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漕船到盐场：青帮形成过程中活动载体的演变

青帮是中国近代三大帮会之一，更由于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上海三大亨”而名震海内外。尽管青帮的起源还带有许多神秘的色彩，其师承道脉及最终形成的时间也众口不一，但从罗教到青帮这一演化的基本线索已无异议。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次以运河漕船、罗教庵堂、老堂船、江淮盐场为线索，梳理从罗教到青帮演化的各个阶段活动载体的变化。

一、运河漕船：罗教与水手最初结合的纽带

罗教演化为青帮肇始于罗教在运河粮船水手中的流布，粮船水手中罗教组织的出场是青帮形成过程中的第一步。在这一阶段，漕船作为水手们信奉罗教的基本活动场所，既是漕粮运输的工具，也是水手们获取宗教慰藉的精神家园。

我国漕运历史悠久，发生于公元前7世纪40年代著名的“泛舟之役”，即被学界视为“漕运的肇端”，而开凿于春秋末年的邗沟则标志着我国漕运的正式确立。自此以后，漕运制度作为一项重要而特殊的经济制度贯通了整个封建社会乃至近代社会的前半部分，对于维系中央政府政治、军事、经济的正常运转有着巨大的意义，并对各个历史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产生过重要影响。

明清时期是中国漕运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明朝每年漕粮总数约四百二十余万石，最初由驻扎各地的卫军负责挽运，宣宗后，改由南方有漕粮各省卫军承运，南方卫军也就从驻防军性质转化为服劳役的性质。清初沿明旧制，亦由有漕各省卫军挽运漕粮。后改为民运，招募沿河各省水手舵工、破产农民、肩挑负贩、小手工业者承担运粮任务。但漕粮运输的管理和安保，仍由有漕各省的卫军负责，卫军改名旗丁。为方便描述，运粮旗丁、水手、舵工、纤夫等统称粮船水手。

运粮水手生存状况恶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收入微薄。每年漕粮北渡称为“重运”，头工可得工价银六两五钱，舵工五两二钱，水手四两。卸货返还称为“回空”，舵工工价银一两七钱，水手一两三钱。按照雍正年间的物价计算，粮船由南到北往返一次，水手、舵工、头工所得银两，仅能购米五至七石。从回空到再次重运的几个月空闲时间里，官府不予生活资助，粮船水手们只能自谋生计，大多靠佣趁度日，生活维艰。对此，时臣李绂奏称：“臣奉旨催漕，留心体访，数年以来，漕船回空冻阻……益以儿女，苦累难言。”第二，屡遭欺凌盘剥。沿途催取趱稽查官员、闸坝吏胥，各级漕运及地方官吏以及通州的仓场衙门和坐粮厅还要对粮船水手和运丁进行层层盘剥勒索。“东南办漕之民，苦于运弁、旗丁，肌髓已尽，控告无门。”“弁丁有水次之苦，有抵通之苦。何谓水次之苦?其一为买帮陋规。帮有高低，高者丁殷易完，低者丁穷必欠。当检运时，富弁行贿买帮，费至二三百金。”“卫丁当承运时，有卫官、帮官常例”，而且“名目数十，难以枚举”。第三，生命没有保障。沿途水盗土匪河寇的劫掠，风暴凶涛的袭击，都使粮船水手们处于命悬一线的境地。如雍正三年三月十二日，粮船行至江苏江宁地方，“大江之中忽遇暴风，帮内有被漂没者，安庆帮五只，安福帮六只，赣州帮一只。”乾隆五十一年，兴武帮五十九只粮船在山东境内陡遇风暴，多只“刮断头桅，船身碰散，登时沉没”。

漕运水手每年重运和回空累计航程约六千里，长期经受漂覆贻累之苦，加之途中凶险不断，生死难料，促使他们渴望从精神上得到慰藉。这就为罗教在水手中的流传提供了空间。

罗教又名无为教，创立于明成化十八年，其创始人罗梦鸿，又名罗清，山东即墨人，自幼父母双亡，由叔婶抚养，成年后被征入伍，以运粮军人的身份驻守密云卫，日间习武，夜晚诵经。退役后，继续参悟人生真谛和生死轮回，寻求“出身之路”，经过十三年的“苦功悟道”终于修成正果，“到成化，十八年，始觉明心。在十月，十八日，祖成道果；正子时，心开悟，剔透玲珑。”从而创立了无为教，以佛教相标榜，实则佛教之异端。

