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庭栋：汉代 “艺术天花板” 在巴蜀

巴蜀地区的画像石

是我国汉代画像石的三大中心之一

汉代的画像砖

则基本上都是出自巴蜀地区

又特别以成都地区为多

以至学术界在谈到画像砖时

几乎就是四川出土汉代画像砖的简称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巴蜀地区有哪些画像石、画像砖？

跟随著名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的脚步

我们一起来看

01.

巴蜀汉代画像石数量众多

主要有六大主题

在汉代经济繁荣的刺激下，出现了一股厚葬之风，凡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人家，几乎家家厚葬。“以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以异”（《论衡·薄葬》）；“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盐铁论·散不足》）。这种情况在当时经济发展居于全国前列的巴蜀地区特别突出。

正是这种厚葬之风中，巴蜀地区的汉墓之中才会有大量的画像石和画像砖出土。

巴蜀地区的汉代画像石主要保存在崖墓之中，包括崖墓的墓门、墓壁、墓内斗拱等建筑、墓内的石棺和石函。巴蜀地区的崖墓数量很大，又以岷江、涪江、沱江、嘉陵江以及长江两岸为多，据初步统计，单是岷江流域就有15000多座，其中乐山市周围就有上万座，还有的崖墓正在陆续被发现、被清理，所以画像石也正在被陆续发现之中。

▲“程公洞”碑 图片来源：乐山文庙博物馆 谢阁兰1914年摄

巴蜀地区画像石上的雕刻多是浅浮雕，也有少数的深浮雕和线刻，手法多变而细腻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巴蜀画像石的最突出特点和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的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广泛地反映了汉代巴蜀地区的社会生活。仅从已收入《四川汉代画像石》（高文编，巴蜀书社1987年出版）一书的163幅画像石作品来看，就可以分为六大类：

一是反映物质生活的，如农作、纺织、运输、狩猎、车马出行、酿造、垂钓、聚会、谒见、武库、庖厨、饮宴、屠宰，以及各种建筑物；

▲成都羊子山1号墓出土的东汉车马出行画像石（局部） 图片来源：重庆文物

二是反映文化生活的，如讲经、乐舞、六博、百戏杂耍等；

三是神话故事，如伏羲、女娲、西王母、羽人、三脚鸟、比翼鸟、九尾狐、玉兔捣药、牛郎织女等；

四是历史人物，如荆轲刺秦王、孔子问礼、完璧归赵、秋胡戏妻等；

第五类是自然景物，如日、月、星、云、树、龙、虎、猿、家禽、家畜、鱼、鸟，还有传说中的凤凰、麒麟等;

第六类则是各种图案花纹。

▲九龙坡出土的东汉米仓、双阙拜谒画像砖 图片来源：重庆文物

02.

全国25座汉代完整石阙

巴蜀地区独占16座

在巴蜀的汉代画像石中，还有一个重要门类，就是在全国独具特色、名闻中外的立体雕刻——汉阙。

▲阙的建筑形式 图片来源：四川文旅厅

“阙，门观也。”（《说文》）《释名·释宫室》：“阙，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就是古代建筑物大门外分列左右的表示威仪等第的建筑，起源较早，但汉代建阙之风最盛，无论宫门、城门、祠庙门、官衙门、邸宅门、陵墓园门等等，外面都按一定的等级建阙。

▲杨公阙 图片来源：四川文旅厅

正如《白虎通》卷一二《杂录》所说：“门必有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长安城未央宫前有东阙、北阙，建章宫前有凤阙、圆阙。汉阙中本来还有砖阙、木阙，但都不能保存下来。我国保存下来的阙最早的都是汉代的，而且都是祠阙和墓阙。

从质地来看，都是石阙，因为只有石阙能够保存下来。石阙都是用雕琢之后的块石砌成，从整体看就是一座大的石雕。所以，石阙不仅在艺术史上有很高的价值，而且在建筑史上有更高的价值。

