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妈，艾米丽生了！是个大胖小子！您快来英国帮我们照顾一下月子吧！”电话里，儿子李明的声音充满了喜悦。
我挂掉电话，高兴得老泪纵横，仿佛已经看到了三代同堂的幸福画面。
可我万万没想到，在那个陌生的国度，在那栋华丽的别墅里，等待我的，不是天伦之乐，而是一个精心编织的、足以将我推入深渊的惊天骗局。
直到我给孙子喂奶时，无意中听到门外那句冰冷的、夹杂着中文的对话……
01
我叫张桂兰，今年五十六岁，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退休小学老师。
我这辈子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去过多少地方，最大的成就，也是我一生的骄傲，就是我儿子，李明。
李明从小就是我们那片家属院里最出名的“别人家的孩子”。
他脑子聪明，读书用功，从小学到高中，家里那面斑驳的白墙上，贴满的奖状换了一茬又一茬，旧的还没舍得撕下，新的又盖了上去。
邻居们每次在院子里见到我，总会酸溜溜地说：“桂兰，你可真有福气，生了这么一个会读书的儿子，以后肯定有大出息！”
每当这时，我嘴上谦虚着“哪里哪里，孩子贪玩得很”，心里却比夏天的冰西瓜还甜。
为了供李明读书，我和他爸老李，几乎是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
他爸是工厂的普通工人，一个月那点死工资，刚够家里基本的开销。
我当老师的收入，几乎全都花在了李明的学费和各种层出不穷的辅导班上。
我记得李明上高三那年，为了让他能接受最好的冲刺辅导，我硬是把家里唯一一件值钱的电器——一台彩电，给卖了。
老李当时还跟我吵了一架，说我疯了。
可当李明拿着那张金灿灿的重点大学录取通知书，递到我们面前时，老李抱着那张通知书，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哭得像个孩子。
我知道，我们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后来，李明大学毕业，又考上了研究生，最后，他告诉我们，他拿到了一个去英国留学的全额奖学金名额。
为了凑够他第一年的生活保证金，我和老李商量了一宿，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我们卖掉了单位分给我们、住了几十年的那套小房子，搬到了一间更小、更潮湿的出租屋里。
拿到房款的那天，我把那笔钱，一分不剩地，全都交给了李明。
“儿子，到了国外，别舍不得吃穿，也别怕事，家里有我跟你爸呢。”我强忍着泪，对他说。
那些年，儿子成了我们老两口唯一的精神寄托。
我们看着他在电话里，从一个青涩的大男孩，变成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
看着他在异国他乡，找到了工作，站稳了脚跟。
三年前，老李因为突发心梗，走了。
在他走之前，他拉着我的手，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远在英国的儿子。
老李走后，李明成了我活下去的全部希望。
他很孝顺，定居英国后，娶了一个漂亮的、家境优渥的英籍华人姑娘，叫艾米丽。
每年都会给我寄不少钱回家，足够我过上很体面的生活。
这也让我在亲戚邻里面前，非常有面子。
“桂兰姐，您就享福吧！儿子这么有出息，以后肯定接您去英国养老！”
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都会笑着摆摆手，心里却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一个月前，这份憧憬，终于照进了现实。
我接到了李明的越洋电话，电话里，他那总是沉稳的声音，此刻却充满了抑制不住的喜悦。
“妈！艾米丽生了！是个大胖小子！七斤八两！您有孙子了！”
我当时正在厨房做饭，听到这个消息，手里的锅铲“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真的？真的！哎呦！我的大孙子！”我高兴得语无伦次，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妈，您赶紧办签证，来英国一趟吧！”李明在电话那头恳求道，“艾米丽一个人忙不过来，英国这边又没有坐月子的传统，月嫂贵得吓人。我不放心，您来帮我们照顾一下月子，好不好？”
听到有了孙子，又能亲眼见到儿子，我哪里还有半点犹豫。
虽然我对那个只在视频里见过几次、总是礼貌又疏远的“洋气”儿媳，心里多少有些发怵。
但为了儿子和那未曾谋面的大孙子，我还是立刻开始准备。
我像一只忙碌的蚂蚁，把我能想到的所有“坐月子神器”，都塞进了两个巨大的行李箱里。
手工的红糖、农家的小米、驱寒的艾草包，甚至还有一个我熬了好几个通宵、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老虎头帽子。
出发那天，左邻右舍都来送我。
“桂兰姐，您这就要去英国享福了！可别忘了我们啊！”
我笑着，挥着手，第一次踏出了国门，飞向那个我憧憬了半辈子的、有儿子和孙子在的地方。
02
