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华章】序王宁《〈蜀王本纪〉辑注暨古蜀史散论》‖林赶秋

古蜀文化,未来百年的显学

序王宁《〈蜀王本纪〉辑注暨古蜀史散论》

林赶秋

蜀山既蟠郁而崛奇,蜀水复萦纡而秀折,自蚕丛开国以来,辈出异人,鳞萃文士。望帝“化鹃”,苌弘“化碧”,文翁“化蜀”,司马相如号“赋圣”,扬雄为“西道孔子”,常璩乃“方志鼻祖”,等等,不胜咏述,一度让蜀学比肩齐之稷下、鲁之洙泗。书圣王逸少生平最慕蜀之山川与风物,渴欲一游,可惜魂牵梦萦了一辈子,也未成行。诗圣杜少陵就幸运多了,不但在成都卜居安顿下来,且颇得江山之助而创作丰收,千载之下,其在蜀中完成的诸名篇犹与此间山水争胜。今则有鲁人王宁先生,达观博雅之士也,追扬子云之绩,接常道将之踵,讲求史料,探研语文,数易其稿,成兹《〈蜀王本纪〉辑注暨古蜀史散论》一书,煌煌二十万字,不可谓不厚重。最可贵者,王先生并没有我们蜀民的乡邦情结,故而敢摆脱文化本位主义,抛弃成见,大胆立言,启人疑窦,发人深省。

古蜀之史,于唐人已感茫然,距今天这个电子时代就更迢遥而疏离了,要不是三星堆文物横空出世,博物君子翻检出故纸堆中关于古蜀的零星记载加以比对,人们几乎将其全盘忘却了。1927年,三星堆玉石器在汉州(今四川德阳广汉市)被偶然挖到,1933年正式考古发掘。1934年,旅居日本的川籍史家郭沫若先生根据出土器物照片判断道:“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华中之论实为先知卓识,后来三星堆出土了若干跟中原地区商文化相似的青铜尊、青铜罍,再次佐证了郭说之不虚、“不与秦塞通人烟”之不实。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专家学者差不多全体集合到四川,其中就包括疑古派历史学家顾颉刚。他游览了郫县的望帝丛帝陵(今在望丛祠景区内)、温江的鱼凫城、双流的蚕丛祠(今已不存)和瞿上乡,对古蜀“也浮动了重重的幻想”,觉着《蜀道难》“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云云“确是说得不错”,他要循其思路,跳出中原正统的立场,来独立看待、重新整理蜀国的史事。于是,在1940年代初叶撰写出了《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事》《秦汉时代的四川》等文,将扬雄、常璩的史记大都解读为神话、传说。其实,囿于时代和眼界,许多考古资料他并未关注或无缘得见,前者如广汉的三星堆文物,后者如温江的鱼凫城(1996年才初次发掘,距今4000年左右,接近“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的时代)文物,所以,《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所载古蜀诸事未必皆出于向壁虚构,他在当时是认识不到的。二十一世纪初,成都金沙遗址内发现了一枚良渚式玉琮,再次轻而易举粉碎了“不与秦塞通人烟”的传言或成见(扬雄早就讲过:“蜀,犹独也,不与外方同也”),古蜀跟远在浙江的良渚文化都有交流互动,何况近在咫尺只限一秦岭的秦地?

