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无川不成军：300万壮丁，40万雄军，28场战役，阵亡近27万！

1938年，汉口江滩，出征将士身披单衣，脚踏薄靴，头顶竹盔，不少人连枪都没摸熟，就要跨出蜀道，奔赴东线战场。

岸边，妻儿老小跪成一排，却只换来儿子一个回头。

那一年，川军以血洗耻......

乱世开局

1911年，大清朝廷的一纸“铁路国有”政令，民间血本筹资的铁路，竟要转手卖予洋人，百姓顿时怒不可遏，“破约保路”的口号迅速传遍巴山蜀水。

川中商绅士民自发成立“保路同志会”，会长蒲殿俊聚集起一批敢死之士，誓与国策相抗。

赵尔丰作为四川总督，一边围剿同志会武装，一边调兵遣将，结果却是越剿越乱。

1911年9月，自贡荣县率先宣布独立，吴玉章、王天杰将同志会武装编制为“起义军”，打出“复汉”旗帜。

而在重庆这边，另一股力量亦悄然成型。

同盟会成员张培爵、夏之时等人，先是以学界、士绅背景联络地方，旋即组织起事，成功发动起义，宣布独立成立“蜀军军政府”。

同盟会大佬黄兴亲自点将，派乐山出身、长期在粤川活动的熊克武为总司令。

熊克武不仅得孙中山支援，还购枪练兵，逐步建立起蜀军第一师，这是川中最早与同盟会全面绑定的军队系统。

成都、重庆两地各自为政，保路军与蜀军并立而不统，皆自称正统军政机关。

与此同时，那些尚未站队的旧军，即清政府编练的巡防营部队，成了局势中一股不可控的变数。

这些巡防营装备虽落后，但兵源雄厚，军官多为地方豪绅子弟出身，他们对谁忠心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谁给他们饷银。

在辛亥变局最为混乱的那一段时间，这批旧军人心浮动，投机成风，哪边势强就倒向哪边。

成都军政府成立刚十来天，旧军就以“讨薪”为名发动兵变，两位都督蒲殿俊、朱庆澜仓皇逃逸，若非尹昌衡临危受命，率军镇压，几乎都要让军政府胎死腹中。

在成都、重庆两个军政府于1912年合并后，形式上的统一终告实现，但实际上，各方部队依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五师并立

如果说四川辛亥前后的军政格局像一锅刚开火的大杂烩，那么进入民国初年后，这锅汤终于翻滚起来，泡沫、沉渣、油花，各派势力开始从这锅汤中逐渐浮现。

最早冒头的是尹昌衡，镇压巡防营兵变后，他被拥为四川都督，开启了川军派系化的第一波高潮。

尹昌衡以武备学堂为基石，起用了一批同窗或师弟，形成了川军最早的“学堂派”军官体系，即“武备系”。

他们身穿新式军服，说话带点北洋官话口音，讲制度、谈国是，自诩比那些靠抢地盘、烧乡寨起家的“草莽派”更文明。

然而川中多是山地豪强，这套新派军人文化在地方上行不通，反倒在实战中频频吃瘪。

一些土生土长的“军功派”军官，比如后来风头极劲的邓锡侯、杨森、刘文辉等，早年大多出自乡团或地方民勇，打仗靠胆大心细、枪法准狠，组织上不讲章法，但领兵极有号召力。

武备系对这些“地方绿林出身”的军人充满偏见，称之为“土匪变官军”，甚至排斥其晋升、调任。

尹昌衡执政不过一年，便因与中央不合，被迫辞职出走。

武备系因此元气大伤，但好景不长，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熊克武起兵响应，带着第五师再次高呼讨袁。

此时武备系的刘存厚、胡景伊反而选择支持袁世凯，一时间，学堂派与革命派在川中成了鲜明对立的两条战线。

熊克武自幼随黄兴征战，有极强的政治头脑。

虽是革命党人出身，但他不盲从理想，更懂得在乱局中筑起自己的力量。

他将第五师打造成川中第一支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的部队，还从外省聘请教官、引进德械，把重庆训练场搞得像个小北洋。

