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得到古墓宝物，这帮人可谓绞尽脑汁，但结局如何

自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礼制确立，厚葬之风便随华夏文明的演进逐渐成型。“葬者，藏也”的古训本为寄托对逝者的哀思，却因“金玉缀饰、珍宝充盈”的墓葬规制，催生出盗墓这一古老的非法行当。

民间盗墓作为盗墓群体中的核心分支，既无官盗（如汉代董卓、曹操的“摸金校尉”）的军事背景与权力支撑，也缺乏专业考古者的学术素养，却凭借世代相传的“土法技艺”、隐秘的行动逻辑与对金银财富的极致渴望，在数千年历史中留下诸多惊心动魄的盗掘案例。

从古代“土夫子”的“望闻问切”到现代盗墓团伙的“科技赋能”，这些案例不仅是不同时代社会生态的微观缩影，更揭示了文物保护与非法攫取之间跨越千年的博弈拉锯。

盗墓的兴起，与厚葬制的兴衰直接绑定。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分封制瓦解与贵族阶层财富积累，“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的风气逐渐蔓延——《墨子·节葬》中便有“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的记载，明确指出贵族墓葬中金银器物的普遍性。

这一时期的民间盗墓尚处于“零星自发”阶段，多为饥民因生存所迫偶然盗掘，技术简陋且规模有限。至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强化催生了帝王将相的“黄肠题凑”式墓葬，随葬金银数量剧增，民间盗墓开始出现“师徒传承”的雏形，如《史记·货殖列传》提及“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可见盗墓已成为部分人谋生的手段。

明清两代是民间盗墓技术成熟的黄金阶段。一方面，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了金银的货币化，“盗金可富”的诱惑显著增强；另一方面，程朱理学“敬天法祖”的观念虽强化了丧葬礼仪，却未形成有效的墓葬保护机制，为民间盗墓提供了空间。这一时期的民间盗墓者多以“土夫子”“摸金客”为身份标识，技艺体系趋于完善，涌现出诸多以精准盗掘金银闻名的团伙，其中以晚清焦四盗墓案、长沙“嗅觉盗墓者”案最具代表性。

据《清稗类钞·盗贼类》记载，焦四为晚清岭南地区（今广东、广西交界）盗墓团伙首领，其核心技艺在于“听声、望气、试土”三法，尤擅利用自然环境判断墓葬方位。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夏季，岭南遭遇罕见暴雨，焦四认为“雨打山体，空穴必传异声”，遂召集二十余名徒众，分散于清远县境内的大罗山脉各处待命。

暴雨倾盆时，雷电多次击中山体，徒众按焦四指令，将耳朵贴紧地面聆听震动回音——其中三名徒众报告，某山坡处每次雷击后均传来“空洞闷响”，与其他区域的“坚实脆响”截然不同。焦四赶往现场后，又以“试土”法验证：用铁铲挖取地表下三尺泥土，见土层呈“黑褐色，质密且带腐木气息”，断定此处为明代贵族墓葬（明代贵族墓多采用“深葬+防腐木”结构，土层特征明显）。

古墓财宝

确定墓址后，焦四团伙采用“竖井加横井”的隐秘挖掘法：先在山坡背阴处开挖直径约一米的竖井，深度达八米时触及墓葬的“膏泥层”（明代墓葬常用膏泥密封，防水防盗）；随后横向掘进五米，精准抵达棺椁正下方，再向上破壁而入。这种技法的精妙之处在于“不损墓表”——竖井入口被伪装成“雨水冲沟”，横井通道仅容一人匍匐前行，外部完全无迹可寻。

据后续《清远县志》残卷记载，该墓为明代弘治年间曾任广东布政使的李某之墓，棺椁内随葬金银器物极为丰厚：焦四团伙共取出金锭二十余枚（每枚重约五两，刻有“弘治年制”字样）、金丝嵌宝发冠三顶（金丝直径不足一毫米，镶嵌红宝石、蓝宝石共五十余颗）、金质手镯六对及各式金簪、金耳坠数十件。这些金银器物总价值在当时约合白银三千两，可购买良田千亩，相当于普通农户百年的收入总和。

盗掘完成后，焦四并未直接在本地销赃，而是雇佣“挑夫”将金银伪装成“药材”，分批运往广州。当时广州作为通商口岸，洋行买办对中国古代金器兴趣浓厚，焦四通过中间人将大部分金器售予英国怡和洋行，仅金丝发冠便卖出白银八百两。

