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夏衍的《包身工》：专制社会下的结构性压迫

《包身工》

《包身工》是夏衍的报告文学，发表在1936年6月《光明》创刊号上。夏衍的《包身工》以包身工一天的生活过程为主要线索，具体地记叙了她们悲惨的日常生活和恶劣的劳动条件。他犹如一面冰冷而锋利的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底层劳动者被奴役、被榨取的悲惨命运。

故事中，每天凌晨四点一刻，天光未现，这群平均年龄不过十几岁的少女就被粗暴地唤醒。她们居住在“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里，红砖墙严密封锁的空间如同“鸽笼一般”，却要容纳“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在这个充满“汗臭、粪臭和湿气”的密闭空间里，睡眠严重不足的少女们“一个个瘦的像芦柴棒一样”，在起床时刻“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混乱。

更令人心痛的是她们精神状态的麻木与异化。这些本应充满羞涩与活力的年轻女性，已经丧失了“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当她们“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从楼上冲下，在公用的马桶上“很随地小便”，用双手捧水浇脸时，展现的不仅是身体的被摧残，更是人格尊严的彻底沦丧。这种从身体到精神的全面压迫，构成了包身工生存状态的基本底色。

饮食条件进一步揭示了她们的非人待遇。所谓的粥，不过是“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米、锅巴等煮成的”。即使这样的猪食，也常常供不应求。轮值擦地板、倒马桶的包身工稍迟一步，便可能一无所获。而老板娘的处置方式——用刚梳过头的油手搅拌锅巴残粥，再冲上冷水，“气烘烘地放在这些廉价的‘机器’们面前”——更是将包身工彻底物化为没有情感的生产工具。

包身工们每天清晨五点钟就被“带工老板像赶鸡鸭一般”驱赶进工厂，开始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劳动。夏衍细致描绘了她们面临的三大威胁：震耳欲聋的音响、无孔不入的尘埃、令人皮肤溃烂的湿气。在这样的环境中，她们已经“容易疲劳”，却还要承受以殴打为主的三大“罚规”折磨。

工厂在这里不仅是生产场所，更是一座现代化的监狱。资本家通过包工头制度，将招雇、训练和监视工人的责任转嫁出去，从而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根据《上海劳动志》记载，包身工制度作为一种“定期卖身的劳动制度”，最早在日商纱厂中实行，后在中外纺织厂、缫丝厂中普遍推广。这种制度的设计精妙之处在于，它通过中间层（包工头）的缓冲，使资本家得以远离直接的道德谴责，同时实现对劳动力的绝对控制。

在这个系统中，包身工成为双重剥削的对象：一方面，她们要向包工头偿还“身价”；另一方面，她们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最大限度地榨取。夏衍以冷峻的笔调记录了这一制度的残酷本质：“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

专制社会下的结构性压迫

包身工现象的滋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土壤。那个时代，农村经济在战乱、灾荒和匪祸的连番打击下濒临崩溃，大量破产农民被迫离乡背井，涌入城市寻求生路。这些“一无背景，二无技术，三无财富”的流民，成为包身工制度最易捕获的猎物。

与此同时，当时的统治阶层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对进步力量进行打压，官吏们忙于争权夺利、谄媚邀功，无暇也无意关注底层民众的死活。再加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榨，普通百姓承受着多重压迫。在这种结构性暴力下，包身工的悲剧并非个案，而是整个社会制度系统性失败的缩影。

夏衍在文中深刻地指出，在包身工的世界里，“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六个“没有”不仅是对包身工生存状态的概括，更是对那个黑暗时代的控诉。当法律缺位、道德沦丧、人道泯灭时，人性中最基本的尊严与权利也随之湮灭。

夏衍的《包身工》之所以历经八十余年而不朽，不仅在于其文学价值，更在于它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社会的勇敢批判。回望历史，我们应当铭记“芦柴棒”们枯瘦的身影，铭记“小福子”们遭受的苦难。这不仅是为了不忘却过去的伤痛，更是为了在当下和未来，能够构建一个更加公正、更有温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的尊严都得到尊重，每个人的价值都得到实现，每个人都能在阳光下自由地呼吸——这或许就是对《包身工》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夏衍最深切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