以此为本，熊克武建立起以“速成生”为核心的“速成系”，其主要军官皆出自日本士官学校或孙中山时期的各类速成军事班底。

这批人比武备系更“洋”，讲求军事素养、纪律意识，排斥地方化、土团化。

他们既看不起绿林出身的“军功派”，也对只会谈章程、不懂实战的“武备系”抱有轻蔑。

至此，武备系与速成系争权之战，逐渐演变为人事上互不兼容、资源分配上此消彼长的长期对抗。

保路运动出身的第二师、第三师虽然在建制上独立，但也多附和于此二系，形成了复杂的依附关系。

另一边，刘存厚的回归，进一步搅动了派系之水。

他与滇军出身，有过滇系服役经历，带回四川的第四师则多为滇军改编而成，装备与兵员在五师中数一数二。

刘存厚为人圆滑老道，不争名声、只求实利。

他不直接参与武备或速成的党争，但通过“以利拉人”“以地固权”的手段，这个圈子多以实用主义为导向。

既能从速成系那里拉人，也能从武备系手中抢人，俨然成了川中军界里的“润滑剂”。

而就在这三大派系缠斗的同时，1916年前后，北京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开始陆续进入四川军界。

由于北洋政府对四川军费的掌控，他们天然与中央亲近。

保定系在川起初无根基，但因其背景深厚，加之北洋援川频繁，这些“中央调派”的军官一落地便有兵有饷，很快建立起第四条势力。

川中本地派对此极度不满，称之为“空降伪命”，凡是保定军官被任命之处，原有本地军官多阳奉阴违，甚至发起“忠川排外”的地方运动。

保定系于是被迫联手滇系，试图通过中立力量打开局面，而这一结盟，更加剧了派系的碎裂化。

军队的指挥系统因此陷入混乱，师长要听派系首领，旅长则往往另有所属，连营一级干脆只听财政饷银来源的指令。

战斗一旦打响，师与师之间互不协同，旅与旅之间阳奉阴违，这种“各打各的仗”局面屡见不鲜。

四川的五个师虽然名义上归属都督府统一领导，但实际上各师之师长皆有“小都督”之实权。

例如刘存厚的第四师可独立收税、调兵、调拨军需；熊克武的第五师则甚至拥有独立的外交代表，与孙中山保持直接电报往来。

到了1920年代初，四川已经变成了一个五龙治水、八方割据的多中心权力结构。

各师如同山头，派系之间勾心斗角，表面服从省政府，实则各谋其利。

烽火西川

1920年，刚刚打完内战的田颂尧还未来得及卸甲，便又接到命令，北上的刘存厚部正在逼近，需要立刻备战。

几日之间，两万余兵马在泸州外集结，枪声再起。

城中百姓匆忙转移，不少商号挂出“暂停歇业”告示。

女人将米藏进床下，老人则将小孙子反绑于背后，只怕逃难途中被强兵抢走，一个城池的百姓，早已习惯了“兵至如灾”的时代气息。

这只是川中二十年内战中极为普通的一场。

四川从1912年建立都督府开始，表面统一、实则分裂的局面，各派系山头坐镇，各军阀掌兵自重，五师的划分很快失去了意义，川中几乎每一个地级城镇都被军人瓜分为“自留地”。

刘湘、杨森、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等人轮番在川中称霸，一任又一任都督上台，下场的方式不是“兵变赶走”，便是“联军讨伐”。

此后的几年，四川几乎每年都有两到三场中大型内战，不少村寨两年就换三任“寨长”，皆由“军队委任”。

他们或以“剿匪”为名征粮，或以“安民”为由抓丁，最苦的还是底层百姓，壮丁被抓得差不多了，连孩子和寡妇都被拉去充数。

到了1926年，北伐号角吹响，国民革命军节节推进，川中军阀也纷纷“易帜投蒋”。

刘湘抢先表态，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四川陆军第二十一军就此组建，他以此为跳板，一边宣称“响应北伐”，一边继续清洗异己。

