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笔名取之于武汉的由来

茅盾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及社会活动家，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他即为中共正式党员。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革命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不是“沈雁冰”，而是他的笔名“茅盾”。“茅盾”于1927年取名于武汉，当年，是什么原因让沈雁冰在武汉萌发了“茅盾”？

从“矛盾”到“茅盾”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文中写道：“‘五四’以后，我接触的人和事一天一天多而且复杂，同时也逐渐理解到那时渐成为流行语的‘矛盾’一词的实际；1927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时候，我又看到有不少人们思想上实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矛盾，却又总自以为自己没有矛盾，常常侃侃而谈，教训别人，一一我对这样的人就不大能理解，也有点觉得这也是‘掩耳盗铃’之一种表现。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罢，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但后来还是带了草头出现，那是我所料不到的。这草头是叶圣陶给我加上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撤离武汉，隐居上海开始创作生涯，第一次使用“矛盾”笔名写作了处女作《幻灭》。当时《小说月报》的编辑叶圣陶见到“矛盾”后，建议加上草头“茅”，他在《叶圣陶序跋集》中写道：“雁冰兄在第一份原稿上署名‘矛盾’，他自有他的意思，可是《百家姓》中没有矛姓，把‘矛’字改写成‘茅’字，算是姓茅名盾，似乎好些，这是我的意思。”

茅盾在上文中，将1927年上半年在武汉的经历，归结为取“矛盾”为笔名的动因。武汉的这段经历给了他那些“矛盾”的际遇呢？

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时的茅盾（照片来源：乌镇“茅盾纪念馆”）

《汉口民国日报》旧址，（原）汉口歆生路忠信二里4号，（现）汉口泰宁街2号（摄影：邓伟明）

在《汉口民国日报》任总主笔

1925年11月，中共中央指令共产党员沈雁冰（茅盾）、恽代英筹备组织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同年12月，沈雁冰任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长。1926年1月，他出席广州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秘书。国民党二大召开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蜜月期”，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为汪精卫，但汪不到任，由代理部长毛泽东主持工作，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外事部长分别为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彭泽民担任。中央党部职员中还有大量共产党员如杨匏安、澎湃、邓颖超等。1926年3月底茅盾回到上海，便全身心从事政治工作，代理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主任。1927年1月，他奉中共中央之命，携夫人抵达武汉，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4月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至当年7月。

《汉口民国日报》1926年11月20日正式创刊，馆址设在汉口歆生路（今江汉北路）。该报隶属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该报成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言论机关。沈雁冰在回忆文章《关于汉口<民国日报>的一些情况》中说，这张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际上直接受我们党中央宣传部的领导，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当时《汉口民国日报》的社长是董必武、经理为毛泽民（总管报社事务及印刷发行），历任总主笔苑希俨、高语罕、沈雁冰，编辑部石信嘉、孙际旦、宋云彬、马哲民（马念一）、李达可、倪文海等绝大多数人都是共产党员，办报方针及斗争策略则直接受中共中央在汉主持工作的瞿秋白指导。当时，瞿秋白曾向茅盾指示，《汉口民国日报》的宣传内容、编辑方针着重三个方面：“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 所以，该报实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是共产党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

《汉口民国日报》报道内容不仅涉及湖北、武汉地区党、政、军、工、商、学等各界，还在上海、北京、广州、南吕、福州、莫斯科、日内瓦、伦敦、巴黎、纽约聘有特约通讯员，全面、忠实地反映了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各方面的情况，成为武汉地区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发行量从创刊时每日4000份，增加到最高时的10000余份，还供不应求。这样一份大型日报，整个报社只有20几个人，其中编辑10余人，印刷10余人，报纸排好后，主笔和编辑都要参加校对。该报十分重视言论，差不多每天都有社论，有时一天两篇，还有以个人名义携写的《来论》、《代论》。这些社（评）论善于抓住当时发生的大事件，或民众普遍关心的间题，具有强烈的说服力。例如在公开悼念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追悼北京遇难的李大钊、北伐战争中壮烈牺牲的蒋先云，隆重纪念孙中山、廖仲恺逝世周年等活动时发表的社论、专论等文章深受民众欢迎。沈雁冰回忆说：“我任主笔时，所有要发的稿件我都要看，社论很短，多是我写的。”