罗梦鸿曾为运粮军人，终年漂泊于数千里运河之上，备尝人间艰辛困苦，深知舵工水手对于精神慰藉的渴望。因此，在其教义经卷《五部六册》中，罗梦鸿通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对生死问题加以渲染，宣扬死后的可怕，悲叹人生的短暂，抒发对常年流落他乡者的同情，激发人们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同时宣称劫难将至，如果信奉该教，将可以得到“无生老母”的拯救，过上美好的生活等说教，对于苦难中的舵工水手来说自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所以，在明代中叶罗教兴起后，漂泊在京杭大运河上的舵工水手们，便纷纷投入罗教的怀抱。而舵工水手们相依为命的漕船自然也就担当起了数千里运河线上罗教扩散的载体。它们不仅是粮米运输的工具，同时也是维系罗教信奉者之间的纽带。

罗教与漕运水手开始发生联系的大致时间是在明末。雍正七年，嘉兴帮水手刘把式的师傅罗道供称：“自罗祖至今有八辈了”，这与青帮秘籍所说的“家里历史已经有……三百余年了”、“吾道自明末清初渡化众生”等内容基本相符，但具体时间无从考证。

二、罗教庵堂：粮船水手罗教组织的生死依托

运河沿岸罗教庵堂的广泛建立，是罗教在粮船水手中的影响不断扩大的产物，既标志着粮船水手中罗教组织的正式形成，同时意味着水手们从单纯的宗教精神需求向物质互助层面的转化。

运河沿岸的罗教庵堂，至迟在明代末叶即已出现。据文献记载：“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人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兴罗教，即于该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于是有钱庵、翁庵、潘庵之名。”自钱、翁、潘“三祖”建庙传道以后，漕运水手“相率皈依”，罗教庵堂也就逐渐成为年老无依、残疾或穷苦水手们的驻足之处。水手们在此不仅可以住宿，而且可以得到庵堂垫给的饭食，等到来年重运得银时再行归还。水手年老病故之后，还可以埋葬在庵堂附近的义冢。据史料记载：“粮船水手俱系山东、北直各处人氏，回空之时，无处住歇。疾病身死，亦无处掩埋，故创设各庵，俾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由于庵堂为罗教水手提供了这些帮助，“以至日久相率归教”，“在庵者俱系罗教，嗣因水手众多，续又分有七十余庵。”“每年粮船回空，其闲散水手皆寄寓各庵，积习相沿，视为常事”。

罗教庵堂成为粮船水手们的互助中心之后，以罗教庵堂为活动载体的粮船水手中罗教组织也正式形成。这种粮船水手中的罗教组织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成员结构比较简单，基本上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粮船水手，二是替粮船水手服务的手工业者，三是沿途纤夫和临时船工；第二，呈现出亦教亦会的性质，据乾隆三十三年浙江巡抚永德查报杭州庵堂情形，谓系不僧不俗之庙宇，徒众有吃素念经者，有不吃素念经者，这说明罗教庵堂已非纯正的宗教场所；第三，形成了比较严格的辈分、师徒等级制度，“均以清净道德，稳诚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元明兴礼，大通文学二十四字作为支派。凡拜师习教，各按字辈流传，仿照释教，授以三皈五戒，并诵习《泰山》、《金刚》等经，以冀各分党羽，彼此照应。”在该类组织内部，宗教头目既是精神领袖，又拥有世俗特权，对其徒众有一定的人身支配权力，“一切任其教主指使，捆缚、烧炙、截耳、割筋，毫无忌惮，为害殊甚。”因此，粮船水手中的罗教组织已经与传统的罗教宗教组织大相径庭。

雍正五年，江淮七帮水手与浙江金衢所帮水手互殴案发，漕运水手中普遍传习罗教的情况始为地方当局获悉。以此为导火索，清政府开始了大规模查禁罗教庵堂的行动。浙江杭州一地即拆毁了40余处庵堂，没收了庵堂所藏的经卷、佛像。江苏巡抚陈时夏于雍正六年正月在苏州等地查出阎庵、俞庵、王庵、李庵、倪庵、刘庵、马姓庵、施茶庵、西来庵等十二处庵堂。陈时夏建议将“所有房屋尽行入官，拆变公用，以杜根株。”为防止罗教庵堂被查禁后水手们无处栖身而滋生事端，雍正年间对罗教庵堂的查禁基本上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雍正皇帝谕旨云：“惟在地方官随事因人分别轻重，首倡生事者不可不惩，无知附和者量加宽宏，未有尽行解送来京之理。惟期化导愚顽，去邪归正，以杜蛊惑人心之渐”。因此，各地方当局仅没收庵堂的经卷、佛像，改庵堂为水手居住的“公所”，力图改变庵堂的性质，又不激化与水手之间的矛盾，从而保证漕运的正常进行。

