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军工：从技术颠覆到体系重构，对我国国防工业的镜鉴与路径

“美国新军工”是近年来在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和大国战略竞争加剧驱动下，美国国防工业体系出现的全新发展模式和生态系统，以SpaceX、Palantir、Anduril等为代表的新型防务企业迅速发展，正在重塑传统由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等五大军工巨头主导的军工产业格局。这一被称为“新军工”的现象不仅反映了科技革命、军事技术的代际更迭，也体现了美国国防战略、创新体系的发展模式转变。研究美国新军工发展新模式、新动态、新特点，对于加强我国防工业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01

美国新军工的内涵与特点

“美国新军工”以大国战略竞争为核心目标，聚焦颠覆性科技发展，依托快速敏捷机制与科技创新资源，构建“算法主导作战、硅谷模式研发、军民一体创新”的生态系统，推动其军事工业基础从机械化战争时代，全面迈向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时代。

作战理念和战略导向

美国新军工企业的快速发展，本质是美军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技术选择，背后有明确的战略意图与作战理念支撑，并非单纯市场行为。这一方向在2024年1月美国防部发布的首份《国防工业战略报告》中得以明确：报告提出要通过代际变革，构建更强韧、更具活力的国防工业生态，核心是推动国防工业基础从“传统平台制造商”向“数字赋能者”转型。报告直言，美国国防工业的能力优势正不断缩小，产能不足、人员短缺、过度依赖海外供应商等问题凸显，且这些问题在传统军工体系内无法破解，必须依靠新军工模式突破。尤其面对中国、俄罗斯在新兴领域的追赶，美国已将国防工业视为大国竞争的关键战场。随后的《国防工业战略实施计划》进一步细化路径：一方面聚焦硬实力，提升弹药、导弹、潜艇等核心制造能力，强化供应链韧性以适配印太威慑需求，并通过“奥库斯”联盟等盟友合作弥补产能缺口，加速无人作战技术迭代；另一方面锚定“软件定义战争”理念，构建“软件为核、硬件为载体”的灵活军事架构，最终通过新军工复合体巩固其军工优势。

尖端技术创新成果爆发带来的新效益

美国新军工的发展，根源在于市场前沿科技的加速突破与军事领域的深度融合。随着新质生产力迅猛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计算、高超声速等尖端技术集中爆发，这些技术产品一旦物化到武器装备研制中，便彻底重构了战争形态与军事能力需求——传统机械化、硬件中心化的军事体系，正逐步被智能化、网络化、分布式的新范式取代。

典型案例随处可见：AI驱动的自主无人机集群（如安杜里尔“忠诚僚机”计划）、战场决策系统（如帕兰蒂尔AI作战平台），降低了作战对人力的依赖；DIU“复制者计划”推动的15万美元级巡航导弹，实现了低成本精确制导武器的规模化生产；SpaceX星链的军事化应用与太空军作战司令部的成立，更是加速了太空军事化进程。

这些技术不仅提升了武器效能，更重塑了指挥控制、装备研制与后勤保障全流程。新军工的核心，就是将商业前沿技术快速转化为军事能力，以数据为纽带、算法为武器、网络为战场构建新范式。帕兰蒂尔Gotham和AIP平台在乌克兰战场的应用便是明证，它支撑乌军完成“情报-分析-打击”的智能闭环，标志着战争从“平台中心战”转向“数据中心战”。

在技术架构上，新军工企业普遍采用“数据获取—智能平台—作战应用”三层体系，大幅压缩OODA循环时间。数据获取层由星链、遥感侦察、下一代GPS构成，是智能战场的“神经末梢”；基础平台层以安杜里尔晶格网格、帕兰蒂尔Gotham为核心，充当“中枢神经”；作战应用层则通过AI生成方案、优化火力，实现决策与行动一体化。这种架构让军事系统具备互联网产品的快速迭代能力，将软件开发的敏捷性带入了武器装备领域

高科技企业是新兴领域主要创新主体

美国新军工的代表阵营，是帕兰蒂尔、安杜里尔、SpaceX这类硅谷系初创企业。它们凭借AI数据分析、可复用火箭等颠覆性技术，以及敏捷创新模式，打破了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等“五大军工”对军方订单的长期垄断——这种突破的核心，源于两者截然不同的企业基因与商业逻辑。

