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实而有光辉的一生——敬悼杨振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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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观察报）

文/陈方正

编者按：2025年10月18日，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在北京辞世，享年103岁。作为20世纪后半叶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杨先生不仅在粒子物理与规范场论等领域开创理论新局，也以其独特的人格路径，介入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青年人才的培养与文化认同的重建，其影响早已超出科学范畴。

在社会各界缅怀之际，应《经济观察报》及多方友人之邀，陈方正教授撰写此文，以纪念这位“充实而有光辉”的世纪人物。陈教授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多年，其后出任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退休后出任该所荣誉高级研究员，以及物理系名誉教授，并自1998年起，担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所基金会董事。他兼具科学与人文的视野，与杨先生在学术与思想上有深厚往来，对其精神世界与历史轨迹皆有切身体会。

这不仅是一篇追思之作，也是一位深知其精神路向的学人，所写下的沉着而真诚的告别。

星期五早上翁帆发来短讯，告知杨先生状态不好，“应该就是这两天的事了”。果不其然，星期六中午过后清华高等研究院的吴念乐兄来电话，告知杨先生过了！当天下午恰逢高研院基金会董事会周年大会，大家一起默哀三分钟然后开会，感觉十分沉重，话题总绕不开杨先生，总结讨论的时候有人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后杨振宁时代了！” 的确，杨先生的离去虽然非常安详平静，是医生已经预见，家人和清华校方都有充分心理准备，甚至他自己也早已经料到的，但它对大家仍然造成强大的无形冲击：他走了，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

这样说，好像有些夸张，其实不然。整三十年前，在接受香港电台访问的时候，杨先生讲了一句很自豪，后来变得很有名的话：“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在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1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初应该是由于得到诺贝尔奖，跟着到各地演讲，受到盛大热烈欢迎，从而生出感触。可是到了一九九五年他郑而重之把这个感觉清晰具体地讲出来，意义就不一样了。那时他得奖已将近四十年，而中国和华裔科学界得奖的已经有好几位，所以他此话背后的意义不在诺奖，而是在他更早也更重要的贡献，即1954年发表的非阿尔贝规范场论2。当时高等物理学发展不久，崭新和强有力的加速器产生了大量前所未知的微观“粒子”(particles)，有关它们性质和相互作用的各种猜测、构想一时百花齐放，蔚为大观。在其中杨先生提出的理论很独特：它从两个早已经建立起来的对称原理出发，把它们熔铸成为一个崭新的粒子动力理论，那就是非阿尔贝规范场论。它看来非常严谨美妙，但高度抽象而复杂，而且还包含了一个严重困难，因此无法直接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去，大家对之虽然颇感兴趣，实际上却无从措手，因此不久就被搁置下来。这样，直到将近二十年后，也就是1967-73年间，它方才由于理论和实验上的许多突破，而变得重要起来，至终与格尔曼(Murray Gell-Mann)在1964年提出来的夸克(quark)理论结合，成为所谓“粒子标准模型”(Standard Model)的基础。这模型所预测的多种前所未知粒子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绝大部分在八十年代中期已经被陆续证实，而到2012年则完全证实了。

人类对大自然的根本了解以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为开端，其后跟随他的脚步，继续将基本理论推进的，有十九世纪末发现电磁定律的麦斯威尔（James Clerk Maxwell），二十世纪初发现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爱因斯坦，1924-26年间发现量子力学的德布罗意(Louis de Broglie)、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和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以及1927年发现相对性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的狄拉克(Paul Dirac)。而在他们之后，能够对于基本理论做出相类似划时代贡献的，就是杨振宁和格尔曼了。中华文明是独特的，与西方文明迥然不同。然而，在世界文明核心即科学的整个进程中，杨先生却稳占一席位，中国人因而并没有缺席。这就是为什么在七十多岁回顾一生的时候，他能够很自信地断言，自己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于“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其实，这句话也折射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三件事情：中国、科学、西方。中国是孕育他感情和归属的根，科学是令他心往神驰的理念，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则是令他得以充分发挥天赋的世界。美国和科学成就了他，使他得享大名，更予以他在面临大西洋的长岛胜地安居，穷三十三载筚路蓝缕之功，建立一所举世知名物理研究所的黄金机会。但这一切都不足够，都无法平复他内心的激烈冲突与矛盾，因为通过清华园的潜移默化和西南联大的淬炼，中国人百余年来的深重苦难和奋斗精神早已经深深灌注于他的血脉乃至魂魄之中。石溪虽好，却始终不是他安身立命之地。事实上，早在1950年代他的至交邓稼先和黄昆毅然选择返回祖国的时候，他内心这种去就之间的斗争就已经很激烈了。所以他一直保持着与国内家人的通讯，而且刻意回避与美国国防有关的一切设备和事物，以免影响前途。然而，回归之路却非常艰苦和漫长。其开端是他因为提出宇称守恒问题而成大名，由是得以于1957年在日内瓦与父亲会面；其后，他在1964年应邀访问香港，发表公开演讲，微妙地宣示了他对于归属的期盼。最后，由于政局大变，中美关系陡然升温，他听到消息之后立刻抓紧机会，得以在1971年7月回国访问，这比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秘密访华仅晚一星期；此后他开始频繁来访，待得改革开放之后，更与香港中文大学建立了密切关系，以作为回归的中转站。但他至终完成这漫长的回归之旅，则已经是1999年从石溪纽约州立大学退休，同时接受清华大学正式聘任为教授的事情，这距他初次回国，已将近三十年了。回归并非旅行，它意味着会见许多新旧朋友，重建各种感情和关系，遍游久违的大地山河，和重新认识迥异昔时的社会与文化——也就是把自己逐渐从美籍华人改变成为来往于中美之间的中国人。而这样，自然也就会逐渐生出许多新的关注和工作，包括大力推动中美之间关系和两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这些努力对于中美在1979年建交这个大转变无疑是有相当帮助的：他在当年1月以全美华人协会会长身份设宴欢迎邓小平访美就是其中关系的象征。而他离开石溪，回归清华之后，这些工作的重点很自然地，就转为从许多不同方向促进中国科学的进步了。他在庆祝百岁诞辰的聚会上披露了邓稼先在1971年重新见面时写给他的一封信，其中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之句共勉，然后作了如下解释：他现在真正懂得什么叫“共同途”了，而且自信过去五十年间的确是能够符合这老朋友的嘱望的。这样，我们也可以说，在那半个世纪间，他是通过自己在科学上的独特地位，来努力化解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从而心安理得地重新成为一个有热情，有理想，有担当的中国人吧？

杨先生是伟大的科学家，那不仅仅是由于他过人的天赋、眼光和毅力，更由于他际会风云，在粒子科学飞跃发展之际来到它最新的萌发中心，更能够立足于潮流之外，默默地在最基础最根本处用力，由是成就大业。然而，他不仅仅是科学伟人，更是秉承中华传统文化理念以及民族复兴宏愿，灌注了五四运动和八年抗战精神的中国人，而且在异国生活、奋斗、工作的那半个世纪间，从未忘却自己华夏之子的身份。所以，他更是充实而有光辉的伟大中国人，是我们为之感到无比自豪，也是我们会长久悼念的。杨先生，你美好的一生结束了，但你开辟的道路，还有无数人会跟着走下去，你好好安息吧！

2025年10月22日晨

注释：

1这讲话的完整记录收入杨振宁著，翁帆编译《曙光集》（北京三联书店，2008），文中引句在第232页。

2此理论是和他访问布鲁希文国家实验室时共用同一研究室，当时还是研究生的米尔斯(Robert Mills)合作发表的，故相关理论亦称“杨-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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