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岳阳人贺衷寒签名赠书

彭新华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年夏天，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与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共同倡议，组建一个“全国慰劳抗战将士总会”，分赴各个战区去慰劳在前线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国民革命军将士。周恩来的这项建议，为蒋介石和军委会所采纳。

“全国慰劳抗战将士总会”分设南北两路两个慰劳团。军委会政治部秘书长贺衷寒为北路团团长，张继为南北两路总团长随北路团出发。

慰劳团的任务为视察政工与国民军训，地区包括黄河流域各战区。北路团要经过陕甘宁边区，临行前，蒋介石对贺衷寒耳提面命，让他借机前往延安了解中共的实情。张继、贺衷寒奉命带队赴西北慰劳军队，对各个战区的司令长官阎锡山、李宗仁、傅作义、蒋鼎文、卫立煌、邓宝珊、马步芳、李品仙等人，都有访问和慰劳。

1939年8月下旬，慰问团进入陕甘宁边区，在洛川落脚。随团的还有文协总会代表老舍，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位记者同赴延安采访。

由于雨大，道路泥泞，从西安去延安，慰劳团花了好几天时间。9月9日下午，抵达延安。

到公路两旁欢迎的有毛泽东，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延安卫戍司令滕代远，教育厅长周扬，抗大三分校校长许光达，鲁迅美术学院院长赵毅敏，边区文协代表艾思奇，西北青救联合会代表黄华，《新中华报》记者李初梨，新华社社长向仲华等六十余人。鲁艺、烽火剧团、抗战剧团、民众剧团等也赶来参加。

（一）

当天晚上，边区政府在机关合作食堂为慰劳团设宴洗尘，延安各界代表也纷纷来招待所看望他们。一时间，欢声笑语在窑洞内外回荡。大家互相致意、问候，打听老朋友的情况，又结识着新朋友。

贺衷寒看到的毛泽东，正如同一时期到达延安的埃德加·斯诺所描述的：“几年来的战争不曾使他有什么改变。因为不再挨饿，他的体重增加了，他的头发已经剪短，他常是穿着一套普通士兵的制服。”

毛泽东是那样的俭朴、乐观和自信。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亲自到招待所拜访了张继、贺衷寒以及慰劳团其他团员，并设宴招待了他们，席间宾主畅谈甚欢。

毛泽东精神饱满，他先与张继握手寒暄了一番，又与贺衷寒拉起了家常：“君山（贺衷寒的字）先生是我的湖南老乡啊！先生今日访问延安，蓬荜生辉啊。”

毛泽东用湖南老乡来称呼贺衷寒，贺衷寒的心里热乎乎的。

他情不自禁地回答道：“衷寒今日有缘拜会毛先生，实乃三生有幸！”

毛泽东说：“君山先生当年在长沙办报时，支持工人运动，斗争反动军阀，勇气可嘉。”

他指的是1922年贺衷寒在长沙创办平民通讯社，抨击军阀赵惕恒，被抓起来坐牢一事。

“毛先生1919年在北京办通讯社，驱赶张敬尧出湖南，我这是向先生学习呢。贵党对外宣传搞得非常好，八路军对日军作战打得非常好，尤其是游击战术神出鬼没，贺某深感敬佩。”

毛泽东幽默地说道：“贺将军这么说，我们就有了共同语言。你们委员长在后方批评我们游而不击，你怎么和他唱反调啊？”

众人哈哈大笑。

（二）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陪同张继、贺衷寒一行乘车前往中央大礼堂参加欢迎会。

大会开始时，毛泽东首先致欢迎词，说：“团结抗战已经两年了，两年前没有抗战，没有团结，现在是团结抗战了，这是新现象、新气象，是堪以欣慰的。可是在两年的抗战中，国共两党之间有些小冲突、小摩擦，因此国共两党中间的同志，他们关切挂念着，在社会上一般人士中间也是非常关切着。抗战两年来，两党是以团结为中心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抗战两年后的问题了，但基本方针没有变化，这就是‘团结’二字。现在两党中间，在部分地方，有部分人员，发生一些摩擦，这种现象是不好的。但大家知道，在大局上，全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我们团结抗战是靠得住的。团结是总方针，除了团结没有别的方针，团结就是要团结在进步的基础上。我们要站定自己的立场，决不能与敌人的口号混同起来，我们的口号要处处与敌人对立。”毛泽东的整个讲话着重强调了“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分离的精神”。

这时礼堂内群情振奋，“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抗战到底！”的口号声震荡了大礼堂。

在请总团长张继讲话之前，毛泽东十分客气地说：“今天我们欢迎革命前辈张溥泉（张继的号）先生，他是中国革命的老辈，又尽力于团结抗战的事业，功劳非常大，今天我们要他老先生给我们以指教。”这时礼堂里又响起了“欢迎中央慰劳团”“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声。

