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这么多年，你那身军装，午夜梦回的时候，还敢穿上身吗。” 他用一种近乎呢喃的声音问我，浑浊的眼睛里像是有两簇坟火在跳。
我没有回答，只是把杯子里的酒倒满，推到他面前，酒液晃荡，映出我脸上那层厚厚的、像假面一样的微笑。
他忽然抓住我的手腕，枯瘦的手指像冰冷的铁钳：“小心。”
“小心什么。”
“小心那些……没有影子的人。”
01
二零二零年的秋天，像一只掉光了毛的鸟，死气沉沉地蹲在城市的上空。
风里带着一股子陈腐的铁锈味，吹得人骨头缝里都发痒。
省里搞的拥军慰问活动，地点选在了机关大礼堂，一盏巨大的水晶灯悬在头顶，把光线切割成无数碎片，又懒洋洋地洒下来，落在那些沟壑纵横的苍老面孔上，每一张脸都像是被岁月啃噬过的地图。
我叫李卫国，省公安厅副厅长，挂着二级警监的衔。
今天这种场合，我是主人翁之一。
我穿着烫得笔挺的白色衬衫，胸口别着一枚熠熠生"光的党徽，脸上挂着一副打磨了三十八年的微笑，像焊在脸上一样，纹丝不动。
我端着一杯泡了枸杞和菊花的保温杯，在人群里穿行，那些退下来的老首长、老英雄们，身上的衣服松松垮垮，像晾在衣架上的旧军装，但眼神里还残存着火焰的余烬。
他们和我握手，手掌干燥而粗糙，像老树的皮。
他们叫我“李厅长”，声音洪亮，带着部队里特有的那种命令式的腔调。
我一一回应，点头，微笑，说一些恰如其分的客套话，每一个字都像是从模具里刻出来的，精准，但没有温度。
我的心，早就被磨成了一块又冷又硬的石头，沉在身体的最深处。
人群像浑浊的河水一样流动着，忽然，河水分开了一条缝隙。
就在那条缝隙的尽头，我看到了他。
张正山。
时间仿佛一瞬间被抽干了，周围所有的声音——那些洪亮的笑声，热情的寒暄，杯盘的轻响——都像潮水一样退去，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了一片死寂的轰鸣。
他老了。
头发白得像一场覆盖了山头的冬雪，稀疏地贴在头皮上，老年斑像褐色的苔藓，从额头蔓延到脸颊。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没有肩章，没有领花，就像一个被拔光了羽毛的鹰，只剩下了一副孤零零的骨架。
他拄着一根拐杖，身体缩成一团，好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
可那张脸，那双眼睛，那种威严中带着一丝阴郁的神情，就算烧成了灰，我也认得。
三十八年。
像一个漫长得没有尽头的隧道，我在里面摸爬滚滚，一身泥泞，终于在今天看到了出口的光，可那个当年亲手把我推进隧道里的人，却像个幽灵一样，站在了光亮处。
我的心脏，那块又冷又硬的石头，突然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狠狠地一捏。
汁液四溅。
是疼。
是恨。
还有一种我自己也说不清的，像是恐惧一样的东西。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相撞了。
隔着三十八年的光阴，隔着无数张陌生的面孔，隔-着我从地狱爬回人间的累累伤痕。
他的身体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翻腾起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
我读不懂。
那里面有愧疚，有惊恐，甚至还有一丝……警告。
是的，警告。
他像是在用眼神告诉我，这里很危险，快跑。
这太荒谬了。
如今的我，是省厅副厅长，是这场活动的主人，而他，只是一个被遗忘在干休所角落里的退休老头。
该感到恐惧的人，应该是他才对。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干部颤巍巍地走过来，拉住我的手，唾沫星子横飞地讲述他当年的英雄事迹。
我微笑着，耐心地听着，眼睛的余光却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死死地拴在张正山身上。
他没有动。
他就像一尊雕像，孤零零地站在人群的边缘，似乎就是在等我。
等我这个被他亲手毁掉的人，主动走向他。
02
活动在一种冗长而热烈的气氛中结束了。
我让司机把车开到礼堂的后门，自己一个人先坐了进去。
车里没有开灯，像一个密不透风的铁盒子，把我和外面那个光鲜亮丽的世界隔绝开来。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黑暗中，那张刻着“1982”的日历，像一张烧焦的纸，飘飘悠悠地落了下来。
一九八二年的夏天，南疆的空气是绿色的，黏稠得像化不开的糖浆。
太阳是一盆泼下来的火，把营房的铁皮屋顶烤得滋滋作响。
那时候的李卫国，才二十岁，是全团最扎眼的兵。
体能全优，射击全优，格斗全优。
我的名字，在团里的光荣榜上，永远挂在最顶上那个位置，像一面旗帜。
战友们都叫我“拼命三郎”，因为我训练起来不要命。
每一次五公里越野，我都要把肺跑到像要炸开一样。
每一次格斗训练，我都要把自己摔得浑身青紫。
因为我知道，我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中的很多人，来部队是为了提干，是为了转业后有份好工作。
而我，是为了那身橄榄绿本身。
我觉得它神圣，干净，容不得半点杂质。
赵凯峰是我的同年兵，也是我在部队里最好的朋友。
他和我不同，他生在北京，父亲是军区里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身上总有一股子我们这些农村兵没有的洋气。
他会弹吉他，会写诗，口袋里总揣着一包“大前门”，休息的时候就递给我一支，我们俩就蹲在操场的角落里，看着远处的香蕉林，一言不发地抽烟。
烟雾缭绕中，他会拍着我的肩膀说：“卫国，你天生就是个当将军的料。”
我只是笑笑，把烟屁股狠狠地摁在地上。
我知道，我们是兄弟，但我们也是对手。
每一次考核，我们俩都死死地咬着对方，谁也不肯服输。
那种竞争，是纯粹的，像山泉水一样干净。
我以为那会是一辈子的兄弟情。
直到那场代号“丛林之狐”的跨境侦察演习。
那是一次最高机密的行动，关系到边境线上一次重大的战略部署。