新军工企业的基因带有强烈的硅谷属性：创始人多为科技精英，擅长将互联网思维植入国防领域。安杜里尔创始人帕尔默・勒基（曾任Oculus创始人）就曾直言，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优于美军车辆，iPhone的计算能力强于国防部常用系统，他认为未来AI武器系统应像智能手机一样易操作。而SpaceX的可回收火箭技术，更直接降低了太空发射成本，重塑了全球航天竞争格局。

在商业模式上，新老军工的差距更为显著。新军工企业普遍采用“快速原型开发”方法，产品开发周期仅为传统军工企业的十分之一。安杜里尔能做到9-12个月推出演示产品，1-3年完成全面部署；而传统军工项目的研发周期往往超过十年。即便是失败，新军工企业也能通过快速迭代转化价值——SpaceX星舰虽三次发射失败，却因“设计-开发-测试”的快速循环大幅降低研发成本与周期，因此持续获得NASA支持。

促进军民两用技术的紧密结合

美国新军工体系的核心动力，源于军民技术的双向流动与相互赋能。以OpenAI、谷歌为代表的商业AI公司，虽以市场商用为核心，但基础研究成果通过技术溢出直接支撑军事AI发展；而军事应用对可靠性的高标准，又反过来推动商业技术优化升级，形成“民用技术反哺军事、军事需求牵引民用”的闭环。

这种双向赋能在具体技术上体现明显：SpaceX星链可在民用通信与军事侦察间无缝切换；帕兰蒂尔Gotham平台既服务金融风控，又能支撑战场决策指挥；安杜里尔的莱迪思操作系统，同时适配国土安全与边境巡逻场景。这种“一技两用”模式，不仅通过规模效应降低技术成本，更模糊了军民技术界限，让商业技术进步可直接转化为军事能力。

为加速这一转化，美军各军种还建立了配套创新机构。美国空军的“AFWERX”、特种作战司令部的“SOFWERX”等平台，通过举办创业挑战赛等形式主动挖掘民用技术的军事潜力，推动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自主集群机器人等新兴技术快速进入军事测试阶段。而国防创新单元（DIU）更是通过“其他交易授权（OTA）”绕过传统繁琐采购流程，允许初创企业60天内签订合同并快速迭代技术，彻底打破了传统军工“烟囱式”研发壁垒，让硅谷的社交媒体分析、商业航天等民用科技能快速落地军事场景，构成新军工体系持续创新的深层动力。

构建全新科技产业创新生态体系

美国国防部通过搭建多层级机构体系，系统性推动新军工发展，核心力量包括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国防创新单元（DIU）、战略资本办公室（OSC），三者分别从技术研发、应用转化、资本支持等维度发力，形成协同效应。

为打破传统军工体系的束缚，政府还借助“其他交易授权”（OTA）等政策工具放宽限制，允许签订更大金额的投资协议，为非传统军工企业（尤其是科技公司）提供成长空间。这一调整吸引了以硅谷为代表的科技企业和风险投资机构入局，它们凭借灵活性与创新能力，成为国防科技领域的新力量。

除国防部外，其他国家安全部门也参与其中。中央情报局（CIA）的风投机构In-Q-Tel（IQT）、各类私募基金及创业孵化器，通过资金注入、合同支持、孵化器合作等方式，培育“使命驱动型”军工科技企业。典型案例包括：IQT投资的33家初创企业入选2024年美国国家安全百强榜单；DIU推动“企业测试载具”项目，聚焦低成本巡航导弹的批量生产，进一步加速新技术的军事落地。

制度设计和工作流程的改革

美国新军工的崛起，并非个别企业的偶然成功，而是国防创新体系整体变革的必然结果，核心支撑是政府精心搭建的“白宫—华尔街—硅谷”协同模式。这一体系通过适配科技企业的制度设计与资源配置机制，加速商业技术向军事领域转化，彻底改变了传统国防创新路径。