于是，张继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了主席台。张继过去是有名的国民党右派，是“西山会议派”的重要成员。张继率领的北路慰劳团来延之时，正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刚刚开始阶段，顽固分子还只是偷偷摸摸地搞摩擦，还未完全表面化，所以张继不得不表面上放弃自己原来的立场，表示拥护国共合作。

接着团长贺衷寒讲话，他走到主席台上，立时用响亮的声音说：“听到毛主席的欢迎词后，非常感动。本人同毛先生很久不见面了，今天一见真有无限感慨。回想起大概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国民党本部在上海，那时每天在本部里执行本党职务的是谁？就是毛先生！过去国共两党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有过合作，今天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国共两党正亲密团结着。今日国共两党间虽有小摩擦，但通通可用和平方法解决，现在大家没有不同意共同打日本的事情，我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不会再用兵打自己了……”

他渐渐加重了语气，像要扫去伤痛的回忆似地挥动着右臂，接着说：“这里大家的吃苦精神使我非常佩服，参观抗大时我问校长，一个学生每月吃多少钱？他说每天每个学生半斤小米、六分菜钱，我听了非常感动。我的救国道理只要战、战、战！只要打、打、打！就够了。能打，国才能不亡，不打讲什么主义都是无用的。汪精卫是历史上没有的卖国贼、卑鄙无耻的民族败类。我首先告诉大家：全国无一人愿意自己打自已，中国也不会再走到内战的道路上去，我们吃苦，我们要同力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

欢迎会后，游艺节目开始，直到夜深晚会才结束，人们尽兴而散。

第二天傍晚，毛泽东步行到贺衷寒下榻的耶稣教堂。这是几十年前外国传教士住的地方，是延安城内唯一的“洋房”。招待人员准备了夜餐，雪白的馒头，大米稀饭，这在当时战争期间是很难得的。

贺衷寒精通理论，毛泽东更是理论专家，两个湖南人就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坦率的交流，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毛泽东提出了“持久战”的观点，贺衷寒很为认可。但是对两党之间的政治观念的差异，两人甚至是发生了争论，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当毛泽东说出延安在实行新的土地政策并有成效时，贺衷寒特别关注。因为这关系到中国人民的民心，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三）

慰劳团在延安短暂停留4天后，赴榆林慰问。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曾与薄一波等人一起蹲过北平草岚子陆军监狱。出狱后，刘尊棋与范长江等人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后遵从中共党组织指示，打进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新民报》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家报纸，记者张西洛是四川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只有21岁。《扫荡报》是国民政府系统的报纸，记者耿坚白年逾四十。五四运动时，他跟张国焘、朱自清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积极投身于运动的学生。

受毛泽东那气势磅礴的讲话的鼓舞，三位记者回到住宿的窑洞，躺在炕上心情振奋，不能成眠，议论着由国统区进入边区后的所见所闻。然而，令他们十分为难的是，上面有禁令：对延安的报道，不准写一个字。

怎样才能突破这个约束呢？三人反复商量，最后一致认为采访毛泽东，让毛泽东以回答记者问的方式发表谈话。

三位记者提前从榆林返回延安。9月16日下午，满脸笑容的毛泽东已站在门口迎候客人了。三位记者很激动，赶快奔过去相见。毛泽东亲切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欢迎你们来！请到窑洞里面坐。”

毛泽东首先向三位记者询问此次延安之行的观感。然后，按记者所提出的问题的顺序，一一作了答复。

在谈到国民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成为各地闹摩擦的根源时，毛泽东态度严肃起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当毛泽东回答记者所问的共产党对待所谓摩擦的态度时，他语气坚定：“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抵消力量的摩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是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1939年10月6日，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以《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记者刘先生、〈扫荡报〉记者耿先生、〈新民报〉记者张先生的谈话》为题，将这次谈话记录发表了。10月19日重庆的《新华日报》也转发了此文，各解放区的报纸也都跟着作了转发。

可是，三位记者向他们所供职的新闻通讯社和报社都寄去的稿件，却被锁到总编辑的办公桌抽屉里。后来，三记者将稿子寄给范长江主办的“国际新闻社”，范长江将谈话稿发到香港、南洋等地，才被几家华侨大报在显要的位置上刊登。这样，毛泽东跟三记者的谈话，就在中外产生了震撼历史的巨大影响。

贺衷寒晚年在台湾回忆和毛泽东在延安会谈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临别时，毛泽东还将一本厚厚的《苏联共产党历史》赠送给了贺衷寒，并在书上郑重题字。

这本毛泽东的赠书，贺衷寒甚为珍惜，带到重庆，后又带到南京，1949年带到台湾。

如今，该书的影印件与贺衷寒先生的1000多本藏书，由其子贺一平先生带回湖南岳阳贺耕九屋场，一起陈列在“衷寒文化展厅”，在静静流淌的时光里与故乡相依相守。

延安之行，多少改变了贺衷寒对共产党的看法。毛泽东的博学多才与领袖风范，共产党艰苦抗战的光辉事迹，延安军民欣欣向荣、团结抗战的精神面貌，均令他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