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总参作战部长调为省军区司令，见到老首长却说：官也不小了

“老王，你真不觉得委屈？”——1976年3月的一个傍晚，北京西城区一套老式平房里，王尚荣端着热茶探问。屋外春寒未退，屋内的气氛却轻松。对面刚刚从山西赶回的王扶之放下茶碗，只回了七个字：“官也不小了嘛。”两人相视而笑，仿佛几十年的枪火岁月从未将他们分开。

1975年的那张调令来得突然。总参作战部长换岗，被派往山西省军区担任司令员。按军职对等原则，这本是平调，在很多人眼里却等同“下放”。从核心机关到地方军区，绝大多数干部更愿意留在中枢。从中央到地方，这条路看似横向，实则坡度不小。京城里替他抱不平的声音不少，有人甚至预测他心里会憋着苦闷。结果，首长们错判了。

要理解这句“官也不小了”，得把时间拨回六十年前的黄土高原。1915年，陕北延川县一个贫苦农家添了男丁，取名王扶之。五岁丧母，十二岁时已在地主院里放牛。吃饱，是当时最大的梦想。父亲咬牙攒钱，把他送进私塾三个月——短短九十天，识得百来个方块字，却让少年听说了“刘志丹”“红军”这些名字。那股“为穷苦人打抱不平”的倔劲儿，就此种下。

1927年冬，大雪没膝，他追着一支红军小分队跑了三十里地。长得高，人又瘦，他谎报“十七”，硬是混进队伍。军装没有，木梭镖倒是人人一杆。第一次参战，他用那杆木梭镖逼停一名东北军士兵，顺势夺枪，得意得像个刚偷糖的孩子。首长看他“笔头不错”又胆子大，干脆把他塞进测绘集训队。那会儿识字就是资本，一支铅笔、一把罗盘、两只脚，走出一张张行军图，他的地图，经常被首长拿去做范本。

东北抗联、直罗镇、山城堡……一个少年在硝烟里越长越快。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晋察冀边区当通讯员，天天跟电台、密码打交道，练就了听枪声判断阵位的本事。解放战争时，他在四平、辽沈拼到嗓子嘶哑；攻天津时任主攻团长，冲得最猛，伤疤从颈后一直延到肩头，至死仍触目惊心。

1950年10月，39军首批跨过鸭绿江。初雪夜里，他带尖刀连插向美24师侧翼——步兵冲锋、榴弹手掷炸药、通信兵扛线抢修，几乎同时展开。有人回忆，“那位王团长拿着望远镜，嘴里一句话没断。”1952年夏，他在前沿防空洞里整理战斗细节，敌机投弹，洞体彻底塌方。外面的人挖了八小时，才从尘土缝里发现两只黑苍蝇呼啦飞出。空气通了，洞里可能有人活着。七名官兵，全部被救。获救那一刻，他自嘲：“福大命大，又赚一条。”

回国后，军校深造、各兵种合训、总参业务课……1968年，他成为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那段时间，他常在作战室熬到凌晨，地图摊满桌，指头沾着咖啡渍比划线路。几位青年参谋私下说：“老王画的箭头弯得漂亮，好看又好用。”一句玩笑，他听见了，只摆摆手：“先把坐标对准，漂亮不顶事。”

调任山西前，组织曾征求他意见。他只问一句：“工作需要吧？”得到肯定答复，便去收拾行李。1975年秋，他抵达太原，第一趟就跑到大同边境线，天没亮就在山口站着丈量距离。省军区条件肯定不比总参，他却乐在其中。有人不解，他解释：“我出身就是基层，离土近，踏实。”四个字——“离土近”——从他嘴里说出，不带半点客套。

再说那次进京。1976年春，部队轮训，他回报总参。王尚荣见他两鬓添霜，急忙劝解。老下属却抿口笑：“中央、地方一样服从命令；再说，我现在是军区主官，官小得了吗？”同席别的老同志感慨：“这就是红军底子，换不了。”

其实，山西三年，他干了不少看不见的活：边防连队通信线路重铺，民兵整组覆盖率从七成冲到九成，武器仓库旧库房更新成防潮恒温仓。对外很少宣传，他自己也懒得写总结。直到1983年离休，他留下的最多物件是一摞标尺和旧地图。

部队老传统讲究“功到事成把马放”。王扶之这一生，从木梭镖到作战部长，再到省军区司令，曲线不少，弯路不多。临别军营，他只带走一副手写对联——上联“平生不欠半步懈怠”，下联“有职无名亦为荣光”，横批两字：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