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岁月｜初见波伏娃

作者：[美]戴尔德丽·贝尔 译者：黑驹酒馆

两天过去了，我漫无目的地在巴黎的严寒中游荡。雪不大，但不断的雨夹雪使街道湿滑，我身上也湿漉漉的，所以我不时进出书店和咖啡馆，试图消磨时间，也让自己暖和暖和。

我这次旅行之前，波伏娃向我保证她整个假期都会在巴黎听凭调遣；尽管如此，我仍然担心可能有情况使她改变计划。基于和贝克特相处的经历，我设想出各种情况。也许她生病了，要去温暖的地方疗养；或者她对这本书改变了主意。自然，后者在我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出现。

我的焦虑指数成倍增加。到了1月8日，我终于在邮箱里发现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一封信。她因为给了我旧电话号码道歉——她没意识到自己给的号码是旧的——并请我打她的新号码，约时间见面。我松了长长一口气，瘫坐了好一会儿，才镇定下来拨电话。

我在电话里说法语，她也是。我不清楚会面对什么，但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还是很吃惊。她表达清晰，但音调很高，语气粗鲁，表明她不会忍受愚蠢的交谈，急于约好时间结束通话：“明天6点，在我的公寓。”当我结结巴巴试图寒暄几句结束通话，她却再次令我惊讶，转入意外的话题。她说很高兴有我这样一个享有盛誉、“非常了解法国性格”的学者要给她写传记，然后开始对《贝克特传》大加赞扬。我想不通，她一定是多么仔细地读了那本书，才能提出那么多具体的点。她告诉我，她已经让克洛德·加利马尔买下“她的”书——这本我还只字未写的书。这一切让我高兴，但也把我吓坏了。

然后，她可能说了句“好！明天见”就突然挂断，正如她说话时一样唐突。我坐在床边，肯定坐了很久，试图消化刚刚发生的一切。当我拿出约会簿记下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间和地点时，我意识到那将是1月9日，她的生日。我已经焦虑得不成样子，这又构成另一个层级的压力。在那个重要的日子约我见面，她也许弄错了。她一定门庭若市，尤其是朋友们在她家集合带她去鸡尾酒会、去吃饭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应该回电话问问自己是否听错日期，还是什么都不问直接去她家。如果她因为我稀里糊涂搞错了打发我走，我可以用时差作借口，说自己当时没听清楚，约下次见面。不用说，那晚我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我又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题，琢磨要不要给她买一件礼物，买的话买什么。还有，我6点就醒了，怎么打发从早晨6点到晚上6点这段时间？我经人介绍认识几位法国女权主义者，都是我美国同事的朋友，不是在法国大学教书就是在出版界工作。我可以打电话给其中一位，这样就有人陪我了。但我太过紧张，怀疑自己能否进行连贯的对话，所以决定还是自己待着。我是卢浮宫那天开门时排在最前面的人之一，并且待到下午很晚，从一个展厅游荡到另一个展厅，有时停下来喝点咖啡，什么也吃不下。我目光空洞地注视着礼品店里的商品，最后觉得没有一样合适，包括明信片。

下午5点，我空着手来到当费尔- 罗什罗地铁站。有次我因为迟到三四分钟被贝克特严厉批评，那时我们刚开始见面。所以，我每次去见波伏娃都模仿他在《墨菲》里塑造的角色，把准时的美德发扬到极致。街角有家咖啡馆，但我担心离得太近会遇见贝克特，我的确在那儿遇见过他。他散步之后喜欢在那儿消磨时光，喝咖啡，跟几个永远高兴来一盘的本地男人下棋。

我等待波伏娃电话的那几天，贝克特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我一收到她的第一封信说她愿意我给她写传记，就写信告诉贝克特我决定写这本书，可能不时会去巴黎。他没回信。我确定行期之后又写一封信，跟他说如果他想见面我可以，这封信他也没回。当时，我还没从“贝克特俱乐部”的猛攻里回过味儿来，所以感到如释重负，因为不会见他，也不用为自己辩护或者为书里的内容做任何解释。