汉代的完整石阙，全国有25座（另有残阙8座），巴蜀地区就有16座（另有残阙5座），渠县一县即有6座。全国有墓有阙的汉代墓阙也仅有雅安的高颐墓阙一处。所以，巴蜀地区汉阙在我国的考古史、建筑史、艺术史上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高颐墓阙及石刻 图片来源：雅安市融媒体中心

巴蜀地区的汉阙，不仅数量多，而且时代早，工艺精。梓潼的李业阙建于东汉建武七年至十三年间（31—37），是已知年代的各阙中年代最早的。说工艺精，包括整体的建筑工艺和表面的雕刻工艺。

一座汉阙，就是一座汉代建筑的缩影，台基、阙身、顶盖俱全。特别是顶盖部分，枋、檐、盖十分精细，阙上的斗拱和飞檐则是我国这种古建筑中特有结构的最早实物标本。

▲汉代单阙画像砖、汉代双阙画像砖 图片来源：成都方志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雅安高颐阙，渠县冯焕阙、沈府君阙，绵阳平阳府君阙这四大精品，都有十分优美的深浮雕，人物禽兽，栩栩如生。仅是高颐阙上现在尚可辨识的雕刻就有人物63种、禽兽38种、花木器物20余种。

03.

巴蜀地区汉代画像砖

汉代社会的摄影图册

画像砖是汉代（目前已发现者均为东汉）嵌在墓壁上作为装饰的工艺砖，大多是长方形或近于正方的长方形，少数是长条形。一个墓中，少的只有几方，最多的已见有54方者。

▲画像砖 图片来源：方志四川

砖上用模印法压成各种图形，烧制之后再施彩绘（出土时彩绘大多剥落）。画面中有的是各种几何花纹，有的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各种图像。此外，还有一些纪年砖或文字砖。最珍贵的当然是各种人物和动物画像的砖，不同题材的画像已经超过100余种。

画像砖的表现手法，少数是线条，多数是浅浮雕。浮雕的技艺很高，构图和谐，形象逼真，轮廓分明，线条流畅，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不仅在我国，就是在世界艺术史上，也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画像砖所反映的汉代社会生活，远比画像石的内容丰富，同一大类的题材，也比画像石的画面更为细致和具体。除了简单的龙、虎、凤、鹿、鱼、鸟、朱雀、玄武之外，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反映官场生活的，如官署考绩、府门击鼓、迎谒、习射、骑吹、伍伯前驱、骑吏、导车、斧车、轺车卫从、轺车骖驾等;

▲画像砖 图片来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二是反映农业生产的，如水田、水塘、采莲、大江行筏、播种、薅秧、收割、弋射、驱雀、粮仓、舂米、桑园、采芋、采桐、园禽等;

▲画像砖 图片来源：方志四川

三是反映手工业生产的，如井盐、酿酒、酒肆等;

四是反映城市与道路风貌的，如门阙、甲第、市井、车马出行、亭吏、传舍等;

五是反映民族文化交流的，如骆驼建鼓、胡人骑行、胡人杂耍等，在其他画像砖中也屡次见到少数民族装束的人物;

六是反映上层社会生活的，如庭院、宴饮乐舞、六博、戏鹿、戏虎、收租、武库、庖厨、养老、鹰、赈赡穷乏、传经讲学、舞乐百戏等;

第七类则是反映神话题材的，如西王母、伏羲、女娲、羽人、日月神、星辰龙车、采仙药、仙人六博、仙人渡海、仙人骑鹿等。

从以上不完全的介绍中已经可以看出，巴蜀地区的汉代画像砖所反映的汉代社会生活十分广泛，十分珍贵，完全可以视为汉代社会的一部摄影图册，是研究汉代的极为重要的资料。我们仅举两例。

▲画像砖 图片来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井盐生产画像砖，在成都市郊和郫县等地已发现了好几方，十分清晰而生动地为我们展现了汉代的巴蜀十分普遍的井盐生产的具体情况。

盐井位于山区或丘陵区，井上有井架，架上安置辘轳，用人力提卤，卤水由枧道引流，直到盐灶。一灶数锅，用柴薪煮盐。这说明，当时天然气尚未普遍使用。今天要了解汉代井盐生产的情况，画像砖提供了最真实的材料。

