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报告：缓解中美竞争的6个稳定因素

作者：绮蝶

从特朗普1.0至2.0，中美在经济、技术、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的地缘政治博弈越来越激烈，尤其是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的全球对等关税、高技术限制等不仅导致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紧张，也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与不确定性。在全球经济低迷且风险不断积累的背景下，中美如何缓和竞争、减少对抗，在经贸、气候、人工智能等全球性议题上合作，成为两国及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10月中旬，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发布研究报告，通过对比美苏冷战以及对美国政策及智库观点和中国政策文件的分析，提出在激烈的对华竞争中寻找稳定机制。

兰德公司最初由美国军方支持，旨在为政府提供基于研究的政策建议，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它的客户包括美国国防部、国务院、情报界以及其他联邦机构。该报告明确提到，本研究由RAND国家安全研究部（NSRD）的国际安全与国防政策中心开展。NSRD为国防部长办公室、美国情报界、美国国务院、盟友外国政府及基金会进行研究和分析。

兰德报告倾向于优先考虑美国利益，可能忽略其他国家的视角。所以，报告特意在第三章着重分析了中国政策文件及学者观点。此次报告在前半部分讨论“稳定机制”后，后半部分围绕台湾、南海和科技竞争探寻了中美在竞争过程中寻找稳定平衡的元素。以下是对该报告分析的第一篇，聚焦中美竞争的“稳定机制”。

兰德公司的这篇报告并不纠结于中美间是否是“新冷战”的问题，也不强调是应该和中国和解（accommodation），还是如学者所强调的那样“管控竞争”。报告也不假设中美存在更广泛的良好友谊，不探索超越“竞争”模式的新方案，也不注重解决大国竞争中的核心地缘政治分歧，更不是探讨近年来中美官员和学者所讨论“共存议程”，而是聚焦一个“更有限”的命题：如何在中美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在特定领域找到有限的“稳定”机制。这是该报告为当前大国竞争设定的最迫切的任务，目的就是要找到双方在明确分歧和潜在冲突领域的“现状共存”（modus vivendi）元素。

报告提到，当前中美缺乏的是一个更长远的思考：如何在那些容易引发冲突的重大问题（比如台湾、南海、科技竞争）上，找到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共享现状”（shared status quo）方式，或者说一种“稳定竞争”（stable competition）的状态。这种长远视角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需要美国和中国方面坐下来深入交流、对话，共同勾画出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何在竞争中保持稳定、不至于滑向冲突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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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基于一个前提：美中竞争并非误解或误判的产物，而是由利益冲突、深刻的不信任以及美国和中国相互认为对方旨在破坏和削弱自身力量的认知驱动。比如，中国在稀土、太阳能电池等领域的主导地位，使得美国在经济和技术上依赖中国。美国也在采取必要措施遏制中国。但报告认为，美国在遏制中国的同时，必须防止竞争滑向极端危险的紧张状态。

以下是报告的一些基本判断：

第一，中美竞争正成为21世纪初世界政治的锚点，是其他国际事件和国家抉择演变的最核心动态。中美竞争并非某种双方仅仅通过相互理解就能得以解决的“重大误解”。美国决心维护关键规范并持续扮演安全平衡者的角色，而中国认为这是对其合法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无理干涉。

第二，从美国角度来看，过去30年强调在共同国际框架下寻求接触（engagement）与共存（coexistence）的政策已基本结束。

▲7月11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吉隆坡会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双方同意加强外交渠道及各领域各层级沟通对话，发挥外交部门在推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

第三，美国和中国存在一些利益冲突，并以显著的不信任甚至偏执看待彼此行为。中国治理方案推广到全球，也可能威胁到美国的价值观。中美竞争一旦失控，将带来巨大风险。中美竞争过程中确立一个“稳定平衡”（stable equilibrium）状态与有效竞争对美国长期利益至关重要。

第四，“稳定”中美之间的持续竞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符合两国的利益。若要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避免爆发冲突，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中美无法在各种争端中稳定双边关系，就可能滑向完全零和博弈甚至冲突。