后来，我见到科恩·利文撒尔和玛丽昂·利，他们解释了贝克特的沉默，第一时间就告诉我，我犯了大错，“抛弃了贝克特，因为他期待任何写过他的作者都保持忠诚”。所以，除了针对我的其他各种污辱冒犯之外，现在又加上一条：贝克特把我看作叛徒，因为我不打算职业余生都用来写他。

但是，在1月那个寒冷的日子，当我站在那里注视当费尔- 罗什罗广场上的巨型贝尔福狮像，我意识到，如果把它作为起点，只需一点想象，你就可以说，萨缪尔·贝克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住在同一条街的两端：她在弗鲁瓦德沃街与舍尔歇街的交叉口；他则正好在相反方向的圣雅克大街。因为他和我在那个咖啡馆见过几次面，我匆匆经过时内疚地向那边瞥了一眼，几乎不敢往窗户里看，害怕会看到他。让我释然的是，窗户附近他常坐的地方只有几张空桌子。

受权刊发，选摘自《巴黎岁月：贝克特、波伏娃和我》，[美]戴尔德丽·贝尔 著，黑驹酒馆 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 活字文化 2025年8月。

就在咖啡馆另一侧，我看见一个花摊，店员准备关门。剩下的只有蔫了的黄色郁金香和一大捧悦目的黄色金合欢。我全都买下来，这样就不空手了，然后朝舍尔歇街11号走去。

西蒙娜·德·波伏娃为我打开门禁。我沿着一楼的长走廊走到头，然后右拐到短一些的走廊，来到她的门口，也是在右侧。多年以后，我开始写阿娜伊斯·宁传记并且和她的弟弟、作曲家华金·宁·库尔梅尔成为朋友。我们有次闲聊时谈起他们一家早年在巴黎的生活。“我们住舍尔歇街。”他说，描述起他们最初在巴黎住的公寓。我说：“真有意思，因为西蒙娜·德·波伏娃也住那条街。”“没错。”他说，他和他母亲住“一层11号，沿着长走廊一直走，然后拐到右边的短走廊，我们住在左边靠里那一户，阿娜伊斯和雨果住右侧靠外那一户”。我还记得自己当时打了个寒战：波伏娃那套美丽的开间公寓原来是阿娜伊斯·宁在巴黎的第一个家。

门开了，因为我个子高，直直看过去，对面只有空气。那是动画片里的感觉：一段空白之后，我放低视线，一个极矮小的女人仰头看着我。我记得自己当时想，萨特得有多矮，因为在我见过的他俩同框的所有照片里，她永远都比他高。我把那些花塞到她怀里，嘟囔了一句类似生日快乐的话，她则不屑地摆摆手，让我进屋。她走在我前面，把花丢在一张小圆桌上的一双人手雕像上。我后来得知，那是萨特的手。突然，她仿佛认为把花放在那里不合适，道歉说离开一下，去厨房找了个花瓶。我注意到她走路有些费力，身体慢慢地摇来摆去。

我还注意到，她穿着显得破旧的红色浴袍，里面是睡裙。奇怪啊，我想，生日之夜穿成这样。这件袍子后来变得熟悉，接下来5 年我们很多次谈话她都穿着它。她还戴一块包头巾，我后来不厚道地称之为“那块无所不在的破布”，因为我从没见过她不戴它的样子。她的眼睛是犀利的蓝色，但眼白处的灰黄色调使它们有些发暗。她的皮肤光洁无瑕，只是染上同样的灰黄，但没有皱纹。我认识她以后，那种黄色逐年加深，使人担心，这是肝硬化的症状，这种病后来成为她的死因之一。

