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吴石案中其他三位都有烈士称号唯独聂曦没有被追封？

1950年6月10号下午四点半，台北马场町那地方太阳毒得很，四声枪响一个接一个，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差不多同时倒下去，血腥味跟火药味混在一起，在湿乎乎的空气里好久都散不掉，七十年后，前三个人的铜像在广场上并排站着，就聂曦的名字，一开始只刻在“无名烈士”墙的最后一行，连生卒年份都是空的，一样是去赴死，一样是被枪口顶着眉心，怎么就他一个人迟迟等不来那张盖着红印的“烈士证书”，答案就藏在档案的缝里，亲属的空白里，还有那张33岁就被定格的黑白照片里。

聂曦穿着白衬衫、马靴，双手被反绑在身后，嘴角却好像带着一点点笑意，台湾《中央日报》第二天头版就登了这张临刑前的照片，标题用又粗又黑的字写着，“匪谍聂曦等四人今晨伏法”，岛内的人只看到了“匪”，大陆的读者几十年后却看到了“士”，这张照片成了他唯一留下的“口述历史”，也是后来追认烈士时最有力的一份证据，可证据越是锋利，就越是划开了那些被有意无意忽略掉的疑点。

聂曦不是中共的正式党员，在“吴石案”的卷宗里，他身份那一栏写的是“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上校”，根本没有什么党内的职务代号，吴石是1947年4月跟中共华东局建立联系的，朱枫1945年就入了党，陈宝仓1951年被民革追认为党员，这三个人都能拿出“组织关系”这条硬杠杠，可聂曦的档案里就一句话，“经吴石介绍，为中共提供情报”，没有支部，没有党证，没有转正记录，在1950年代那会儿的两岸，一句“不是党员”就足够让死亡的意义大打折扣，更别说他人在“匪区”，连个证明人自己都被枪毙了。

聂曦的直系亲属在福州解放前已经全都去了台湾，1953年，福州军管会收到一封回函，上面写着“查无此人”，聂家的老宅子被日本飞机炸了，族谱也丢了，唯一知道点情况的叔叔聂仲融跟着国民党撤到了金门，从此就断了联系，没有亲属申请，没有地方上报，烈士登记系统里就永远缺了“申请人”这一栏，相比之下，吴石的长子吴韶成1951年就向华东局提了申诉，把他父亲的手稿、照片、密写信封都好好留着，朱枫的女儿朱晓枫1980年带着母亲留下的血衣去北京，材料摆了满满一桌子，聂曦没有后人，没有遗物，连名字都在国民党的档案里被写成“聂能辉”和“聂曦”换着用，大陆这边一度还以为这是两个人。

更大的问题出在“统一口径”太晚了，1950年代，中共台湾省工委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幸存的电台也回不去核实情况，蔡孝乾的口供里只提到“吴石的副官聂”，连个全名都没有，直到1972年，一份被雨水泡得稀烂的花名册从福州军区一个旧仓库里翻了出来，纸背面用铅笔写的**“交际科聂曦，代号05”**才跟台湾报纸上的照片第一次对上，可那个时候“追烈”工作已经停了，聂曦的名字就被夹在一堆“待查”文件里，这一放又是三十年。

2003年，台湾学者秦孝仪公开了一套《国防部历年侦破匪谍案汇编》，影印件里出现了“聂曦，闽侯人，三十三岁，参与传递吴石情报”的完整笔录，北京西山那边正在筹建无名英雄广场，筹备组的人按着线索找，把照片、笔录、花名册这三样证据一对，才在2006年替聂曦补上了这最后一环，同一年11月，民政部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可收件人那一栏只能写上“聂曦（无亲属）”，这张证书在福州鼓楼区的档案馆里静静地躺了十五年，直到2021年，才由聂曦的远房侄孙聂崇正代为领取，那一刻，离马场町的枪声，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十一年。

所以说，不是谁被忘了，是历史这东西需要一条能把两岸、把生死都缝合起来的证据链，党员身份、亲属申报、档案互证，少一个都不行，吴石、朱枫、陈宝仓在链条断掉前被接住了，聂曦一个人在裂缝里悬了半个多世纪，那张临刑前的微笑，成了他给自己写的唯一一份证词，也是后人替他补上的最后一块拼图。

今天，你要是去台北马场町，还能在杂草丛生的坡底下找到一枚被雨水磨平了字样的弹壳，你要是去北京西山，会在第四排的花岗岩墙上找到同样带着微笑的浮雕，两块金属，一个实的，一个虚的，终于把聂曦的名字钉进了同一段叙事里，死亡可以夺走生命，却夺不走“曾经为山河赴死”这件事本身，烈士的封号不过是一张迟到的船票，他早在1950年6月10号下午四点半，就用33岁的生命提前登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