望帝(杜宇)墓

王宁先生尽管在写定《〈蜀王本纪〉辑注暨古蜀史散论》之前有幸入川参观了三星堆、金沙等古蜀遗址及其部分文物,亦惊叹于它们的怪伟奇绝,但仍然服膺顾颉刚的疑古学说,甚至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认为近人将三星堆、金沙等遗址与《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古书进行牵合是“一种非常刻意的比附,给人以误导”。最终,他甚至彻底推翻了扬雄的著作权。他说:《蜀王本纪》“绝不能是扬雄所作,扬雄的文名很高,班固在《汉书》里为之作传,广泛采录他的作品,用了那么大的篇幅,却没说他作过《蜀王本纪》,而且班固记录蜀地之事的时候也完全没提到过《蜀王本纪》里的内容,其《古今人表》里也没提到蚕丛等人,这都足以说明扬雄非其作者,更何况其书语言平白浅易,内容俚俗,毫无子云之风。”这个观点,不可谓不大胆。然《汉书》虽有专门的“艺文志”著录兰台万卷,但遗漏(有时是故意的)的竹帛图书也不在少数。比如《周礼》提到的《归藏》,《汉志》即不载,学人颇有疑之为伪书者,直到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了秦简本,大家对照清代辑本一看,始知其确为先秦已有之古籍。而且,无论古今中外的作家,一生前后的作品风格未必一致,《蜀王本纪》未必就不是扬雄所作。再举个后世的例。白居易之弟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首次由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敦煌石窟里发现,后带回巴黎,经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翻译成英文,才名闻遐迩,此前世界上所有人均不晓得白行简还有这么个惊世骇俗的杰作。总之,在没有更为可靠的证据之前,不宜轻易否定“扬雄《蜀王本纪》”一说。

学术为天下公器,容许百家争鸣,在这个维度上讲,《〈蜀王本纪〉辑注暨古蜀史散论》多数时候是逻辑自洽、自圆其说的,完全可以自成一家之言。但,也有于意未安,值得商榷的地方。王宁先生在书中云:“《蜀王本纪》《华阳国志》里记载的五石犀(牛)、三石人都是汉代之物,是东汉末蜀汉时期的蜀地人据之附会演绎,才有了秦惠王作五石牛通石牛道、李冰作五石犀厌水精、作三石人与江神要的故事,均非史实。”作为都江堰土生土长的学者,关于李冰作石犀石人之事,不客气地讲,我还是比较有研究和发言权的。拙著《石犀》曾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花了十万余言娓娓而谈,最后慎重结论曰: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的石犀年代目前虽被暂定为“战国晚期至汉”,但有多重证据表明,它大概率即是原在蜀郡郡守“府中”的两头之一。郡守府就位于今天府广场一带,而扬雄又是离战国很近的西汉成都人,常璩则是离汉不远的东晋成都人,应该都是有所闻睹而后才形成诸笔墨的。所以,这头石犀极有可能就是李冰穿江创堰时受秦惠王石牛启发而造。而从1974年迄至2014年,都江堰渠道内共出土了包括李冰石像在内的五尊东汉石人,应该是东汉官方仿李冰“三石人”而雕凿的,李冰所作三尊战国石人在建宁元年(168年)或此前被水冲毁,于是补刻了“三神石人”(语见李冰石像铭文),后来“三神石人”又折戟沉沙,乃又有续作,因此当代才能发现五个之多,以后再发现一个或更多也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些考古证据似铁如山,皆不容置疑,岂是简单一句“附会演绎”可以了结的?

离堆公园伏龙观里的李冰石像(武家荣 摄)

当然,《〈蜀王本纪〉辑注暨古蜀史散论》亦不乏一些可圈可点的考据成果,比如:“‘望’‘亡’古音相同,应该是杜宇禅位鳖灵而亡去,蜀人称之为‘亡帝’,就是‘那个逃走的帝王’之意,又以‘亡’字为可讳,书作‘望帝’。传为扬雄的《蜀都赋》里说杜宇是‘密促之君’,‘密促’就是暗中逃走之意,‘密促之君’与‘望(亡)帝’意正相合。”此说颇有趣,强于光绪《重修彭县志》“杜宇,棠本上曲如檐内之阿也,亦肖湔、雒二水之形”云云何啻一头地。

最近两年,我常对人言:从现在到未来,百年之内,围绕三星堆、金沙、宝墩等遗址及《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典籍展开的古蜀文化研究都会是一门热得发烫的、趋之若鹜的“显学”。为共襄此盛事,除了亟须众多本土专家学者大力研讨推动之外,更渴求像《〈蜀王本纪〉辑注暨古蜀史散论》这种外地视角的力作以做借镜,多多而益善。二者切磋琢磨,相互激发,或可殊途同归,达成共识,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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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成都日报》2025年10月14日第8版

作者:林赶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