1927年3月，茅盾在武汉（照片来源：乌镇“茅盾纪念馆”）

茅盾与夫人在武汉留影（照片来源：乌镇“茅盾纪念馆”）

在”矛盾”中坚持真理

《汉口民国日报》的编辑方针、宣传内容主要由中共中央确定。然而，由于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经费由国民政府提供，因而受其监督与制约。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暴乱，随着，武汉的国民党汪精卫集团也开始叛离革命，逐步加强了对《汉口民国日报》的压力，而这正是沈雁冰接任报馆总主笔职务的时期。沈雁冰一方面要宣传党的方针，一方面又要应付国民党的干涉，处境十分困难，“矛盾”来至方方面面。

1927年4月以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进一步发展为投降主义，受到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等共产党人的坚决抵制，沈雁冰当时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是有警觉的，他回忆说：“在接编《汉口民国日报》之后，当时农运‘过火’之说早已传布，我们也知道党中央有两种意见，一种是陈独秀的，一种是瞿秋白支持的毛泽东的，而且还听说这两种意见也反映了当时在武汉的国际代表之间的不同态度”。沈雁冰坚定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遇到重大问题时多向瞿秋白请示。1927年4月中旬，陈独秀来到汉口，沈雁冰在回忆文章中说：“有一次，他找我谈话，说《汉口民国日报》登工农运动的消息太多，以后要少登。我就向董老（董必武）请示怎么办，董老很坚定地说‘不要理他，继续登。’董老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是旗帜鲜明的。”

关于农村革命形势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早已有之，但到1927年夏天，党内外攻击农民运动“过火”、“幼稚”，“糟得很”的论调更加甚嚣尘上。反动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其藉口就是农运“过火”。陈独秀也认为许克祥叛变“是农民过火引起的”。沈雁冰则理直气壮地为革命农民辩护：“现在众口同声称为十分‘幼稚’的湖南农民运动原来虽有三分幼稚，犹有七分好处!”

毛泽东曾经指出，国共“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北伐战争中，中共在农民问题上与国民党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在1927年4至6月异常剧烈。当时，报馆天天收到各地反顽势力骚动和农协反击的消息，为了使人们明嘹农村阶级斗争的真相，报纸开辟了《农工消息——光明与黑暗之斗争》专栏。如4月22日的专栏便有《松滋捉拿土豪劣绅，没收财产，枪决反动派》《南漳劣绅组织伪党部被捕》等7篇消息报道；到了6月，则大量报道反革命派对革命的摧残，如：《宜都县党员之浩劫》《钟祥避难同志为钟祥惨案呼援》《危机四伏的黄安》《罗田惨案请愿团之呼吁》等等，态度鲜明，毫不含糊。

沈雁冰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宣扬农村大革命，揭露汪精卫集团压制农村革命，必然引起他们的仇视。1927年4月中旬以后，汪精卫陆续下达一系列反动训令，压制工农运动。沈雁冰既坚持革命原则，又注意策略，经常利用发表社论的机会，以解释“训令”为名，宣传中共的正确方针。汪精卫签署的命令分明是攻击农运过火，沈雁冰“宣传”这些“训令”时，却强调“农运在湖南极为发展，已为大家所共知，农民在乡村中扫除封建势力，建立起革命的秩序，能有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之风。他们惩治土豪劣绅，原也用了些非常的革命手段，此亦为暴风雨时代必然的现象，也可以说非此则不能铲除乡村的封建势力”。

武汉“七一五”反共事变后，董必武辞去《汉口民国日报》社长职务，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被迫退出，汪精卫先后派杨绵仲、曾集熙接管报纸，改组编辑部，使其成为反共、反革命的喉舌。茅盾受到南京政府通缉，奉党的命令撤离武汉，他在回忆文章中说：“‘七·一五’前几天，我就离开了报社隐蔽于汉口。7月下旬我离开汉口时，组织上要我到九江找一个地方接头请示新任务。一到九江，恰恰就是董老（董必武）在那里接关系。董老说现在形势紧张，要我去南昌，如果庐山这条路线不能走，就到上海去。第二天，庐山这条路确如董老预料，不能走了。同时我又在庐山的一个旅馆生了病！直到8月下旬离开九江回上海。” 沈雁冰后来蛰伏于上海东横浜路景云里，创作了处女作《幻灭》。此后他以敏锐的眼光，概括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使用笔名“茅盾”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犁下了深深的辙印。

资料索引：

沈雁冰：《关于汉口<民国日报>的一些情况》，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史料专辑》，1987年第4辑总第21辑。

唐惠虎 朱英：《武汉近代新闻史•下卷》，武汉出版社，2012年12月。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

徐义君：《沈雁冰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期间的思想述评》，《浙江学刊》，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