛和挑战,但更多的是成长与收获。有位同事曾说我是“福将”,平心而论,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我从小喜欢读书。
书香门第读书郎
我叫王玉鼎,1954年出生于陕西省兴平县西吴公社王家大队第四小队。严父王成邦,生于1913年,是民国时期的小学毕业生,也算是一位乡村先生。父亲文思敏捷,擅长写作,尤其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经常帮助乡亲们写婚联、春联,以及挽联、祭文等,而且多数是根据各家具体情况编撰,深受乡亲们尊敬。慈母李桂英,生于1910年,我外公李伯年是清末举人,母亲虽未进过学堂,却颇通文墨,知书达理。父母养育了我们三男两女共五个孩子,我是家里最小的,从小受父母宠爱,他们常教导我,外公是举人,我家高祖也是举人,世代耕读传家,要求我刻苦努力,继承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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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北师大进修时的留影
1961年我开始上小学,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但是学习成绩常常名列前茅,经常受到老师表扬,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记得我在读小学三、四年级时,流行一些智力题,如鸡兔同笼问题、几人几糖的盈亏问题等。一些五、六年级的同学都很难答出,我却能很快答出,因此常常受到大家的夸奖。
“文革”停学嗜读书
然而世事无常,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父亲因为在1949年前担任过几年村保长,因此受到冲击,经常被批斗,挂牌子游街。我也因此成为“黑五类”子弟,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尤为悲愤的是,当时学校停学,我的人生之旅,跌入至暗时刻。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除从事一些辅助性的家务劳动外,无所事事,于是就开始大量读书,这倒也很符合我的性格。好在家里藏书较多,无论是《三国演义》《西游记》《红岩》等名著,还是以前哥哥姐姐们的语文、历史、物理课本我都要涉猎;甚至苏联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我都拿来读。总而言之,在当时只要身边能找到的各类书籍,我都会翻阅。其实许多书我都是似懂非懂。
好在当时我们村里有一个大知识分子叫王维新,他原是兰州大学中文系的老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回乡务农,也是被批斗、游街的对象。在下雨和农闲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他就给我们讲毛泽东诗词。他知识渊博讲得很透彻,以至于我把当时毛泽东公开发表的37首诗词都背得滚瓜烂熟。以后又给我讲古代的诗词散文。现在看来,这个右派就好像是上天特意安排给我的恩师一样,他的加持使我的读书人生有了未来的精彩!
八年务农当厨师
1969年我们公社的西吴中学重新开办,尽管我的小学尚未读完,但按照时间,我们应当上初中,于是我就被编在七〇级三班学习。一年后,按学籍时间我们应该初中毕业,因为西吴中学校舍紧张,后边的学生还在等教室读书。本来我还可以考高中继续就读,但因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上高中政审很难通过,就这样在万般无奈中,草草结束了我的中学时代。
从1970年7月起,我正式开始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我几乎干遍了所有的农活。这期间还参加了渭惠渠高原抽水灌溉工程的建设,以及梅七线铁路工程的建设。那时心想,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再也与书无缘了。
1976年初,我到当时的兴平县革命委员会机关食堂做了临时炊事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切菜切肉,烧火炒菜;开饭时打菜卖饭,饭后洗碗刷锅。每天在烟火缭绕中为他人准备食物,同时也在繁忙的劳动中得以成长。在此期间,或许是心底对知识的渴望从未真正熄灭,或许是年轻人内心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我喜欢读书的兴趣反而更加浓厚,还有了一些思考和个人见解。读书的范围也更加广泛,扩大到古今中外的名著,如《红楼梦》《聊斋志异》《堂·吉诃德》《安娜·卡列尼娜》等等。当时只要能找到、能借到的书,我都会废寝忘食地读完。
努力拼搏上大学
1977年底,突然传来了天大喜讯,国家改变高考政策,不再采取推荐选拔政策,而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考虑到我只有初中学历,又时隔七年半之久,我当时报考了中专学校,心想只要能跳出农门就心满意足了。尽管政治、语文等课程感觉答得不错,但由于化学考题基本未答,所以中考落榜了。当时心情极为沮丧,亲友都来安慰我。只有我的小学同学张有会来祝贺我,他说,你书读得那么多,本是考大学的料,为什么要报考中专呢?他还说:“你只要大学一毕业,4850部队就把你接走了。”当时大学生的月薪是58.5元,属于高收入人群,毕业第一年是试用期,每月48.5元,他戏称为4850部队。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我俩仔细分析了一下报考大学文科的情况。大学文科所考的五门课程分别是:政治、语文、历史、地理和数学。前四门课程对我来说难度不大,只有数学是拦路虎。只要抓紧时间攻克数学就大有希望。而中专要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其中物理、化学都是难点。考中专是舍长就短,考大学是扬长避短。
1978年的高考时间是7月份,只有半年时间准备。于是我就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继续做炊事员不停工,业余时间来学习。如果考上了,算我行了大运,考不上也不损失什么,起码是多学习了一些知识。对政治、历史和地理,各用半个月时间,主要按照复习资料的知识点来学习和背诵;对语文,根据我的实际情况,主要是多写几篇作文以弥补写作的不足;其余时间集中攻克数学。这样,我借来高中的全部数学课本,一章一节系统地学习,用四个月的业余时间就学完了所有高中数学内容。
经过半年时间的准备,1978年7月,我如期参加了高考。高考成绩公布出来了,我创造了一个奇迹,以一个初中生的学历,在农村劳动和做临时炊事员八年后,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人们所谓的“天之骄子”。最终我收到了延安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老同学张有会再次前来祝贺,并开玩笑说:你这个大学上得太容易了,别人都是小学、初中、高中,上个十来年学,还只有少数人才能考上大学,你只上了六年多学就考上大学了,你上大学的成本真低啊!