部分金器因工艺精湛，被洋行转售给欧洲贵族，现仍有两件金簪收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标注为“19世纪中期中国广东地区出土”。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盗掘后，当地村民虽察觉山坡泥土异常，却因“无明确盗洞”无法报案，焦四团伙直至数年后因另案败露，其盗掘明代布政使墓的细节才被官府记录在案。

同期的长沙地区，因战国至明清墓葬密集，孕育出一批以“嗅觉”定位墓葬的民间盗墓者，其中一位匿名老盗墓贼（史料仅称“张老倌”）的案例尤为传奇。据民国《长沙乡土志》记载，张老倌因自幼患眼疾视力不佳，却练就异常敏锐的嗅觉，能通过泥土气味区分墓葬年代：汉代墓葬因埋藏过久，泥土“味淡而带土腥”；唐代墓葬因使用“松香防腐”，泥土“味浓而带焦香”；明清墓葬则因砖石结构与“草木灰防潮层”，泥土“味微咸而带腐草气”。

咸丰三年（1853年），张老倌在长沙县金井镇一带“寻墓”时，闻到某片农田的泥土中带有“咸腐味”，判断地下有清代中期墓葬。为避免挖掘时被村民发现，他想出“造假坟”的掩护之计：先在墓址旁购置半亩荒地，以“葬母”为名修建一座假坟，墓碑刻“先妣张氏之墓，咸丰三年立”；随后组织十余名“送葬者”（均为团伙成员）抬着空棺下葬，敲锣打鼓吸引村民围观，营造“真实丧葬”的假象。待村民散去后，张老倌团伙从假坟墓室内部开挖盗洞，斜向掘进六米，直达真墓的耳室。

此次盗掘的清代官员墓，墓主为乾隆年间曾任长沙知府的王某。团伙在耳室中发现大量金银器物：金元宝十枚（每枚重约一斤，底部印有“长沙府库”字样）、翡翠镶金手镯两对（翡翠为缅甸产，金镯厚度约三毫米）、金质朝珠一串（共108颗珠子，其中十八颗佛头为纯金打造，总重两斤有余）。

此外，棺椁内还发现金质“带銙”（官员服饰配饰）七块，每块均雕刻龙凤纹饰，工艺精湛。张老倌将这些金银器物分批运往长沙城，通过“当铺暗线”倒卖——金元宝售予长沙最大的“裕和当铺”，每枚得银一百两；金质朝珠则被一位江西盐商以白银五百两购得，用作收藏。

古墓财宝

清末至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加剧（如太平天国运动、军阀混战），官府对墓葬的保护力度骤减，民间盗墓进入“疯狂期”。这一时期的民间盗墓不仅规模扩大，还出现“技术升级”——开始使用“探杆”（洛阳铲前身）、“油灯”（判断墓内氧气）等工具，且盗掘目标从单一墓葬转向“墓葬群”。长沙“土夫子”任全生的经历，便是这一时期平民盗墓的典型缩影。

任全生出生于1901年，原本为长沙郊区农民，1925年因母亲患肺结核（当时称为“肺痨”）需巨额医药费，被迫加入当地盗墓团伙。他凭借吃苦耐劳与学习能力，很快掌握“探杆试土”“油灯验墓”等技艺，成为团伙中的核心成员。其盗掘生涯中最受瞩目的一次，是1942年在长沙东部浏阳河沿岸发掘的战国古墓群。

当时，任全生通过当地老人的“传说”，得知浏阳河下游某滩涂地下有“古坟”，遂带领团伙前往勘察。他们使用“枣木探杆”（长约三米，头部为铁制尖锥）插入地下，拔出后观察泥土——探杆带出的泥土中混有“青灰色膏泥”与“木炭碎屑”，这是战国楚墓的典型特征（楚国墓葬常用膏泥与木炭防潮）。

由于该墓葬群埋藏较深（约30米），且存在“积沙防盗层”（战国墓常用积沙阻止盗掘），任全生团伙采用“分段挖掘+木架支撑”的方法：先开挖直径两米的竖井，每挖三米便用松木搭建支架，防止塌方；遇到积沙层时，用竹筐将沙子逐层运出，耗时半个月才抵达墓群核心区域。

