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延迟”近百年的墓表：莱阳“赵光禄士骥墓表”之故事

墓表、神道碑、墓志铭，皆为古时墓葬的常见之物，其安放的位置和外观虽然有所区别，但功能相似——通常是以文字形式将逝者生平事迹刊刻于石碑上，以表达缅怀褒扬之意。

一般而言，逝者安葬之日，即墓表等碑刻树立安放之时。但如果遇到特殊原因，树立墓表的时间也会延迟。近来，笔者在阅读民国版《莱阳县志》时，就看到一则“墓表延迟”的故事。从记载来看，这块墓表向后延迟的时间竟将近百年之久。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现象，与墓主的生平经历及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这块墓表的名称为“赵光禄士骥墓表”，所纪念的人物为生活于明末的莱阳文士赵士骥（死后赠官光禄寺少卿）。赵士骥，字卓午，号黄泽，莱阳城内人，其事迹在民国版《莱阳县志》“科第”“乡宦”“忠义”“艺文”等章节中均有提及。史称其“甚负文誉，学亦淹博，宋琮、玫、瑚、琏皆其弟子。”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辛酉），赵士骥考取举人；崇祯十年（1637年，丁丑），他又考取进士，并在朝中担任中书舍人职务，数年后他因丁忧返回莱阳。

赵士骥在乡居住期间，莱阳县遭遇了一场大变故，即后世所称的“癸未邑难”——崇祯十五年（1642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阿巴泰率清军入塞劫掠，战火波及山东许多州县，莱阳县城曾两度被围攻，第一次抵御成功，第二次不幸陷落，当地官绅百姓死难者众多。

在莱阳被围攻期间，赵士骥与宋玫、宋应亨等在籍名士（皆为进士出身，曾在朝为官）竭力帮助守城。城陷之后，他们皆不屈而死（赵士骥据说是“奋身撞城下”殉节）。事后，明廷下令给予上述人物恤典，赵士骥获赠光禄寺少卿的官职。

根据县志记载，赵士骥的墓址选在莱阳城西的马山埠，但似乎并没有及时树立“墓表”，更准确地说是并没有及时树立一块“理想的墓表”。这主要是因为其去世仅一年之后，甲申之变爆发，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京师，明朝的崇祯皇帝自缢，随后清廷入关，逐渐主宰天下。由于赵士骥是抵御清军而死，并且清廷入关之初为强化统治而采取高压政策，赵氏族人及其门生旧友虽然有心树立墓表以缅怀其人，但慑于政治红线而始终未能付诸行动。

从顺治朝到康熙朝到雍正朝再到乾隆朝初期，在等待将近百年之后，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廷官方修撰的《明史》成书；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刊行。该书的第二百六十七卷中，专门收录有宋玫的事迹，并同时提及宋应亨、赵士骥等人参与守城的情况（这一卷里的传主很多，还包括后来在故乡孙受殉节的另一位莱阳人沈迅）。

而在传记的赞语中，史官对宋玫、宋应亨、赵士骥等人给予高度评价，称：“士大夫致政里居，无封疆民社之责，可逊迹自全，非以必死为勇也。然而慷慨捐躯，冒白刃而不悔，湛宗覆族，君子哀之。岂非名义所在，有重于生者乎！气节凛然，要于自遂其志。其英风义烈，固不可泯没于宇宙间矣。”

听闻赵士骥的事迹写进《明史》、得到清廷的官方认可之后，莱阳当地文士颇感欢欣振奋。他们认为大张旗鼓宣传的时机已到，便集体商议，一方面为赵士骥追赠了“忠毅”的谥号（私人之谥，后来乾隆皇帝下诏追谥明朝殉节诸臣，赵士骥得到的谥号为“节愍”），一方面请人为赵士骥书写了墓表。

他们所请之人，为海阳人鞠濂（雍正末年，大嵩卫改海阳县）。鞠濂虽然功名不高（廪贡生，曾任章丘、平原等县的训导），但文采出众，清代中期海阳、莱阳乃至文登等地不少士绅的墓志墓表都出自他手。

鞠濂接受邀请之后，以敬畏之心，撰写了“赵光禄士骥墓表”。在延迟近百年之后，这块记叙褒扬赵士骥的石碑，终于立在了他的墓前。读史至此，着实令人感慨。（本文作者：隋翔宇）

下附墓表原文，以供感兴趣的朋友参考——

赵光禄士骥墓表

海阳 鞠濂

今上御极之元年，明史成，颁布中外。其列传中特表明季死事诸臣，而莱阳赠光禄卿赵公在传中。

按公崇祯辛巳以内艰居里，癸未国兵薄城，绅士分守，公在东南隅。无何，北城陷，家人奔告请速避。公博然叱曰：“去！吾与此城共存亡，义不独生！”即奋身撞城下以殉。事闻，得光禄之褒。

是时，邑人仰公大节，咸欲为易名之举，议有端绪。未几国变，事寝阁且百年。及为兴朝所著录，见公名登史册，炳耀寰区，乃相与欢忻鼓舞，群奉“忠毅”为谥，而尊崇之志以抒。

公讳士骥，字卓午，号黄泽，生而端凝，天性孝友。及长，博通经传，中天启辛酉乡试，崇祯丁丑成进士，出清江杨文正公廷麟之门。文正公尝语门下士曰：“读书务实，学方今以济用为急，愿与诸君勉之。”

公既授中书，职务清简，暇则取《大学衍义》《文献通考》诸书，于所土舍中朗朗诵之，日课熟二十叶（页），然后冠带出通宾客。其志务深析治乱之源，博稽前代制度，为天子兴治平，不使诮儒者为无用之学。乃云中造葬，北闱同考。又二年，以忧归而城陷矣。

公所蕴未获一试而遽以身殒，惜哉！然论士必先节义而后勋名，厥后文正公以义师留赣，城陷赴清水塘自刭。嗟呼！师子后先相望如一，人以是知二公之自矢，有素前之相砥砺为有用之学者，特其余也。

今既定谥号，将立丰牌于墓侧。公世系、行谊、文章之详，已具前人志传文序中，而后人慕思无穷，又欲有以表其墓，而乃以其词属余。顾余文何以足重公？史论不云乎，士大夫家居者，无封疆民社之责而慷慨捐躯，自遂其志，此其英风义烈，固不泯没于宇宙间矣。然则后之读史传者，想见公之为人，光气炳炳犹生，岂不足以慰士大夫之希慕，而大慰其子孙？是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