经过雍正五、六年的查禁，漕运水手从教者并未减少，而且居住在“公所”里的水手，不久便死灰复燃，继续信奉罗教。以至乾隆三十三年再次查禁水手中的罗教。在此次查禁过程中，乾隆皇帝吸取了雍正年间的教训，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该年九月十日，江苏巡抚觉罗永德上报乾隆皇帝，欲将浙帮水手在杭州北新关外的三十余座罗教庵堂“毁去庵名，改为公所，止许回空时暂为栖止。”此举受到乾隆皇帝的斥责：“其恶习难返，非彻底毁禁不能尽绝根株。……况此等游手好闲之人群居一处，必至滋生事端，于地方又有何益。著传谕永德，除本案从重办理外，所有庵堂概行拆毁，毋得仍前留存，复贻后患。”

三、老堂船：罗教水手行帮权力系统的生成运转

乾隆三十三年罗教庵堂被毁后，粮船水手中罗教组织的活动中心已不复存在，栖息于此的老弱病残水手也失去了生存的依靠，于是被迫把活动中心从陆地又转移到船上，建立了“老堂船”。老堂船的出现，在青帮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以此为载体，帮会权力系统正式生成，粮船水手中的罗教组织完成了向漕运水手行帮的转化。

关于老堂船最早的记录出现在清嘉庆十三年，据“赴浙江杭州头帮粮船拉纤”的山东流民王言供称：“粮船上素来供奉罗祖，护庇风涛。其供奉罗祖之船名老堂船，设有木棍一根，名为神棍，奉祀罗祖之人名老官。”

新建立的老堂船，很快成为罗教水手行帮的权力中心和议事场所，由其帮中辈分最高、资格最老的“老管”组成一个管理机构。该机构比起罗教庵堂，组织更为严密，权力更大，执行力更强。以往管理庵堂的人，多为年老无依的水手，他们与来庵堂内栖息的水手之间，并不存在上下等级关系，仅仅靠为水手服务以赚取微利，借以维持生活。而水手行帮里的“当家”，则是对水手享有领导权的首领，甚至对入帮的水手握有生杀予夺的特权。而由当家所组成的领导阶层，则是具有控制全帮的权力机构。经过如此演化，粮船水手行帮也就从过去比较松散的互帮互助组织，开始逐步向严密的帮会组织转化。

随着罗教庵堂转移到老堂船上，粮船水手中罗教组织的性质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宗教色彩更加淡化，帮会的互助性却更加明显。他们以“帮丧助婚，济困扶危”相号召，“每水手所得雇值按名提出若干，收存生息。遇水手患病医药或身故买棺，则老管即于此项内酌量资助”。“是以顽蠢之辈，利其缓急有恃，乐于从事。”所供奉的“罗祖”，也从教门祖师转变为水手行帮的行业祖师。在帮内部实行严格的家长制统治，“水手滋事，必送老管处治，轻则责罚，重则立毙，沉入河中”。各帮酷刑甚多，诸如烧炙、棍打、截耳、割筋等，不一而足，名之曰“替代祖法”。

早在雍正、乾隆年间分属于翁庵、钱庵、潘庵的粮船水手，到晚清时已形成三大分支，“翁安呼为大房，钱安呼为二房，潘安呼为三房”。翁庵与钱庵共称为老安，潘庵一系称为新安。新安与老安之下又各分小帮，“钱安分为钱安、陆安、王安、刘安、八鲜安、严安六支；潘安即新安亦分四支。……嘉白帮钱安六支，翁安一支，总名为老安，每安立会首一名，为七老会。”各帮之间为了互相争夺势力范围，彼此间经常发生械斗。如道光五年，浙江秀水县城外的各帮，为了争夺新造漕船，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械斗。最后各帮死伤数十人，情形非常惨烈。