此次盗掘共发现三座战国楚墓，虽核心文物为战国帛书（后被任全生以低价卖给文物贩子），但墓中随葬的金银器物亦十分丰富：金带钩五件（造型为龙形，钩身镶嵌绿松石）、金箔饰片两百余片（每片厚度不足0.1毫米，用于装饰棺椁）、鎏金铜壶两件（壶身鎏金层保存完好，壶内装有青铜货币）。

此外，在其中一座墓的棺椁内，还发现金质“剑鞘饰”三件，为战国时期贵族佩剑的装饰部件。任全生将这些金银器物卖给长沙“古玩店”老板李某，其中金带钩每件得银二十两，金箔饰片按重量计价，共得银五十两——这些收入不仅偿还了母亲的医药费，还让他在长沙城购置了一间铺面，暂时脱离盗墓行业。

古墓财宝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民间盗墓已开始呈现“跨区域协作”特征。1946年，任全生曾与湖北武汉的盗墓团伙合作，在湖北荆州盗掘一座东汉墓葬。该墓中发现十八枚金饼（每枚重约半斤，为东汉流通货币），任全生团伙分得八枚，后通过武汉的“船运贩子”将金饼运往上海，卖给外国侨民，每枚获利法币一万元（当时一万元可购买大米两百斤）。这种“盗掘-跨区域运输-海外销售”的链条，成为近代民间盗墓获取金银的重要模式。

纵览古今民间盗墓盗得大量金银的案例，可发现其在技术传承、行动逻辑、利益链条与社会影响上存在诸多共性。这些特征不仅揭示了盗墓行为的顽固性，更为当代文物保护提供了重要镜鉴。

古今民间盗墓的核心技术逻辑高度一致——“精准定位”以减少挖掘成本，“隐秘挖掘”以规避风险。古代民间盗墓依赖“土法技艺”：“望”即观察地形风水（如“背山面水”多为古墓所在地）、草木生长（古墓上方草木因“地气不足”多枯萎）；“闻”即通过泥土气味判断墓葬年代与材质；“问”即搜集乡野传说、查阅族谱，获取古墓线索；“切”即通过探杆、铁铲试土，确定墓葬深度与结构。

古今民间盗墓均形成“盗掘-倒卖-收藏”的完整利益闭环，且各环节分工明确。古代的利益链条多为“本地化”：盗墓者负责挖掘，当铺、古玩店老板作为“中间商”收购金银器物，本地富商、官僚作为“终端收藏者”。部分珍贵金银器物则通过商帮、洋行流向外地或海外（如焦四将金器售予广州洋行）。

值得注意的是，古今盗墓者均存在“重金银、轻文物”的倾向——古代的任全生将价值更高的战国帛书低价出售，仅关注金带钩、金箔。

民间盗墓盗掘金银的行为，对文化遗产造成“物质流失”与“信息破坏”的双重伤害。从物质层面看，大量金银文物被盗卖，部分流失海外（如焦四盗掘的明代金簪现藏大英博物馆），成为民族文化遗产的永久损失。

从信息层面看，古代墓葬中金银器物的摆放位置、造型工艺、数量规格，均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信息——汉代墓中金银多置于棺椁“头、肩、脚”三处，反映“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辽代墓中的金面具、鎏金银冠，体现契丹族的丧葬习俗与工艺水平。盗墓者为获取金银，往往野蛮挖掘，破坏墓葬结构，导致这些历史信息永久丢失。

古今民间盗墓盗得大量金银的案例，是厚葬传统与人性贪婪长期碰撞的产物。这些案例中的金银文物，或流失海外、漂泊异乡，或幸被追回、入藏博物馆，它们的命运不仅是文物保护事业的“晴雨表”，更折射出一个民族对历史遗产的态度。

如今随着国家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完善、考古勘探技术的升级（如无人机巡查、地下传感器监控），以及基层文物保护队伍的建设，民间盗墓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但需清醒认识到，只要金银文物的黑市交易存在，利益驱动下的非法攫取就不会彻底绝迹。

未来，唯有持续强化“预防-打击-追回”的全链条治理：通过大数据分析排查盗墓高发区域，加大对文物黑市的打击力度，加强国际合作追回流失文物，才能真正遏制“尘壤取金”的千年顽疾，让地下宝藏不再成为盗墓者的牟利工具，而是成为传承华夏文明、滋养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