在此框架下，美国国防部的定位已超越传统“国防建设部”，兼具“新科技部”与“新经济部”职能，成为连接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的核心枢纽。具体分工形成技术全生命周期管理链条：DARPA负责颠覆性技术的预先研究，国防创新单元（DIU）聚焦民用技术的军事化落地，战略资本办公室（OSC）提供长期资本支持，三者协同覆盖从研发到应用的全流程。

为降低商业企业参与门槛，政府还推出“其他交易授权（OTA）”等灵活采购机制。DIU成立后，OTA协议金额持续扩大，让安杜里尔等初创公司绕过传统采购的繁文缛节，快速获取军方合同。同时，军地人才双向流动打破“军工旋转门”局限：前政府官员、军方高层进入帕兰蒂尔等企业担任高管或投资人，帮助企业精准对接战略需求与订单；企业高管进入政府关键岗位（如国务院副国务卿提名），则将商业管理模式引入国防领域，提升新军工发展的质量与效率。

美国防创新单元 DIU网站

02

新军工与传统军工的主要差异

美国新军工与传统军工相比，体现出一系列不同特点。

技术创新和变革速度的差异

面对快速变化的战场需求，新军工与传统军工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适应能力，根源在于两者技术转化与研发模式的差异。

新军工企业凭借“民用技术参军+敏捷迭代”的优势，能快速响应战场需求。它们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商业技术为核心，通过数字孪生、“云边端”架构缩短验证周期，软件可实时优化——比如战场情报算法能根据战况动态调整，无需漫长的物理原型测试。SpaceX的迭代试验模式更是证明，这种“快速试错”能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突破关键技术，远超传统模式。

反观传统军工体系，却因机制束缚难以适应战场变化。庞大的规模与官僚体制导致研发周期冗长，F-35战机耗时20余年才落地，新一代导弹防御系统部署需数十年；“成本加成合同”与物理原型测试的依赖，进一步拉长了10年以上的研发周期。这种滞后在俄乌冲突中被放大，直接暴露了弹药产能不足、电子战技术滞后等实战短板。

组织结构和灵活性方面的差异

面对技术迭代与战略威胁的快速变化，新军工与传统军工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适应能力，根源在于组织与机制的设计差异。

新军工通过“去层级化+多维度协同”，破解了传统军工的效率瓶颈。其扁平化结构缩短决策链条，任务型团队与跨领域小组（如DIU组建的专家团队）打破层级限制；吸纳军方退役人员让研发精准匹配作战需求，形成“需求—研发—部署”的快速闭环。同时，IQT等风投与政府订单结合，分摊前沿技术风险，OTA机制又让企业60天内就能签合同、快迭代，彻底摆脱传统采购的束缚。

反观传统军工，科层制官僚结构成为效率枷锁。多层级导致决策迟缓，僵化的采购体系拖慢研发节奏，薪资不如硅谷的现实又留不住顶尖科技人才。最终形成“采办效率低、研发周期长、创新灵活性差”的恶性循环，在应对新战略威胁时，调整速度远跟不上需求变化。

目标定位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差异

新军工支撑美军联合全域作战（JADC2）概念，整合陆、海、空、天、网、电多维战场，SpaceX星链军事化部署提供分布式通信与侦察能力，AI驱动的跨域指挥系统（如帕兰蒂尔平台）实现多兵种实时协同决策，安杜里尔巡飞弹增强印太地区分布式火力投送，构成“数字—物理”双重威慑体系。通过低成本规模化+全域渗透，以数量优势对冲高端装备代差（如“复制者计划”无人机集群），重塑大国战略竞争规则。新军工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往往更加注重软件定义系统、网络战能力、无人机和其他无人系统等现代战争所需的能力。军事能力80%依赖软件升级而非硬件更换（CSIS报告），AI与自主化主导武器链，从侦察监视（AI影像处理平台“梅文计划”）、目标识别到自主决策（协同作战无人机CCA），AI深度渗透作战全链条。例如，安杜里尔的巡飞弹系统通过AI算法实现分布式协同打击，帕兰蒂尔平台为指挥官提供实时战场数据分析与战术建议，推动“人在环上”（监督决策）而非“人在环中”（直接执行）的人机协同模式。模块化与开放架构，采用开源操作系统（如安杜里尔Lattice系统）、商业标准接口（SpaceX火箭复用技术）和API驱动集成，降低技术整合门槛。分布式作战、马赛克战等新形态均基于此架构展开，支持低成本武器快速规模化部署（如DIU“复制者计划”推动数千架低成本无人机集群）。