她把花留在厨房，踢里踏拉地回到客厅，我还原地站着。第一次见面，我不知所措，顾不上仔细观察家具和装饰，只看到她当作沙发的两张躺椅，沿两面墙垂直摆放，对面是三张极小的矮凳，中间放着一张咖啡桌。她回到客厅，扬扬胳膊，示意我坐到最近的矮凳上，自己则在一张躺椅上明显的凹陷处落座，那是她身体留下的痕迹。显然，她的大多数时间都在那里度过，我们每次见面她也都坐那儿。

我结结巴巴地开始，首先感谢她在生日这天抽时间见我。她的诧异表情使我明白，自己没留下正面的第一印象。“为什么不呢？”她说。“生日难道不是平常的一天吗，有什么特别的？”我不知怎么回答，但她没等太久，而是问：“咱们开始工作吧？”

我原以为，这次见面只是认识一下，时间会很短，所以什么也没带，没带笔记本，没带录音机，也没准备问题。唯一的准备就是练习如何用法语告诉她，我必须赶在12日回家，开始春季学期，最快也要等到暑假才能开始正式的采访，前提是我的日程安排有足够时间在学期中间阅读调研。我磕磕巴巴地说，不希望占用她的时间，这个晚上肯定是要庆祝的，所以我什么工作材料都没带。她哼了一声说没有庆祝活动，她的朋友西尔薇晚些时候会带吃的过来跟她一起晚餐，但在这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开始。

我在包里找可以做记录的东西，只找到日程本，于是我假装它是笔记本。我得到某种缓刑，可以不用提问，因为她开门见山告诉我，我们要怎样进行：“我会讲给你听，告诉你我生命中重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知道的都会告诉你。你可以记下来，但必须带着录音机，我也会准备录音机。如果你需要，我们可以讨论我讲的内容。你要写的书就是这样。你要发表的书就是这样。”

我记得很清楚，我把头埋在手里大声说：“噢，天呐。”我的心沉下去，感觉自己还没开始，这本书就已经完蛋了。“怎么了？”她问。“有什么问题？”我陷入慌乱，无法用法语思考，就问她我能否用英语回答。她说当然可以，因为她阅读和理解英语的能力远远好过她的口语。

“我和萨缪尔·贝克特不是这么合作的。”我告诉她，然后解释他如何让我自由地研究、采访，按照我认为必要的方式写书。我告诉她我们如何达成一致，他在出版之前不会读这本书。我甚至还告诉她，他说既不会帮助我，也不会妨碍我，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把这解读为他同意百分之百合作。我告诉她，在这么非同寻常的条件下工作之后，我不认为自己还能用其他方式工作。我恳请她不吝提供帮助，但也容许我对她的人生和著作独立构建全面客观的叙述。

她静静地坐在那里，低垂着眼睛，时钟似乎停止转动。终于，她抬起眼睛和我四目相对说：“好吧，如果你和他是这么合作的，那恐怕和我也得这么合作。毕竟，我的书必须比得上你给他写的书。”

我敢肯定，我之前憋着的那口气呼出来一定会冲破她的窗户。我体会到说不出来的轻松。这种轻松后来得到贝克特和波伏娃的证实：我分别请他们证实关于他们关系的一个故事。贝克特在作家生涯还很艰难的时候曾把一篇小说的第一部分寄给萨特创办的《现代杂志》。人人都知道，维持杂志运转这个累活儿是波伏娃干的，编辑部的决定大多也是她做的。她接受贝克特的投稿，稿子发表后在杂志的小规模读者群中得到高度评价。几周后，贝克特又寄来第二部分，但波伏娃拒绝了，并且告诉他，还有那么多重要的政治问题等着处理，杂志不能再为这种鸡毛蒜皮的东西浪费版面。贝克特一直没原谅她，并且公开表示对她的怨恨。他给她写了一封尖刻的信，他去世后出版的书信集收入了这封信的副本。她把原始的信扔了，不屑于再多想他。

从那天开始，他们就彼此憎恶。我正好把自己放在他们的龃龉之中，但这回情况对我有利。我写她的时候将拥有写他时一样的自由。那天，当我们说再见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