飞机在伦敦希思罗机场降落的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激动和新奇。
可这份新奇，很快就被一种强烈的、无法言喻的隔阂感，给冲得一干二净。
儿子家住在伦敦郊区的一栋漂亮的两层小洋楼里，带一个种满了玫瑰花的小花园。
房子很漂亮，很干净，却也冷冰冰的，没有一丝烟火气。
儿媳艾米丽，比视频里看起来更高，也更瘦。
她对我彬彬有礼，一口一个“妈”，还给了我一个西方式的拥抱。
但那种礼貌，却像一层透明的玻璃，将我和她，清晰地隔绝在了两个世界。
真正的冲突，从我“坐月子”的第一天，就爆发了。
她不同意我用中国的传统方式坐月子。
我让她不能洗头，不能吹风。她却在我抵达的第二天，就洗了头，还用吹风机把头发吹得蓬松。
我让她不能喝冰水，要多喝热水。她却当着我的面，从冰箱里拿出一大杯冰牛奶，一饮而尽。
我费尽心思，给她炖的猪蹄汤、鲫鱼汤，那些我认为最下奶、最补身体的东西，她一口都不动。
“妈，这个太油腻了，我的营养师不建议我喝。”她总是微笑着，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拒绝我。
然后，她会转身，从冰箱里拿出她的沙拉和三明治。
育儿观念的巨大鸿沟，更是让我几近崩溃。
我不让她给刚出生的孙子用尿不湿，我说那东西不透气，对孩子皮肤不好，我带了好多纯棉的尿布。
她却告诉我，这是科学育儿，方便又卫生。
她坚持严格按照时间表，每隔四个小时，才给孩子喂一次奶。
有时候孙子饿得哇哇大哭，哭得我心都碎了，我想抱起来哄哄，她却会拦住我。
“妈，让他哭一会儿，这是在锻炼他的肺活量，也是在培养他的独立性。”
我偷偷地，按照老家的习俗，想用布带给孙子绑腿，希望他以后长大了，腿能又长又直。
结果被她发现后，她第一次，对我沉下了脸。
她没有直接跟我吵，而是把儿子李明拉进了房间，用我听不懂的流利的英语，激烈地争吵了起来。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总是温文尔雅的儿媳，露出那么愤怒的表情。
那天晚上，儿子李明，成了夹在我们中间的“双面胶”。
他先是来到我的房间，给我倒了杯水，然后叹着气，做我的思想工作。
“妈，您就体谅一下艾米丽吧。她从小在这边长大，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您说的那些，她理解不了。咱们既然来了，就入乡随俗，好不好？”
我看着儿子那为难的表情，心里的委屈，只能往肚子里咽。
可我刚一关上门，就听到他去了主卧，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柔声细语地，安抚着他的妻子。
从那以后，李明开始以“工作忙”、“要加班”为由，刻意地减少在家的时间，逃避着我们之间那日益紧张的婆媳矛盾。
他常常是我还没起，就已经走了；等我睡下了，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
他就这样，把我和艾米丽，这两个语言不通、生活习惯迥异、育儿观念完全相反的女人，留在了这栋漂亮却空旷的大房子里，大眼瞪小眼。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委屈。
我觉得自己千里迢迢地跑来，不是来享福的。
我更像一个格格不入的、多余的、还不受主人欢迎的免费保姆。
更让我心里不是滋味的，是金钱上的刺痛。
我发现，儿子虽然住着大房子，开着我看都看不懂标志的好车，但在日常的生活上，却异常的“节俭”。
艾米丽会因为我做饭多放了一点油，而用开玩笑的语气，旁敲侧击地提醒我：“妈，这边的橄榄油很贵的。”
有一次，我按照老家的习俗，想给我的大孙子，买一个银手镯戴上，图个吉利，辟邪。
我跟李明说了这个想法，他却立刻就拒绝了。
“妈，您就别花那个冤枉钱了。这边根本不兴这个，戴在手上还怕划伤孩子。浪费钱。”
“浪费钱”这三个字，像一根小小的刺，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那个在国内时，每年都给我寄好几万块钱生活费的儿子，怎么到了这里，反而变得这么“小气”了？
这与我心中那个“儿子在国外发了大财”的美好想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我心里，第一次，对他们在这里的真实生活，产生了深深的疑惑。
03
就在我忍着满心的委屈，一天一天地，数着日子，快要熬到“出月子”的时候。
家里，来了一位重要的访客。
是艾米丽的父亲，陈先生。
他是一位非常有风度的老人，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穿着得体的深色西装，开着一辆我叫不出名字的、看起来就很名贵的黑色轿车。
他对我很客气，一进门，就主动伸出手，跟我握了握手，还特意用有些生疏的中文，跟我打招呼。
“伯母，您好。辛苦您了，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
可他看我孙子的眼神，却让我感到有些奇怪，甚至有点不舒服。
那不是一个外公，看自己亲外孙时，该有的那种慈爱和喜悦。
那是一种……审视。
一种非常仔细的、几乎是带着探究意味的审视。
他抱着孩子，翻来覆去地看，甚至还仔细地检查了孩子的手指和脚趾。