传统军工主要聚焦单域优势（如空中优势、海上控制）和大规模平台（航母、隐形战机），服务于冷战及反恐战争线性消耗战逻辑。侧重于大型硬件平台，比如战斗机、舰艇和坦克等重型装备。通常以硬件为中心，依赖物理装备迭代，作战效能提升依赖机械性能升级。创新路径受制于封闭供应链和独家技术保护，对新兴技术（如AI、量子计算）整合缓慢。

军工组成主体方面的差异

从SpaceX的“1500万美元发射”到帕兰蒂尔的“90分钟打击闭环”，新军工用具体数字证明其实战价值，而传统军工的超支数据则暴露体系缺陷。

SpaceX的可回收火箭已完成260次成功回收，将美军卫星发射成本从4亿美元/次降至1500万美元/次，让美军2024年太空预算（274亿美元）可支撑的发射次数从68次提升至1827次；星链在俄乌战场的终端存活率达92%，即便遭遇俄军1200次电子干扰，仍能保持85%的通信通畅率。

帕兰蒂尔平台在乌克兰每天处理58万条情报数据，目标识别错误率仅1.8%，帮助乌军将“发现-打击”时间从24小时压缩至1.5小时，打击成功率从52%提升至91%。DIU的15万美元巡航导弹，计划2025年量产5000枚，总成本仅为传统导弹的10%，可实现“饱和式打击”覆盖。

反观传统军工，洛克希德・马丁的F-35项目累计超支1790亿美元，单机成本从7000万美元升至1.1亿美元，且现有970架在役机型中，仅53%能满足战备标准；波音的KC-46加油机项目延迟8年，预算超支30亿美元，至今仍有12项关键缺陷未解决。

帕兰蒂尔（Palantir）网站

创新主体合作生态方面差异

新军工企业积极参与到一个由初创公司、风投机构、学术界以及政府部门组成的广泛生态系统中，构建弹性与备份供应链体系，模块化设计与激增能力，武器系统采用标准化接口（如DIU推动的低成本导弹项目），便于战时快速扩产。国防部通过GOCO（政府拥有承包商运营）模式、税收激励和战略资源储备，要求军工体系具备战时产能放大数倍的弹性（应对印太威慑或大规模冲突需求）；全球协作弥补缺口，通过盟友合作（如“奥库斯”联盟共享核潜艇AI技术）分摊研发成本、加速技术迭代，削弱本土产能瓶颈制约。

传统军工则更多依赖于既定的供应链和长期合作关系，这些关系相对固定，不太容易改变，依赖纵向整合封闭供应链，关键环节（如先进芯片、特种材料）存在单点风险。俄乌冲突过程中暴露弹药储备不足、产能爬坡缓慢问题，凸显对规模化激增生产准备不足。

新军工国防预算和采购效率方面的差异

新军工通过技术实力+危机叙事构建复合影响力，企业高管（如帕兰蒂尔CEO）频繁发声渲染美国面临的威胁，将技术发展与国家安全叙事绑定，话语权跨越科技界、政界与媒体，游说国会增加AI、太空等领域投入（2025财年国防预算增幅创十年新高）；以AI分析平台、自主系统、太空基础设施构建“数字边疆”，通过盟友技术扩散（如向澳大利亚转移核潜艇AI技术）强化联盟控制力，削弱竞争对手区域影响力。初创企业市值快速扩张（帕兰蒂尔2024年市值一度达1732亿美元，2025年将达3000亿美元，超越任何一家传统军工企业），反映资本市场对其颠覆潜力认可，进一步撬动政策倾斜。

传统军工依赖政商旋转门游说和“就业保护”叙事争取预算（如特定选区军工就业关联），但近年面临波音军工部门亏损、股价下跌等竞争力下滑压力。影响力基于政商旋转门网络和政治献金，主要作用于国会防务委员会及军方采购体系。

