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日本考察攀钢：用优质钢材换取废弃高炉渣，周总理：坚决不换

“1972年11月18日下午，日本专家浅野盯着车间角落的暗灰色渣堆，小声嘀咕：‘这些渣子卖给我们，价钱好谈。’”译员愣住，迟疑着把话转述给攀钢值班干部，空气顿时凝固。

那年距中日邦交正常化仅两个月。日本代表团是首批工业考察队之一，名单中多为冶金、材料专家。按照公开日程，他们要考察流程管理、设备维护，却在现场对炉渣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几乎把正经流程抛到一边。

攀钢投产刚两年，本来指望借机向日本同行讨教高炉维护诀窍，不料客人走马观花，看完主控室就直扑渣场。陪同人员察觉不对，悄悄记录下对方每一次驻足的细节：测量温度、取样研磨、甚至掰下碎渣塞进塑料袋。与会的一位技术员后来回忆，“像考古队找到文物似的”。

攀枝花出产钒钛磁铁矿，这一点业内皆知。矿石经高炉冶炼，铁走进转炉，钛、硅等元素大部分留在炉渣里。当时国内检测手段有限，这些渣子只被粗略认定为建筑填料，用来铺路、垫基，剩余直接倒进金沙江边的弃渣沟。对工人来说，它们跟被淘汰的耐火砖没两样，没想到竟成日本专家眼中的“宝贝”。

代表团第三天提出交换方案：用船运来的高品质合金钢板若干，以吨位相当的炉渣对价调换。条件开出后，厂里瞬间出现两派意见。有人盘算，一吨AA级合金钢在国际市场的价码，足够攀钢添置一台急需的除尘风机，何乐而不为；另一派持反对意见，理由只有一句——“他们不可能给咱们做亏本买卖”。

厂办将情况层层上报。很快，传真电报摆到国务院办公桌上。周总理批示四个字：“坚决不换。”消息回传攀钢，日本代表团得到正式回复后面露失望，却依旧客气地点头致意，旋即要求到江边“参观水运码头”。这一次，陪同人员干脆把船只停在上游，防止他们私下取渣。

为什么总理判断“渣子里有名堂”？背景不得不提。1960年前后，美欧对华实行技术封锁，国内高炉多数仿自苏联设计，结构粗放，除尘、回收环节缺失，副产物管理粗糙。七十年代初，中国科研单位刚开始讨论“冶炼副产的二次利用”课题，尚未取得突破，但学术报告已指出“钒钛磁铁矿渣含钛量可达20%以上”。仅凭这一行字，足以让决策层警觉：渣不是垃圾，是技术储备。

再看日本。1965年起，他们在新日铁君津厂实验“熔盐电解提钛”工艺，1971年取得工业化成功，能从含钛15%的渣料中分离出海绵钛。那年全球海绵钛产量约6万吨，日本占三成，技术只比美国落后半步。机场涡轮叶片、超音速飞机蒙皮，都抢着要钛。攀钢渣料的化学成分，被他们提前摸得七七八八——考察只剩最后一步：确认货源充足。

专家团回国后，日本某商社尝试通过第三方在四川采购“建筑填料”。地方政府提高警惕，立即叫停私人倒卖渣料的行为，并修建五座尾矿坝集中封存。这样做一箭双雕：防止外流，也免得渣料继续冲江，破坏水质。

与此同时，周总理责成中国科学院和冶金部立项攻关。1973年初，第一批跨部门联合小组进驻攀钢，搭起简易实验棚，手动破碎、焙烧、碱浸，日夜试验。不少科研人员是第一次下炉渣场，鞋底被渣角磨破也顾不上换。持续一年后，实验室获得纯度95%的四氧化钛试样，标志着“从钢渣中提钛”技术路线明确。虽然距离工业化尚远，但方向终于抓在自己手里。

紧接着发生的一件小事常被老职工提起：1974年，攀钢把一吨改进工艺产出的高钛渣装箱送往北京，科研人员在材料学院演示测出了可观的稀土含量。主持测试的教授激动到声音发抖：“谁说渣是废物？这是矿！”消息传到厂里，车间工人把渣料改称“尾矿”，再没人敢当垃圾处理。

时间的齿轮继续转动。八十年代，国家“六五”计划将“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列为核心课题，攀枝花被指定为示范基地，首条工业化生产线终于投运。公开数据表明，每年可稳定回收钛精矿10万吨、稀土氧化物数百吨。换句话说，当年堆在江边无人理睬的灰黑碎块，被“变魔术”一般变成航空材料、磁性材料、光学玻璃的原料，价值翻了不知多少倍。

回头再看1972年的那场谈判，日本人开出的“优质钢材”诱惑并不小。彼时中国冶金行业整体质量不高，高强度合金钢极度稀缺。若当时答应，很可能短期内提升几条生产线，却把无形资产拱手送出。想想二战后日本凭着廉价进口资源和自主深加工技术跻身工业强国，再想想国内科研条件艰苦，周总理“坚决不换”四个字掷地有声。

值得一提的是，攀枝花尾矿坝如今已经扩容为“钒钛综合利用工业园”，年处理钢渣量超过千万吨。园区里最抢手的一条生产链，正是从高炉渣中提取钛白粉，用于涂料、造纸、食品色素。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一吨钛白粉能卖到两万元以上。同样的吨位，七十年代那些钢板早已折旧报废，而炉渣衍生出的产业仍在持续产出收益。

有人好奇，若当年签下协议会怎样？答案大概是，中国钢铁或许换来一批短期急需的材料，却失去培育战略资源加工体系的机会；日本可能提早完成钛材深加工布局，进一步巩固高端制造优势。历史没有假设，但抉择的分量足以说明问题：关键时刻留下一手，即便暂时“浪费”，也能为后人赢得主动权。

今天的攀枝花依旧灰尘飞扬，但那片灰里掺杂的，早已不止矿渣。它们是科研数据、是政策红利，也是工业城市自我更新的底气。想起周总理当年的电话批示，攀钢老一辈职工常摇头感慨：“咱们那会儿真不知道脚下的宝贝值这么多钱。”话音未落，新一代技术员已经端着光谱仪跑向尾矿坝，把当年日本人梦寐以求的黑灰碎块，装进自家的实验室。

历史的路口往往转瞬即逝。1972年攀钢拒售炉渣，未必是布局已定，更像是一位老练政治家对未知的谨慎。外部的诱饵再香，只要认定对方醉翁之意不在酒，就得留个心眼。事实证明，这条路走对了——不仅守住了资源，也倒逼自身技术升级。在全球钛产业链竞争中，中国如今坐在牌桌中央，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50年前那一次“坚决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