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号下午四点半,台北马场町刑场那哨子尖锐地响了一声,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个人,胳膊都反绑在身后,脸朝着西边站着,宪兵队长一声令下,四颗7.92毫米的步枪子弹差不多一块儿出了膛,直接从胸口穿过去,人倒了地,宪兵又上去补枪,确定没气儿了,就拿草席子一裹,抬上军用卡车,直接开往六张犁山脚下,那边早就挖好了一条浅沟,沟底撒满了生石灰,晚上雨水一浇,白色的雾气腾腾往上冒,跟刚揭开盖的蒸笼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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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没赶上那趟集体掩埋,他是六月十七号大半夜,才被军法官王兆槐从青岛东路的军人监狱里提出来,转到台北“警备司令部”的拘留所,那张移交单上就三栏,姓名、年龄、案由,案由那栏,王兆槐拿毛笔写了**“通敌叛国”**四个字,墨水还没干透就盖了章,陈仪在指纹栏那儿按了右手食指,他的指关节因为风湿都变形了,可手掌的纹路还是清清楚楚,就像一张被揉皱了又摊平的旧地图。
十八号一大早,还是那个刑场,陈仪被两个宪兵从卡车上架下来,他不要蒙眼睛,也不肯跪,就是把西装的第二颗纽扣给扣好了,那套衣服还是汤恩伯当年送他的英式三件套,料子都起了毛边,行刑队的少校姓刘,保定军校六期的,跟陈仪见过一面,刘少校抬了抬手让士兵退后两步,自己走上前,小声问,主席,还有话要说吗,陈仪回他,告诉汤恩伯,浙江人说话算数,枪响了,子弹从左胸打进去,穿透了主动脉,血一下喷出两米多远,把那个少校的裤管都染成了深紫色,宪兵就把尸体翻到沟边,盖的土不到三十厘米厚,夜里野狗就刨出来一只皮鞋,鞋舌头里还塞着半张纸条,字迹被血泡得看不清了,就剩**“毋再”**两个字还能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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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石他们最后留下的情报,是五张35毫米的微缩胶卷,就藏在朱枫的腰带铜扣里,胶卷在军法处拍了照留了底,就封进一个档案袋,编号“2491”,放进了“国史馆”,到了2001年,档案解密了一部分,研究的人在第三卷里找到一张手画的**《台湾战区兵力配置图》,图上用红铅笔圈出了基隆港的油库、高雄要塞的炮位,那笔迹跟吴石签发公文的笔迹一模一样,图纸背面,还有一行褪了色的铅笔字,写着“如战端一开,盼勿滥轰平民”**,没署名,可那笔压的痕迹,跟吴石在审讯笔录上签的那个“石”字,对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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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死后,尸体是他弟弟陈公亮领回去的,在台北极乐殡仪馆火化了,骨灰罐编号“外-37”,先放在寺庙的塔位里,1976年才迁到阳明山第一公墓,墓碑是陈仪的老部下,以前的“财政部长”严家淦题的字,上面只刻了**“陈公退素之墓”**,把那个“仪”字给避开了,也把那些争议给避开了,每年6月18号,墓碑前头总会多一瓶没开封的绍兴黄酒和四个小杯子,杯底朝上,像四个空空的弹壳,管理员说送酒的人从来没留过名,就在瓶身上贴张纸条,打印着同样一句话,“江北苦民,可放则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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