军工研发成本方面的差异

新军工研发成本更具优势，SpaceX可回收火箭使太空发射成本降至百万美元级；安杜里尔巡飞弹单价仅为传统导弹的1/10至1/20；DIU推动的低成本巡航导弹项目将单价压至15万美元级，实现“数量换质量”优势。软件主导降低长期成本，装备效能升级依赖软件更新而非硬件更换，减少全周期投入。军民技术池分摊研发风险（如商业卫星星座部分承担军用侦察任务），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传统军工因复杂性导致成本失控（F-35项目超支数千亿美元）、采购单价虚高（导弹单价百万美元级），全生命周期维护费用高昂。常常面临产能过剩（如F-22停产）、技术迭代滞后（电子战、高超领域追赶中俄）及供应链脆弱性（关键芯片依赖海外）问题，且体系惯性强、转型阻力大。部分核心技术（如先进半导体、稀土材料）仍依赖海外，与“制造业回流”目标冲突，地缘政治扰动易冲击生产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03

美国发展新军工动向对我国国防工业的启示

美国发展新军工（New DefenseIndustrial Base）的根本目的，是适配信息化、无人化、智能化战争形态，本质是应对大国竞争与技术革命。其核心在于打破传统军工复合体（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MIC）的封闭垄断、官僚僵化与硬件主导模式，转而构建以硅谷创新生态、软件定义战争、敏捷机制及军民一体化为核心的新型国防工业体系。这一变革不仅重塑美国军事力量生成逻辑，更深刻影响全球军工格局，也为我国应对大国战略竞争、推进国防现代化、优化国防采办制度提供重要启示。

启示之一，应密切关注新兴领域科创企业的技术产品，将其快速转化为军事应用

在全球军工技术迭代加速的背景下，美国新军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构建了“前沿科技-军事应用”的快速转化链路——通过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平台等最新科技成果深度融入军事场景，实现了武器装备性能与作战效能的跨越式提升。这一发展模式，为我国推动国防科技与民用创新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

当前，我国已培育出华为、京东、DeepSeek、腾讯等一批具备核心技术优势的科技创新型企业。若能充分激活这些企业在民用领域的技术积淀与创新活力，推动其技术产品向武器装备研制生产领域有序转化，将为我国装备发展注入革命性动力。这种“民参军”的协同模式，不仅能打破传统军工领域的技术壁垒与资源局限，更能全面提升我国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效率、技术先进性与战略竞争力，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启示之二，应当密切关注新质生产力向新质战斗力转化，构建敏捷响应、快速转化机制

要改变传统军工“自我闭环、全链条包办”的封闭模式，主动融入市场化大生态，构建“小核心、大协作”的产业体系：其中“小核心”部分，集中力量攻关战略武器、核心装备等尖端领域，确保我国“尖端威慑”能力的稳固；“大协作”部分，则通过搭建开放的协作网络，吸引民营企业、科研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配套技术的研发与生产，以此提升“低成本规模消耗战”的支撑能力。比如在导弹系统研发中，可参考美国DIU的低成本导弹理念，跳出“一味追求极致性能”的传统思维，转而研发模块化、易升级的通用平台——通过标准化接口设计，让导引头、推进系统等关键模块能灵活替换，既能满足不同作战场景的需求，又能借助民企在精密制造、成本控制上的优势降低量产成本，同时还能方便后续的技术迭代与升级。

标准不统一是阻碍军民资源共享的关键问题，必须加快推动军用标准与民用标准的兼容整合：在装备研发环节，先系统梳理军民通用技术领域的标准差异，对于成熟度高、市场应用广泛的民用标准，优先纳入军工研发体系；对确实需要满足军用特殊要求的领域，制定“民用标准为基础、军用补充规范为延伸”的融合方案。同时，在关键领域开展标准统一试点，以商业航天为例，推动发射平台接口、载荷适配等标准与军用卫星的要求兼容，让商业航天的发射能力能直接服务于军用卫星部署、应急通信等任务，避免资源重复投入与浪费。此外，还要建立军民标准协同更新机制，根据技术发展趋势与作战需求变化，动态调整标准内容，确保标准始终能适配“民参军”“军转民”的转化需求。

