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旧事：判定强奸与婚外情的依据，是次数还是事实和证据？

据“环球网”援引“九派新闻”消息：

近日，湖南长沙一刘姓女子自称，2023年女儿学校的一名何姓男教师曾强行与她发生过三次性关系，致其感染HPV，警方调查后以证据不足不予立案。社区称刘女士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性侵，男方已赔偿20多万元。校方回应系婚外情，男教师已被降级处理。

何某认为，刘女士所说的强奸子虚乌有，当时警方认定和学校处理已完毕，可以说此事已经画上句号。现在刘女士又把事情曝光，不清楚她的目的，不排除有敲诈勒索嫌疑。

有律师称，关于性侵类案件，如果当事人不认可公安机关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依据相关法规，可以在规定时间内申请复议或复核，也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或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

上述消息一公开，便再次引起人们对婚外情与强奸认定问题的关注和好奇。主要集中在一点上，即：发生性关系的次数，与认定是强奸还是婚外情有无必然联系？

据刘女士自述，她与何姓男教师曾发生过三次性关系，都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并非自愿。这个说法本身，似乎就冲击了一般人的认知。有网友就直言：如果是强奸，那么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报警？第一次之后还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也不是发生在一天、两天之内。不排除初次有某种强迫因素，之后半推半就、默许默认。

况且，刘女士在与何老师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时，并没有在主观上产生遭到强奸的警觉和自我保护意识。不然，她就会在遭受侵犯时及时地想办法保留现场和证据，如：被撕扯的衣服、身体上的皮肉伤痕、精斑等。这些都是第一时间报警和认定强奸的铁证。

然而，在经历了第三次性关系之后，突然想起报警，不排除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何某对自己女儿学习上的承诺没有兑现、或没有完全兑现，有种被欺骗和玩弄的感觉，遂产生报复心理。二是家庭等外部因素促成，或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选择报警以挽回颜面。于是，这种拖后的报警、过时的拼凑的证据，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性行为的次数，只能说明俩人存在婚外情，而不能完全证明属于强奸。性行为的次数越多，涉嫌强奸的概率就越小，这符合情理逻辑。即便是非专业的普通百姓，也知道强奸一旦成案，一定是有事实和人证物证作支撑。

以上权作新闻。由此联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地发生的一则旧闻，一桩强奸案。

那时，一位大队支书跟一位未婚女社员发生了性关系，致女社员怀孕。纸里包不住火，女社员的亲属发现了异常后大为震惊，经追问才知是权倾一时的大队支书所为。气愤不过，遂携受害人到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就在公社大院内，此事不径而走，一时间舆论大哗！不久，这个支书因犯强奸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大队书记发生犯罪丑闻，作为公社书记自然脸上无光，自感有管理教育责任，背负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于是，在随后召开的全公社干部大会上，这位年过半百、耿直倔强、有点粗鲁的公社书记，不得不把案情作了通报，以示警示。讲到激愤处，书记不惜开骂：妈那个巴子的，你傻呀，你就不会承认是好几次，很多次，已记不清了！你非得咬准就那一次，这可能吗？！

我们姑且不论书记这番言论的格调高低或是非曲直，单从他的心情中足以窥见以下的常规认知：

第一，男女发生性关系的次数越多，间隔延续的时间越长，认定强奸犯罪的概率越低。

第二，仅发生过一次性行为，且致人怀孕，又出现在官和民、强势与弱势之间，一旦告发，强奸案大概率成立，因为既有事实情理，又有铁证如山。

第三，流露出这位书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心境，惋惜、痛心、自责，一句话：犯罪判刑，咎由自取！

以上旧闻，现在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仅供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和笑话，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个严肃而沉甸甸的、值得探讨的法律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