我和赵凯峰都被选入了尖刀侦察连，担任先遣队员。
演习的前三天，气氛紧张得像一根拉满了的弓弦。
所有的行动方案和地图，都锁在团部的保密柜里，由专人二十四小时看守。
出事前一天晚上，轮到我站岗。
下半夜，我守着那间小屋子，耳边只有远处丛林里传来的不知名的虫鸣，像幽灵的合唱。
一切都安然无恙。
可第二天早上，天塌了。
保密柜的锁，被撬了。
里面那份标注了所有渗透路线的核心方案地图，不翼而飞。
整个营区像一个被捅了的马蜂窝，瞬间炸开了锅。
保卫科的人冲了进来，脸色铁青，像一群索命的无常。
我是最后一个接触保密柜的人，自然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我被带到一间禁闭室里，反复盘问。
我把那晚的每一个细节都说了一遍又一遍，嘴皮子都磨破了。
但那些审问我的人，眼神像冰冷的探照灯，他们不相信我说的任何一个字。
他们似乎已经认定了，我就是那个叛徒。
然后，他们当着我的面，搜查了我的内务柜。
在我的枕头底下，他们翻出了我的津贴，这很正常。
但在我床板下的夹缝里，他们找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里，是一沓崭新的“大团结”。
足足有五百块钱。
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工人好几年的工资。
我当时就懵了，像被一道闪电劈中了天灵盖。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是谁放在那里的。
我声嘶力竭地辩解，我说我被冤枉了，这是一个圈套。
但没有人听。
我的声音，被淹没在他们鄙夷和愤怒的眼神里。
赵凯峰也来了。
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痛心疾首，他抓住我的肩膀，用力地摇晃：“卫国，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为什么啊？你缺钱可以跟我说啊！我们是兄弟啊！”
他的表演是那么的逼真，以至于那一刻，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真的在梦游中干了这件我毫无印象的丑事。
最后的审判，是在全团军人大会上进行的。
一千多名官兵，黑压压地站在操场上，像一片沉默的森林。
我就站在主席台的中央，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的祭品。
张正山，时任团政委，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肩章在太阳下闪着刺眼的光。
他走到我面前，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尊花岗岩雕塑。
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整个营区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生了锈的钉子，狠狠地钉进我的骨头里。
“经军区保卫部查实，侦察连战士李卫国，利欲熏心，出卖重大军事演习情报，证据确凿，影响极其恶劣。”
“……现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决定给予李卫国，开除军籍，除名处理。”
“除名”两个字，像两记重锤，砸碎了我所有的骄傲和信仰。
我看着张正山那张铁面无私的脸，我看到他眼神里有一丝微不可查的闪烁，但那太快了，快得像幻觉。
他亲自上前，一把扯掉了我的领章，帽徽。
那顶我视若生命的军帽，从我的头上滚落，掉在地上，沾满了尘土。
我被两名卫兵押着，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拖出了军营的大门。
身后，是昔日战友们鄙夷的目光，是指指点点的唾骂。
赵凯峰站在人群的最前面，他对着我，无声地做了一个口型。
我读懂了。
他说的是：“再见。”
那个瞬间，我一生的噩梦，正式拉开了序幕。
03
车窗外，城市的霓虹灯像一场盛大的、虚假的烟火，明明灭灭。
我从那段几乎能拧出黑水的记忆里挣扎出来，浑身已经被冷汗浸透。
司机在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小心翼翼地问：“厅长，是直接回家吗？”
“不。” 我说，“回办公室。”
车子重新启动，汇入沉默的车流。
我的右手，还保持着和张正山握手时的姿势。
我能感觉到，我的掌心里，静静地躺着一样东西。
一张被折叠了无数次的纸条，边缘已经被汗水浸得有些发软。
就是在他和我握手的那一刹那，他用一种快得不可思议的动作，把这张纸条塞进了我的手心。
他的手，冰冷，干枯，像死人的手。
他还凑到我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了两个字。
他说：“快走。”
那声音，嘶哑，颤抖，像两块砂纸在摩擦。
回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我反锁上门，拉上窗帘，整个空间瞬间变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黑箱子。
我打开台灯，昏黄的光线像一滩黏稠的蜜，铺满了桌面。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极其缓慢地，展开了那张纸条。
我的手指在颤抖。
三十八年了。
我以为我早已百炼成钢，可是在这一刻，我发现我依然是那个二十岁的、无助的年轻人。
纸条被展开了。
上面只有一行字，是用一种很老的、笔尖很粗的钢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像一个垂死之人的挣扎。
这行字，像一条通体漆黑的毒蛇，瞬间钻进了我的眼睛，顺着我的血管，一路咬上了我的心脏。
一种无法形容的寒意，从我的尾椎骨猛地窜起，直冲天灵盖。
我的头发，我的汗毛，在这一瞬间，根根倒竖。不寒而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