启示之三，应当下决心消除两大体系之间的障碍，构建军民一体化先进制造业体系

美国军民融合的核心成效，源于其构建了“技术双向流动、资源高效配置”的军民两用体系——既通过政策引导将民用高新技术转化为军事能力，又推动军事技术向民用领域溢出，形成“国防建设-经济发展”相互赋能的良性循环。这一模式为我国深化军民一体化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关键在于打破传统壁垒，构建适配我国产业基础与国防需求的融合体系。

摒弃传统军工“自成体系、全链条包揽”的封闭模式，融入市场化大生态，建立“小核心、大协作”的产业体系：“小核心”聚焦战略武器、核心装备等尖端领域，保障“尖端威慑”能力；“大协作”则通过开放协作网络，吸引民企、科研机构参与配套技术研发与生产，提升“低成本规模消耗战”能力。例如，在导弹系统研发中，可借鉴美国DIU低成本导弹思路，摒弃“单一追求极致性能”的传统路径，转而发展模块化、易升级的通用平台——通过标准化接口设计，让导引头、推进系统等模块可灵活替换，既能适配不同作战场景，又能借助民企在精密制造、成本控制方面的优势，降低量产成本，同时便于后期技术迭代升级。

启示之四，必须将改进工作方法和提升效率置于突出位置，创新工作运行模式

美国新军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于其摆脱传统军工僵化模式的灵活商业模式——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与技术变革，通过动态调整研发方向、迭代产品形态，实现技术与场景的高效适配。这一特点为我国军工企业转型与军民协同深化提供了重要启示，可从股权结构优化、采购模式创新、需求对接机制完善、人才体系构建四方面发力，激活军工领域创新动能。针对部分传统军工企业股权结构单一、市场敏感度不足、运营效率偏低的问题，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向纵深发展。通过引入民企战略投资者、社会资本等多元主体，优化军工企业股权结构，打破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格局：一方面，借助民企在市场化运营、成本控制、技术迭代方面的经验，倒逼军工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简化内部决策流程，提升对市场需求与技术变化的响应速度；另一方面，通过股权合作实现军民技术、资源的深度融合，让民企的创新基因融入军工研发生产体系，推动军工产品从“重性能、轻成本”向“性能与性价比兼顾”转型，增强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启示之五，必须高度关注核心科技企业的内在活力，打造一个开放共赢的创新生态体系

美国新军工的突破性发展，关键在于形成了“科技初创公司-风险投资机构-学术界-政府部门”深度联动的创新生态闭环：初创公司提供灵活的技术创新活力，风投机构为前沿研发注入资本动能，学术界奠定基础理论与人才支撑，政府部门则通过政策引导与需求牵引打通转化通道，四方协同构建起高效的“创新-转化-应用”链条。这一生态模式，为我国构建符合国情、军情与军工生产特点的军民协同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立足我国实际，需打破传统军工领域的封闭边界，构建“军方-军工单位-政府-科研机构-民营企业”广泛参与、深度合作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核心目标是吸引更多民口高新技术企业与社会资本融入国防建设，推动民用技术与军事需求高效对接，同时促进军用成果反哺民用产业，形成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聚焦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新能源、商业卫星遥感、消费电子、5G/6G通信、云计算、大数据、智慧物流等民用优势领域，组织军方、军工单位与民企开展技术对接，明确军事场景对民用技术的适配需求。重点建立军民通用技术标准与接口体系，例如推广开源操作系统在装备研发中的应用，采用API驱动的模块化集成模式，降低民用技术与军工系统的整合难度，实现“民参军”技术的快速落地。出台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措施，优化民企参军的制度环境：建立数据资源共享机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向民企开放非涉密军工数据；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对参与国防研发的民企给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减免等支持；加强人才引进与培养，推动军工领域高端人才向民企流动，同时支持民企人才参与军工项目研发；提供金融扶持，设立军民融合专项基金，为“民参军”项目提供信贷、担保等融资服务，全方位促进军民一体化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

顾建一，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工业和信息化部重大战略服务专家，军事科学院战略评估咨询中心特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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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启垣防务”，原标题《战略深解读｜美国新军工：从技术颠覆到体系重构，对我国国防工业的镜鉴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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