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少年轻人钻进了考公考研大队,房子的销售额也逐渐降低,GDP数据下滑。
这样的情景,不免让人想起曾经的日本,同样是经济低迷,房价、股市一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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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国和曾经的日本有区别吗?难道中国要步入日本的后尘吗?
基因不一样
当中国经济的齿轮从疫情前6%到7%的高速运转,调整到今年的5.2%时,很多人脑海里都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人口在2022年史无前例地减少了85万,同年的新生儿数量更是创下1949年以来的新低。这一幕,像极了历史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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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禁想起那个曾经不可一世,却突然陷入泥潭的邻国。
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还以4.4%的增速傲视群雄,可到了九十年代,这个数字就骤降到了1.5%。
于是,“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日本”成了有些人的疑问。
然而,历史从不简单重复。
回看当年的日本,那是一场由廉价资金催生的全民狂欢。
日本央行曾大笔一挥,将利率压低到2.5%,并且这个超低利率竟然维持了长达27个月之久。海量的信贷被释放出来,但它们并没有乖乖地流向需要升级换代的实体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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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钱像脱缰的野马,一股脑儿地冲进了房地产和股市。
于是,我们看到了“卖掉一个东京就能买下整个美国”的荒诞神话。资本彻底脱离了实体经济,在虚拟的世界里空转、膨胀,直到变得脆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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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情况呢?看起来也有点相似。我们的准货币与GDP的比重已经高达220%,说明市场上的“水”确实不少。
但关键区别在于,水龙头上有个阀门,而且这个阀门一直在精准调控。
政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资金漫无目的地乱窜,而是反复强调要支持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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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搞“大水漫灌”,而是通过各种定向工具,引导资金流向高技术制造业这些真正能强筋健骨的领域。
再看日本,它当年的做法堪称“休克疗法”。先是放任自流,等泡沫大到无法收拾时,又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连续五次加息,一口气把利率干到6%,强行给市场断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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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硬着陆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从1991年到2007年,日本房价累计跌了43%,地价更是惨遭腰斩,跌幅高达66%。无数家庭和企业的财富瞬间蒸发。
中国则选择了另一条路,政府很早就给楼市定下了“房住不炒”的基调,这本身就是一种预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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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出现调整时,我们看到的是下调存量房贷利率这类措施,目的是为了给家庭减负,用温和的手段来化解风险,而不是一脚把车踹下悬崖。
当然,两国老百姓对核心城市的房价都曾有过“永远涨”的迷之自信,无论是当年的东京还是我们的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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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区别在于,我们的调控在狂热情绪到达顶点之前就开始了,而日本则是在全民投机之后才被迫出手。
衰退和循环两码事
泡沫破了,最怕的不是资产价格下跌,而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无底洞。
简单说,就是资产缩水了,但债务还在,于是所有人不消费、不投资,拼命挣钱只为还债。整个社会的需求就像被抽干了一样,经济也就彻底熄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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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4年开始,日本企业开启了长达十年的“还债”血泪史。
资产端在流血,负债端却纹丝不动,只能勒紧裤腰带还钱。银行系统里也塞满了烂账,整个经济的毛细血管都被堵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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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衰退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通缩。日本的长期通缩,可怕之处在于连服务业的价格都在跌。这说明问题已经深入骨髓,是本土老百姓真的没钱、也不敢花钱了,需求极度疲软。
反观中国,我们现在面临的压力和日本当年的情况有本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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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没有出现全社会系统性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企业部门整体上还在增加杠杆,而不是像日本那样疯狂缩减。这意味着,投资和经营的意愿还在。
而且,我们感受到的通缩压力,更多体现在商品层面,这和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有很大关系,是结构性问题。
但与此同时,服务业的居民消费意愿还在增长,这说明老百姓的消费需求根基还在,并没有完全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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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一个日本无法比拟的内需市场。
当年日本只有一亿多人口,而且城市化率在1985年就达到了76.7%,市场基本饱和。日元升值重创了汽车、电器等出口产业后,国内这点需求根本接不住那么大的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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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则完全是另一幅景象。我们有14亿人的超大市场,2015年时城市化率才56.1%,还有大把的潜力可以挖掘。
而且,我们的服务消费占比只有45%,而日本在1990年时就达到了60%。这巨大的差距,恰恰就是我们未来内需增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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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引擎换代了
一个国家能否走出泥潭,最终还是要看它能不能找到新的增长引擎。在这方面,中国手里的牌,和当年的日本也完全不同。
最大的不同,是所处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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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泡沫破裂时,人均GDP已经超过三万美元,是妥妥的发达国家,已经站在了山顶上,再往上走的空间非常有限。
而我们现在人均GDP才刚刚迈过1.2万美元的门槛,仍然是一个正在向上攀爬的中等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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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后期优势意味着我们还有巨大的追赶空间,我们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高达30.5%,是世界第一的工业大国,这个坚实的底盘,是持续增长的压舱石。
当然,我们面临着和日本同样的挑战,那就是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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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就开始减少,而且我们还是“未富先老”。
进入老龄化社会时,我们的人均GDP只有949美元,而日本当时已经是富裕的发达国家了。养老金体系也面临压力,2013年就有19个省份收不抵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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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挑战之下,也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变。
我们16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93年。这种人力资本的质量跃升,正在为产业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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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能自主制造刻蚀机,硅片的良率接近92%。这与当年在美国打压下一蹶不振的日本半导体产业,形成了鲜明对比。全国三万多家智能工厂,更是将研发周期缩短了近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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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不同的,还有制度上的巨大差异。
日本当年的政策应对,被评价为迟缓、混乱甚至自相矛盾。比如1997年,经济刚有点复苏的苗头,政府却突然加税,亲手掐灭了希望的火苗。
而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实施的是“财政+货币”协同发力的组合拳。
从应对老龄化构建三级养老网络,到地方政府积极投身产业创新,比如武汉的“中国车谷”和莆田的鞋业转型,都体现了这种强大的统筹和执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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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鹤岗的“白菜价”房子确实引发了我们对资产价值的深思,年轻人中的“考公考研热”也反映了就业市场的压力,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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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的政策工具箱里有更多的选择,我们的市场结构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也赋予了我们更多的可能性。
信息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2023-05-29.
国家统计局.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5-02-28.
中国政府网. 2024 年全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完成情况 2025-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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