随着粮船水手行帮组织帮会性质的加重，其破坏性活动也日益增多，暴力和反社会倾向更加明显。首先，他们和“风客”相结合，进行贩私活动，粮船贪风客之余利，风客恃粮船为护符，大肆“盗卖漕米，渗水和沙，或私带客货，冒渡关津”，“随帮风客除本分利、坐占淮盐数十万引纲额，勾引枭匪，肆行无忌”；其次，滋扰百姓生活，暴力活动不断，“浙江、湖广粮船因怀挟私忿，彼此争斗，持戈放箭，杀伤者多。逞其凶顽，肆行无忌。又闻前岁之冬，粮船守冻在山东地方，竞行抢夺，扰害居民，去岁回空，又闻强取百姓衣物。”“粮船过境时，其党必上岸滋事，或盗或窃，无恶不作”。公然设置“溜子钱”、“窝子钱”、“性命钱”、“绞关钱”等名目向旗丁勒索，向航行运河的商船民船进行骚扰、敲诈，甚至明目张胆地用漕船阻塞河道，对通行船只索取“买渡钱”、“排帮钱”等，“受损害的商民，以州县不肯查拿，未敢上控；州县兑粮畏其排斥，置若罔闻。”

四、江淮盐场：青帮最终形成的温床

清咸丰年间，安清道友的问世，标志着罗教粮船水手行帮完成了向近代帮会的最后转化，作为近代三大帮会之一的青帮正式形成。尽管青帮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但江淮盐场在其中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

咸丰三年(1853)，清廷改漕运由河运为海运，原以老堂船为活动载体的粮船水手行帮，被迫弃船登岸，另谋生计。两淮盐场成了首选之地，粮船水手行帮与长期活跃于该区域且素有往来的私盐贩组织青皮党相互融合，最后形成青帮。

两淮盐场之所以成为粮船水手行帮向青帮转化的根据地，是与其社会经济环境和历史因素密切相关的。两淮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产盐基地，盐课至多，“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食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历代政府一般都对其生产、销售实行严格的控制。由于各地各级盐政衙门官吏的需索盘剥，官盐价格高昂。在此背景下，食盐走私便成为一条摄取暴利的捷径，从而导致两淮地区自古盐枭充斥。到了清代，这一地区的盐枭贩私活动更为猖獗。乾隆五十一年江南提督师懿德曾指出：“江北江南私盐充斥，枭徒聚众贩私，……船载由三江营处运卸，以车推担挑各处，成群贩卖，一遇巡捕人役，自恃枭众捕寡，执械敌巡盐人役，轻则带伤，重则致命。”李熙也奏称：“淮扬一带地方，有山东、河南流棍，聚集甚多，兴私贩盐……捕役寡不敌众。”

随着盐枭团伙的发展，其组织也更加严密：“枭徒之首，名曰‘大仗头’，其付名‘付仗头’，下则有秤手、书手，总名曰：‘当青皮’。”他们占据码头，设立据点，划分势力范围。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给两淮盐枭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由于战乱，清政府对这里的私盐贩运无力控制，使盐枭活动比往常更为猖獗。

早在罗教粮船水手行帮时期，粮船水手就与贩私盐枭团伙有了联系。据道光十一年五月邓廷桢奏称：“有一种匪徒盘踞码头，专为粮船通线散销，从中取利，名为青皮。”这些青皮与粮船运丁、运弁有着良好的关系，“有随帮上下为水手售私渔利者”，“有并不随帮上下，而盘踞村镇码头，窥伺粮船到境者”。

基于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漕运改道后，罗教粮船水手行帮纷纷投向两淮地区，与青皮党开始融为一体，故清吏惊呼：“青皮党、安清道友者，引类呼朋，恃众把持”，已成“不可解之势”。光绪十五年，清吏查明“出没于苏、松、太三属”的私盐贩有“粮帮”、“光蛋”、“巢湖”三种，“巢湖最悍，光蛋、粮船时附丽以行，众指为‘枭匪’者也”。

最早从粮船水手行帮向帮会转化的是安徽安庆地方的安庆帮。按照李世瑜先生的研究，大约在清嘉庆年间，在安徽省安庆府的粮船水手行帮，已经在原来粮帮组织之外，独立地结成一种秘密结社，称作“安庆道友会”，简称“安庆道友”、“安庆帮”、“庆帮”。安庆道友只是青帮形成过程当中的一个典型，在江苏淮安的安东、清河一带，则出现了名为“安清道友”的组织。其成员最初主要在运河、淮河交汇地带从事走私特别是贩卖私盐，同时也进行一些欺行霸市等扰乱社会秩序的非法活动。“最初的安清道友，似是以其自身的活动地点命名的，它并不具有政治内容和其他含义”。

总之，由于历史与现实的机缘巧合，晚清漕运改道后，大量失业的粮船水手和纤夫等汇聚江淮盐场，与当地青皮融为一体，逐渐转化为专门从事走私、贩私和抢劫活动的武装贩卖私盐集团，这就是早期的青帮。（节选自《求索》，2014年第10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