第五，冷战案例的特殊性在于，美国的对手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实际上崩溃了，而这在中国的案例中极不可能发生，也不应成为美国战略的基础。稳定竞争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情景需要设想不同的结局。这一竞争不会像冷战那样以美国体系的全面胜利结束。

报告称，在具体争端问题和全面竞争方面，两国要找到一种稳定的“现状共存”（stable modus vivendi），以形成有助于避免危机和冲突的“稳定平衡”（stable equilibrium），并为开展适度合作创造空间。报告认为，稳定共存的方式就是“稳定竞争”，目的就是避免冲突与战争。

大国竞争中的稳定性

该研究不仅定义了稳定竞争的要素，还识别了有助于此类关系稳定的变量。基于历史和理论证据，报告总结了许多此类变量，如图所示。

研究详细评估了这些变量，从这些变量中推导出一组更聚焦的特征，用以定义“稳定竞争”：双方都接受“共同现状”且达到一种“有韧性的平衡”（a shared status quo and a resilient equilibrium）。

具体有六个定义特征：1. 双方接受某种程度的“现状共存”（modus vivendi）必须是彼此关系的一部分。2. 双方接受对方的基本政治合法性。3. 在特定问题领域，特别是在双方存在争议的领域，双方致力于发展共同的规则、规范、机构和其他工具，以在特定时期（例如三到五年）内创造该领域内稳定的“现状共存”条件。4. 双方在发展明确旨在削弱对方威慑和防御能力的实力时保持克制，以免对对方本土构成生存风险。5. 双方接受一些关于世界政治组织原则的共享愿景特征清单，至少为商定的现状提供基线。6. 长期沟通机制以及彼此商定的危机和风险管控规则，有助于维持“稳定均衡”。

基于这些特征，报告强调了中美寻求“现状共存”的迫切重要性，认为美国推进对华竞争和某些情况下否定中国政策目标的同时，要寻找稳定“现状共存”的要素。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当年曾明确提到了苏联的侵略性和虚伪，但仍主张美苏保持谦逊，互相做出承诺以实现真正的共存。如今，中美如何认真地、不加指责地致力于消除最核心和最不可容忍的危险因素？为此，报告最终提出了六个缓解中美竞争的稳定要素：

1. 明确美国在竞争中的目标，使用明确拒绝“绝对胜利”（比如拜登执政时期的“竞赢”）的语言。美国可通过持续传递寻求稳定核心前提的信息——相互承认合法性——为“稳定”过程奠定基础。

2. 重建高级官员之间的可信沟通渠道。拜登政府曾让高级官员定期沟通，努力解决争端和避免危机升级。然而，这些努力成果有限，美中外交渠道仍受限。特朗普2.0应寻求在经济、国家安全和科技领域建立多条相互重叠的高层沟通渠道。

3. 改善双方危机管理的实践、联系和协议。这有一定的挑战性，取决于双方对危机管理机制的兴趣大小。初期目标可限于建立类似于1972年美苏《海上事件协议》的谅解协议。

4. 寻求具体的新协议。结合公开正式签署的协议和工作层面的谅解，以限制美中网络竞争。美国可提议就网络行为标准展开对话，可以从最具潜在危险的行动入手，比如在非重大战争情况下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的行为。

5. 宣布相互接受战略核威慑，并愿意放弃威胁对方核威慑安全的技术和原则。中美核军控官员曾在2023年11月举行初步对话，新举措可在此基础上展开。

6. 在共同利益或人道主义关切的问题上寻求适度的合作项目。大多数关于中美关系的分析都呼吁两国在全球议题上开展合作，但在实际操作中无法真正共同行动，部分原因是双方强烈的不信任。美国需接受一些合作项目可能会提升中国影响力，合作对其自身有益。

总体上，报告借鉴冷战美苏缓和政策的经验，但又不照搬冷战时期的策略。报告虽然提到要积极维护的美国的利益，但也不建议美国政府效仿美苏冷战时期那种对在经济和政治上对苏联的极限施压。其防范零和陷阱的口吻，和通过“稳定竞争”实现现状共存的建议，也值得肯定。这的确有助于降低双边和全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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