▲成都羊子山10号墓出土的东汉盐场画像砖 图片来源：重庆文物

我国从何时开始用蒸馏法酿酒，这在学术界是一个分歧很大的问题。传统的说法认为决不能早于宋代，新的说法认为汉代已经开始。目前新说的根据主要有二，一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小型蒸馏器，第二就是四川彭州和新都各出土的一方酿酒画像砖，画面大同小异，在作坊中，是一个大的酿缸，旁边是三个酒坛，在酒坛上面各有一根好似导管的东西。所以，有的研究者就认为这是蒸馏制酒的真实记录。

04.

巴蜀地随葬俑

已出土者数以千计

汉代巴蜀地区的造型艺术还有一项也相当重要，就是陶俑。陶俑是一种殉葬品，在“事死如生”（《论衡·薄葬》），“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后汉书·光武帝纪》）的汉代，随葬俑特别丰富，巴蜀地区已出土者数以千计。

这些陶俑大多为模制，少数为捏制或模捏结合制作，在圆雕上有时还加上线刻。

▲东汉 抚瑟石俑 1977年四川峨眉山双福乡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写实风格者如动物俑准确逼真，如西昌出土的马俑可明显看到文献上“笮马”的体形特点，平原地区与丘陵山区出土的猪俑也可见到品种的不同。

浪漫风格者如人俑，追求神韵而又形神兼备，享誉世界的几种说唱俑形态夸张，生动诙谐，趣味横生，令观者无不捧腹。1986年在绵阳河边乡出土的说唱俑以浑圆的肚皮代鼓，更是绝妙无比，被艺术家誉为国之瑰宝。

▲忠县出土的东汉灰陶击鼓说唱俑 图片来源：重庆文物

陶俑的题材十分广泛，大致可分为三类:

人物俑，大多数是在天国侍奉主人的仆役形象，如执锸、执镰、荷锄、执箕帚、执镜、提蛙、持扇、庖厨、哺乳、击鼓、吹笛、抚琴、鼓瑟、舞蹈、说唱，还有各种侍卫和武士。家畜家禽俑，如马、牛、猪、羊、狗、鹅、鸭、鸡（包括母子鸡、雌雄鸡）等。1990年在绵阳何家山嘴出土一件汉代铜马俑，马前有牵马俑，马高134厘米，长115厘米，为我国已见的最大的古代铜马。

▲东汉大铜马及牵马俑（复制品） 原件于1990年绵阳市何家山2号墓出土 图片来源：徐州博物馆

建筑模型，这也是供死者使用的一种俑，有楼房、畜圈、井栏、水塘、水池、田畴等。

在泸州李少君墓与合江草山坪汉墓各出土过一对男女亲吻的秘戏俑，这与巴蜀地区的汉代画像石上多次见到的类似题材的石刻秘戏图（如郫县、荥经的石棺，乐山、彭山的崖墓）一样，都是我国其他地区从未见到的题材，是研究汉代文化的重要材料。

无论是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还是陶俑，都还在不断地被发现，随着实物的增多与研究的深入，它们对于学术研究与艺术欣赏的价值必然会不断地提高。

▲丰都出土东汉红陶衔珠神鸟 图片来源：重庆文物

【作者简介】袁庭栋，1940年生，巴蜀文化专家。1968年供职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参与筹建巴蜀书社，先后出版各类著述40余种，包括《张献忠传论》《巴蜀文化》《成都街巷志》等。

【栏目介绍】《巴蜀文化志》是著名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关于巴蜀文化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叙述了从古代到近代巴蜀文化发展的盛衰轨迹、主要特点，以及对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该书于1996年出版，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青睐，于202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发行。经袁庭栋先生授权同意，“成都方志”微信公号开设“袁庭栋专栏”，翻开《巴蜀文化志》，与读者朋友共游道教圣地青城山，共品川味美食美酒，与巴蜀大地的文星武将、先贤达人等神交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