毕业留校为人师
1978年秋,我走进延安大学的校门,才真正开启了探索知识宝藏的大门。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非常刻苦。延安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如繁星闪耀,如宋靖宗、高振中、赵步杰、冯力平、包永新、陈民旭、张荣生、赵云天、刘育林等,都是清一色“文革”前的名校老牌大学高材生,人人学富五车,但仍孜孜以求,努力提高授课质量和科研水平。诸位老师的渊博学识,循循善诱的讲授,宛如涓涓细流,滋润着我们这些渴望知识者的心田。如陈民旭老师给我们讲授的古代文学中古部分,即唐诗宋词部分,陈老师的讲授细致入微,分析深入透彻。尤其是考试时采用抽题面试方法,你抽到什么题就回答什么题,我们每人都要认真学习每个章节,不敢有丝毫马虎。而陈老师却要多付出几倍的时间和辛苦,但我们得到了记忆最深刻的知识。有一天,我因为生病耽误了刘育林老师的两节现代汉语课,刘老师在晚自习辅导时专门给我又讲了一遍。四年大学生活很快就过去了,我以全部专业课程平均90分的优异成绩顺利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学校和中文系领导根据我的品行与学习情况综合考量,决定让我留校任教,对此我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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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恩师陈民旭教授(右)、刘育林教授(左)合影
1982年7月我留校后,为了能让我尽快提高专业修养,以适应教学需要,系领导派我到西北大学中文系进修,又让我参加中国音韵学会举办的音韵学研究班的学习,还派我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助教进修班的深造。这几次的学习深造,使我的专业知识得到更大的提升,为我以后的教学和科研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
我在延安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时间里,始终对教师职业心存敬畏,一再告诫自己切勿误人子弟。我深知自己所讲授的古代汉语涉及的面极为宽泛,要求老师要有深厚的文化、历史、文学和文字修养,备课的难度自然也很大。因此,在每一堂课讲授之前,我都会精心准备,查阅海量资料,只为给学生们呈现最准确、最生动的古代汉语世界。同学们也对我的教学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他们普遍认为我的课堂教学,从汉字六书到词义演变;从文言虚词到古汉语特殊语法;从天文地理到中国文化等,都能引经据典,深入浅出,讲授得清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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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延大讲课照片
其次,我在讲课时非常关心和热爱每一位同学,能在讲授课程两周左右,记住每位同学的姓名,一见面我就直接叫他们的名字,好多同学都惊讶不已。记得有次给一个班上第一节课,我站在讲台上首先把大家全看了一眼,课后有不少同学告诉我,他们特别感动,十多年的读书生涯,第一次有老师给大家行注目礼!
另外,学习古代汉语课程还有一个拦路虎,就是生僻字多。当同学们遇到生僻字来问我时,我能从字的字形构造、字的意义和读音几方面讲清楚,时间长了,同学们私下送我一个外号“活字典”。直到2023年9月,延安大学文学院举办“老教师回校参访”活动,此时我调离延大已经二十多年了,许多后来的老师,和我从未有过交集,却通过“活字典”这个外号知道了我。
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模糊语言琐谈》,发表于《语言教学与研究》;后陆续有《反义同词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发表于《古汉语研究》,又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在学界有一定影响;更有《论汉语词义的文化内涵》,以汉、英两种文字发表于英国刊物《宏观语言学》。我还先后主编了《古代汉语》《人文科学概论》等教材,另外还翻译了于右任先生收集文献编辑而成的《黄帝功德记》。
2000年10月,我积多年之功呕心沥血撰写的专著《汉字文化学》,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当年我也成功晋升为教授职称,此是后话。
渭师兼职管教务
1999年初,我由于个人家庭原因,调到渭南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继续教授古代汉语课程。我讲授的古代汉语课程也先后被渭南师范学院和省教育厅评为精品课程。2000年渭南师范专科学校和渭南教育学院合并,升格为本科的渭南师范学院,次年学校新领导班子重新任命中层干部,他们认为本科高校的教务处长需要一个正高职称的人,当时学校的正高职称只有几个人,且多为老年人,这样我就由普通教师直接被任命为教务处长。学校教务处负责学校的招生、专业建设、教学管理,以及学生毕业证和学位证发放等,工作非常琐碎和繁忙。担任教务处长后,尽管我还继续承担了一定的教学任务,但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教学管理方面。几年后又有一个巨大挑战如期而至,这就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教学水平评估,评估结果直接影响学校的生存。教务处长一般都兼任评估办主任,负责评估工作。这些一项接一项的任务,一个比一个大的挑战令人应接不暇,省外就有一所院校的评估办主任竟然累得突发脑出血而亡。好在我负责的每项工作都能扎实做好,及时抓住了所有机遇,教务处为渭南师范学院的跨越式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学院的教学水平评估也顺利通过了。
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我从一个参加劳动八年,且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奇迹般考上大学;又从一个临时炊事员一步步成为大学教授。虽有许多艰辛和挑战,但更多的是成长与收获。有位同事曾说我是“福将”,平心而论,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我从小喜欢读书。
2014年,我因退休而远离教学和管理工作,但我将继续在热爱读书的道路上走下去。人生最终难免由绚丽归于平淡,名利早已于我如浮云,现在写下这些回忆性文字,只是想让年轻人从中获取一些有益的启迪。
来源:各界杂志202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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