那样子，不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更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古董商，在鉴定一件稀世珍宝的真伪。
陈先生来的那天下午，把自己和儿子、儿媳，关在了二楼的书房里，谈了很久。
我假装上去给他们送些水果。
刚走到书房那扇厚重的木门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了压抑的、断断续续的谈话声。
他们说的是我听不懂的语言，但我能清晰地听到，艾米丽的声音里，带着压抑的哭腔，似乎在乞求着什么。
紧接着，是陈先生那严厉的、不容置疑的斥责声。
然后，书房里，就陷入了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等他们再出来的时候，每个人的表情，都显得有些不自然。
艾米丽的眼睛红红的，显然是哭过了。
而我的儿子李明，脸色更是异常的难看，他刻意地躲着我的眼神，不敢与我对视。
我心里那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我总觉得，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家里，似乎隐藏着什么我不知道的、巨大的秘密。
真正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在打扫客房的时候。
那是陈先生临时休息过的一个房间。
我在清理垃圾桶时，无意中，在最底下，发现了一个空的药瓶。
瓶子是棕色的，上面贴的标签，全是些我看不懂的蝌蚪一样的字母。
可我却认出了标签最下方的一个小小的、红色的十字花符号。
那个符号，我认识。
我还在国内当老师的时候，学校里有个同事，因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长期需要服药。
我曾经陪她去医院看过病，我见过这个符号。
那是我国医院里，经常用在精神类管制药物包装上的特殊标识。
我的心，“咯噔”一下，沉了下去。
我安慰自己，一定是我想多了，也许国外的标识和国内的不一样呢？
我悄悄地，将那个药瓶，藏进了我的口袋里。
04
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我已经买好回国机票、决定提前结束这场“探亲之旅”的前一晚。
那天晚上，李明照例，又用“公司有紧急会议”的理由，打了电话回来，说不回家吃饭了。
家里，又只剩下了我、艾米丽，和那个还不满月的孙子。
晚饭的时候，气氛尴尬到了极点。
我们两人坐在长长的餐桌两头，谁也没有说话，只有刀叉碰撞盘子发出的、冰冷的声响。
半夜，我早已定好了凌晨三点的闹钟，准备趁他们熟睡时，悄悄离开，直接去机场。
可就在两点多的时候，孙子突然哭闹了起来。
哭声尖锐而凄厉，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艾米丽在主卧里，似乎并没有被吵醒。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不忍心，穿上衣服，走进了婴儿房。
我将孙子抱了起来，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在他耳边，哼着我小时候妈妈教给我的摇篮曲。
孩子在我的怀里，慢慢地，慢慢地，停止了哭泣，小脑袋在我的肩窝里，蹭来蹭去，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我心里一软，看着他那张酷似儿子李明小时候的脸，之前所有的委屈和隔阂，似乎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了。
我抱着他，回到了我的房间，坐在床边。
我解开了睡衣的扣子，将他揽入怀中。
虽然我早已没有奶水，但他似乎只是需要那种肌肤相亲的慰藉。
小小的嘴巴，在我怀里，满足地吮吸着，慢慢地，安静了下来，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
就在这时，我房间那扇原本虚掩着的门，被一只手，从外面，轻轻地、悄无声息地，关上了。
应该是艾米丽，她可能醒了，怕我们着凉。
我没有在意。
紧接着，我听到了门外那铺着厚厚地毯的走廊里，响起了艾米丽和一个男人的对话声。
是英语。
那个男人的声音，我瞬间就听出来了，是我儿子李明！
他不是说要加班开会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他们似乎以为我睡着了，或者，他们笃定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他们对话的声音，压得很低，像蚊子一样“嗡嗡”作响。
但我还是清晰地，捕捉到了几个，他们用中文，说出的关键词。
我听到艾米丽用英语，急切地、带着一丝哭腔，问了一句什么。
然后，我听到了我儿子李明的声音，他似乎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用一种极度疲惫、却又带着一丝令人心寒的残忍的中文，回答了她。
那句话，像一道九天玄雷，瞬间劈中了我的天灵盖，让我浑身的血液，都在那一刹那，凝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