刘文辉、邓锡侯等人虽然表面附和，背地里依旧扩军设防、圈地自保。

1927年，刘湘调动四个师发动“渝东剿乱”，实则是清剿不听号令的友军，结果一役下来，死伤逾万人。

最惨的是1934年，当时红军长征经过川北，刘湘担任“全川剿总司令”，调集110个团、超过20万兵力进攻川陕根据地。

这些部队大多是平日镇守各县的地方军，长途跋涉、训练不足，却被硬拉上前线。

前线补给跟不上，很多部队靠抢粮度日，士兵每日只得半碗米汤。

川军的炮火不仅未能攻破红军防线，反而无数村寨在烽火中被烧成灰烬，川人怨声载道。

而就是在这场“剿共”期间，川中士兵的心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他们眼见百姓逃亡、田地荒芜、同乡为敌，开始对“内战”本身产生怀疑。

这种“疲兵怨战”的氛围，在抗战爆发时达到了高潮。

出川抗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炸醒了千里之外的巴山蜀水。

第二天，重庆，南岸，时任四川绥靖公署主任刘湘召集军政高层，召开川康整军会议。

会上，老将们或坐或立，神情沉重，气氛压抑。

那些曾在内战中兵戎相见的川军将领，此刻罕见地一致表态：“枪口对外，愿赴国难。”

7月12日，川军整编计划出炉，请缨出川，杀敌报国。

然而整编并不顺利，川军历经多年内战，装备杂乱、兵员分散、军纪不整，筹饷更成难题。

各部将士被紧急调集至重庆、泸州、广元一带整训，时值酷暑，不少官兵只穿草鞋、披蓑衣，负重三十斤辎重，日行六十里，累倒者比比皆是。

缺衣、缺粮、缺药，甚至缺枪，但没人退缩。

刘湘感慨：“内战打了十几年，百姓养不起我们了，若不打日本，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9月初，第一批川军，第22集团军出川北上，抵达山西后，部队火速投入太原会战。

王铭章率122师守娘子关，地形险要，敌军以飞机、坦克连续轰炸，川军仅凭轻武器死守五昼夜，最终因弹尽粮绝撤退，但士气未减。

1938年，日军转攻山东，津浦线危急，徐州会战爆发，川军第22集团军转战东线，奉命死守滕县。

王铭章率领部队进驻滕县，随即遭遇日军三倍兵力围攻，对手为日军精锐师团，配重炮、坦克与空军支援。

川军凭步枪、手榴弹苦撑。

滕县城内巷战惨烈，尸体横陈，硝烟弥漫。

王铭章身穿旧军服，亲率警卫排逐街巷清剿，每进一寸皆需以血换地。

3月17日清晨，他中弹倒地，仍拒绝后撤，口中喃喃：“弟兄们还在打，老子怎能退。”

傍晚，敌人突破中路，王铭章弹尽，被团团围困，手中仅剩刺刀，最终寡不敌众，壮烈殉国。

滕县陷落，但为台儿庄赢得部署时间。

李宗仁后记中写道：“若无滕县血战，何来台儿庄大捷？”川军首位殉国将军，自此永载史册。

与此同时，刘湘指挥的第23集团军南下江浙，迎战日军华中兵团。

11月，太湖流域泗安、广德两地战况激烈。

第21军145师师长饶国华守广德，与敌激战数日，城破之际拒绝投降，自缢于指挥所，遗书中写道：“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

刘湘此时病重，被迫撤回汉口养病。

1938年1月，病逝，年仅五十有三，失去领帅，川军失去整体性，各部被陆续拆散、调拨，归各战区统辖。

此后，川军仍在抗战各线持续征战，第22集团军转战武汉、枣宜、长沙、鄂西、常德等战役，战损惨烈，伤亡数十万。

1945年，在河南接收日军投降，是首批受降部队之一。

第23集团军则先后参与浙赣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金华炸死日军将领等重大战役。

饶国华之后，川军又有许国璋、李家钰等将领相继殉国。

而川军士兵的牺牲，更为惨烈。

整个抗战期间，川军出川约40万人，阵亡近27万，负伤36万。

四川民间筹得壮丁300余万，平均每个家庭出一人，贫寒之家甚至兄弟三人全军尽没，留下孤母一人守屋。

但正是这些“草鞋兵”“竹盔将”，在缺粮缺枪的困境下，打出了一个“无川不成军”的传奇。

哪怕被调往最前线、最苦寒、最危险的阵地，川军也从不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