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岛芳子枪决全过程：刑场上戴着口罩，枪决后面目难辨

1948年3月25日清晨，狱墙外有人低声嘀咕：“她真的会被带出来吗？”一句带着寒气的疑问，瞬间把现场数百名围观者的情绪搅得更紧。北平第一监狱门口，横幅铺天盖地，口号一浪高过一浪，空气里混杂着焚香的味道和霜冻的冷冽。

大门迟迟不动，时间被拉成了细线。七点刚过，院内枪声骤响，仅一声，闷而短。围观的人本能地收声，随即爆发出更大的嘈杂。几名武装宪兵抬出担架，白布之下，血迹渗出。带队军官举起公文袋，高声宣布：“川岛芳子，罪行昭然，现已伏法！”布角被掀开半寸，面部稀烂，口罩仍牢牢罩着，只剩一缕被血浸透的发丝证明那是一具女性遗体。

消息旋即传遍北平，可疑之声也同时出现。一个被称作“妖姬”的传奇女子，最后竟如此潦草地收场，这样的结局让不少旁观者产生怀疑。事实上，这份疑惑要追溯到四十二年前东郊民巷肃亲王府里那个刚出生的女婴——爱新觉罗·瑞玗。

瑞玗排行靠后，却得父亲肃亲王偏爱，乳名“东珠”，寄托重振皇室的期待。有意思的是，皇室子女多如牛毛，却只有她被过继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原因并不神秘：王公贵族想借日本力量复辟，川岛浪速想在满蒙地区铺路，两厢情愿，一纸收养合同就把七岁的“东珠”变成了“川岛芳子”。

东京的贵族女校、骑马课、剑道课，看似光鲜，背后却暗流涌动。1923年关东大地震前夕，川岛浪速酒后闯入养女卧室的丑闻，在日本报纸上只留下几行模糊报道，却在少女心里刻下难以愈合的裂痕。性格从此大变，她剪短头发，穿男装，自嘲“我是没有灵魂的壳”。

对外，她高谈“满蒙独立”，对内，她始终在寻找能兑现复辟诺言的盟友。1927年，她携嫁妆回到北平，嫁给蒙古王公之子甘珠尔扎布。婚礼上旗袍与礼服交错，宾客却议论纷纷：这桩婚事只是政治投资。果然三年后两人分道扬镳，川岛芳子一句“蒙古人靠不住”算是给婚姻盖了章。

九一八事变爆发，她以“安国军司令”名义领兵入关，参与扶持溥仪赴长春。一套蓝色骑装、一条白色围巾，加上一条灵活的鞭子，“东洋贞德”的形象被关东军宣传机器反复放大。然而，越出名越危险。特务网密布，连日本军官之间都互相防备，她却在猜忌与暧昧间游刃有余，背后是无数金钱、情报与牺牲换来的生存筹码。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她又出现在上海、天津、香港，留下数不清的代号。遗憾的是，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这张筹码一夜间变成废纸。10月底，东北保安司令部下令缉拿汉奸，马汉三在北平将她擒获。她穿着旧式呢大衣，被押往军统驻平办事处，途中仍用流利的日语向宪兵嚷嚷：“我是日本籍，请通知东京！”没人理会。

1946年初，戴笠飞抵北平审讯，她递上一封自白书，详列同关东军的交易，并提到“乾隆御制宝剑”去向。戴笠动了心：那把剑原本是孙殿英盗墓后赠自己，抗战时交马汉三保管，如今却落到川岛手中。内部矛盾由此激化，几个月后戴笠乘机失事，坊间多把这起空难与那封自白书连在一起。

进入1948年春，国民政府决定速审速决震慑人心。法院三次开庭，川岛芳子辩称“女性不负兵役责任”“日方尚可引渡”，但铁证如山：安国军名册、津浦线劫车命令、电台密码本，全部指向她本人。2月25日，法庭宣判死刑，不得上诉。

行刑前夜，她要求化妆被拒，只获准戴口罩，理由是“防止血迹喷溅”。次日七点整，押赴监院后墙。刽子手用六四步枪，五米距离，一枪爆颅。弹孔处血肉翻卷，与口罩混成暗红团块，几乎辨不出五官，这正好为后续真假之争埋下伏笔。

死讯公布不到一周，南京高检院接到控诉：一名自称张秀华的女子斥责军方“错杀亲姐”。她拿出相片、书信，坚称真川岛仍在狱中。舆论骤起，官方却未再回应。更扑朔的是，1957年吉林永吉县出现一位会说京片子的日本老太，邻居称其夜半常自语“我是东珠”。档案馆零星记录显示，此人曾经持有日军将校的证件，但随即便无下文。

关于“替身说”，学界分成三派：其一，国民政府欲速战速决，真身已死；其二，高层故意留活口，以备外交筹码；其三，清室遗老暗中救走，作为宗社党的最后筹码。资料互相矛盾，却都缺决定性证据。值得一提的是，川岛浪速去世前留下口供，声称女儿死于1948年，但他笔迹因疾病颤抖，真假难辨。

检视川岛芳子的一生，家国、性别、权力、背叛交织成密不透风的网。她自称“活在时代裂缝里”，最终也死在那道裂缝里。刑场枪声已过去七十余年，口罩背后的真相却仍然如迷雾缭绕，在档案室的尘埃间若隐若现，成为研究者无法回避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