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教授带着国家的托付和满肚子的牵挂,三次跨洋见儿子,没盼来归期,倒等来了儿子加入外国国籍的消息——这份横在父子间的隔阂,直到父亲闭眼,都没解开。
![]()
杨振宁1945年赴美留学,后来成了国际上有名的物理学家,1957年和李政道一起拿了诺贝尔奖,那会儿国内《文汇报》都登了他的照片,不少人都为咱中国出了这样的科学家骄傲。可他的父亲杨武之,复旦大学的数学教授,高兴劲儿过了就剩牵挂,给儿子写信说“盼儿归来,如望穿秋水”,字里行间全是惦记。
![]()
真正让杨武之动了亲自去劝的念头,是1957年杨振宁说要去瑞士日内瓦工作,想让父母见见儿媳杜致礼和孙子。杨武之立刻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求助,不光是想一家人团聚,更想趁机劝儿子别去台湾,最好能回大陆。总理很快批了,还安排他先去北京治疗身体,临走前特意让他去功德林探望杜致礼的父亲杜聿明,带了封杜聿明给女儿的亲笔信——那时候杜聿明还在战犯管理所,这封信成了父子俩传递心意的纽带。
第一次在日内瓦见面,杨武之没绕弯子,直接劝儿子:“就算现在回不来,也绝对不能去台湾,要是能回大陆最好。”可杨振宁没答应,只说想在国外再做些研究。那会儿反右运动刚开个头,国内政治环境慢慢紧了,杨武之其实也懂儿子的顾虑,这趟劝说没成,他心里挺不是滋味。
![]()
1960年,杨振宁又邀父母去日内瓦,杨武之带着妻子罗孟华再赴欧洲,还是揣着劝儿子回国的念头。可这次见面,母亲的话让他更难开口。罗孟华跟儿子念叨上海的日子:“我摸黑起来买豆腐,排了三小时队,就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杨武之听着也揪心,回国后跟家里人叹口气说:“国内日子确实紧,研究条件呢,复旦在光学、晶体物理这些领域已经做出些成绩了,就是像粒子加速器这种尖端设备,跟美国比还差得远,我咋好硬劝他回?”
1962年夏天,杨武之夫妇第三次去日内瓦,这次父子俩没忍住吵了起来。杨武之劝儿子要看长远,别只盯着眼前的研究条件,可杨振宁回嘴:“您现在说的,跟几十年前教我的不一样。”杨武之气得说“要否定过去的价值标准”,话没说完就被罗孟华打断:“别专讲大道理,买豆腐都要排三小时队,日子过成这样,咋让他回?”杨武之气得摔门进了卧室,这次劝说还是没结果。他回国后跟朋友内疚地说:“劝他不赴台湾,我做到了;劝他回国,实在是时机不成熟。”
![]()
谁也没料到,1964年3月23日,杨振宁加入了美国国籍。他后来自己回忆,这个决定想了好几年,心里特别痛苦,一方面是科研需要,一方面妻子杜致礼持美国护照,家庭也有顾虑。消息传到国内,杨武之的心情没法形容——这位一辈子教儿子“科学救国”的老教授,始终没法接受儿子放弃中国国籍的选择。
![]()
1971年,中美关系稍微松了点,杨振宁借着机会回国,这时候杨武之已经重病住院。杨振宁在上海陪了父亲一个月,期间周恩来总理特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宴请他,聊了快五个小时,那次宴会上,他才第一次见到岳父杜聿明——之前俩人只通过书信联系。可父子俩之间那层疙瘩,始终没解开。杨武之说话已经没力气了,也没再提国籍的事,只是拉着儿子的手,反复说“要多为国家做些事”。
这年5月,杨武之去世,临终前没给杨振宁留下特别的遗言。后来杨振宁在回忆录里写:“父亲到死都没原谅我加入美国国籍,这份遗憾,我记了一辈子。”其实杨武之的遗憾里,藏的不只是父子间的隔阂,还有那个时代里,知识分子在个人理想和家国责任之间的两难——他既盼儿子能在科研上有成就,又盼儿子能回到祖国;而杨振宁的选择里,也藏着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科研条件的差距,还有一个家庭的现实考量。
![]()
现在再聊起这段往事,有人说杨武之太固执,有人说杨振宁该早回国。可只有真正站在那个年代里才懂,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一个个被时代推着走的人,在选择里藏着的无奈和牵挂。而杨振宁后来用自己的方式弥补——1997年他放弃美国国籍,回到清华任教,这时候距离父亲去世,已经过去26年了。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